杨禹：十八大报告回答了党和国家发展的最核心问题（2）

4.五个“深刻领会”

最后剩下个5。习近平总书记在大会闭幕之后，一次政治学习当中，他作了关于怎么学习十八大的长篇讲话，这次当中把用了5个“深刻领会”来概括了整个十八大内容。等于他用自己的逻辑把十八大的核心内容梳理了一遍。所以我觉得这五个深刻领会是我们认知十八大精神的又一条线。

《人民日报》发了他的全文，大家可以找找看，网上也有，大家可以去新华网上面看。其中有几个点说一下。

比如说，我们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是根本成就；第二，它是由道路、理论、制度三位一体构成的；第三个，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总依据、总布局和总任务是什么？要深刻领会；第四个方面，我们要对党有新的要求，提出了八个要求。坦率说我宣讲十八大，我也记不住，觉得这个需要大家慢慢领会，可能最头疼是今年考研学生，他们可能马上要背下来，我们也不用背，我们慢慢领会，其中很多道理是一直大家都理解的东西。最后一个深刻领会是，中国共产党是我们事业的坚强领导核心，里面特别重申了锦涛同志提的四大考验、四大危险，分别是执政考验、改革开放考验、市场经济考验和外部环境的考验，这四大考验其实就是一大考验，就是执政的考验。因为后面的三大考验，改革开放考验、市场经济考验、外部环境考验，这些之所以成为考验，都因为中国共产党在执政。你不执政你也犯不着操这个心，正因为有了第一个执政的考验，才有了后面的考验。

四大危险也是同样。最早是胡锦涛同志去年7月1号建党90周年第一次提出来的。精神懈怠的威胁、能力不足的危险、脱离群众的危险和消极腐败的危险。坦率地说这四大危险归纳得很到位了，把话说的很极致。这次大会报告说反腐败如果搞不好，会亡党亡国，该说的狠话都已经说够了，现在在于具体怎么做的问题。这个狠话在党的最高领导人反复重申是有意义的，而我们发现全党包括老百姓对中国共产党最高领导人把自己党的危险说到这个程度并没有注意太多，甚至我们党内的同志包括新闻工作者也不太注意。

接下来列举了几条，是我们中央提出选新一届中国领导集体的机构人选的条件。我们选拔新中央委员经过了一年多非常复杂的选拔程序，但是也有白纸黑字的条件，这是中组部后来公开的，列在这儿能看得清的领导同志大家也可以看看。这是我们对中央领导干部的基本要求，仔细一看虽然是对中央委员的要求，但是其实跟各级党的干部要求都一样。这是党的标准型说法。那天新一届常委见面，我也在演播室里，很多关注见面的同志也看到我了，我跟大家一起苦苦地等待常委出来，后来网友奚落我们，说我们的演播室里，我跟康辉是“世纪话痨”，就看你们在那狂说，他们实在说不下去了，他们已经快崩溃了。

其实我们也没崩溃，因为我们当时做了准备，我们准备他们最晚在12点半出来，最后是在11：53出来。十七大的时候是11：40出来，对外说11时许，最后是11：40。本来想新一届怎么样要比上一届快一点，结果没想到还是53分出来。后来微博上更多人一边等一边奚落，说为什么出不来，还没排好次序，或者说吵起来了。

据我了解没那么多麻烦，就是前面的一中全会也要选举中央委员、政治局委员和常委，前面的选举拖堂了，就是有一点慢了，最后十一点半一中全会才结束。七个常委出来还得休息休息，最后53出来的。那天在他们出来之前，领导出来的时候，当时演播室也说到对新的领导集体的期待。当时我说了“三个期待”，我尽量把老百姓的要求和党员的要求融合到一起，第一个是政治坚定；第二个需要他们有开创历史的勇气，其实说白了就是希望他们在很多重大的问题，包括反腐败和改革问题上能够有勇气往前走一走；最后一个期望他们公道正派、团结同志，希望做人民的服务员和好朋友。当然很多党内外的同志都看到了。

两周以前，北京市委组织的十八大宣讲团成立的那一天，北京市的郭金龙书记先给宣讲团的主要成员座谈了一下，当时郭书记见到我跟我握手也开玩笑说：杨禹同志，常委见面那天你表现得很坚强，说你在那儿扛了很长时间。我说你也看？（郭书记说）我们开完中央全会以后，政治局委员和中央委员按说就散会了，但是我们很多同志没走，因为我们也想看现场委员见面，如果要走的话，正好在路上就耽误了。所以他们都在大会堂看我们的直播。郭书记跟我说，你那天说最后说六个字，说“服务员”、“好朋友”这六个字归纳得很有特点，我记住，我说要借用一下，我准备用用。

后来我注意到，上周郭书记在北京市的讲话当中就说了，他说我们的党员应该成为群众的服务员、好朋友。他最后的要求是希望党员都要做群众眼中的好人，但是如果说只要求做好人还不够，做好人是基础，党员不仅要是好人，不仅从道德上做好人，还要在制度上约束。不仅要做好人，还要做能够引领中国发展先进的力量。这不是“好人”这两个字概括的。可能郭书记强调在群众面前首先要做到人。

二、十八大报告中的关键表述

接下来说几个十八大报告当中关键表述，这些我认为是比较重要的，在这个框架之下的。

1.三个台阶

比如说第一个，“三个台阶”。整个十八大报告用了四千多字很详细地总结了过去十年的成就，里面我觉得用一句话概括，就这一句话很生动，它说：我们过去十年迈上了三个大台阶。三个大台阶其实是三个维度：一个是生产力、经济实力迈了一个大台阶，再一个人民生活、居民收入迈了一个大台阶，第三个是我们综合国力、国际形象和影响力。这三个大台阶的说法一句话把十年成就概括了。

2.既不走封闭僵化的老路，也不走改旗易帜的邪路

还有一个就是我们“既不走封闭僵化的老路，也不走改旗易帜的邪路”。这句话很重要，而且说得很生动，也讲的是旗帜和道路的问题，这句话可能是非常重要的。

我记得 8号大会开幕式那天，我们做直播，胡锦涛同志做报告的过程中，我在演播室里面跟党校教授还有康辉，我们讨论锦涛同志大会报告做完了，按照规则他做完了，我们从现场回演播室还要解读几分钟，这虽然时间很短，但是总书记做完报告，几亿人看的时候第一时间做解读，所以这几分钟我们解读什么带有一定的引导性。因为我们知道全党都要求党员干部第一时间看，那天上边也没有给我们的要求或者提示，或者说杨老师你先解读，党管我们的人也很信任我们，就让我们自己挑。我们一边听一边琢磨，但是我们手里拿到了文字稿，我跟党校教授不约而同地说第一时间解读，如果从整个报告挑一句话，最重要的我们都挑这一句话，这句话一定要先说说。所以回到演播室我们俩先后都说到一句话：刚刚听的总书记的报告，不走老路，不走邪路这句话我们印象最深。后来节目完了，过了一两天上面传下来各种传话，说有关领导看了简报，说央视的评论在第一时间挑的这句话还是比较准。这是这个报告里面值得我们品味的一句话。

3.三个公平

还有一句话，“三个公平”。包括里面说了一句话，我们要建立以权利公平、机会公平、规则公平为主要内容的社会公平保障体系。这句话我个人认为是整个报告里面说的比较超出我们预期的有突破性的话。第一次提出加强社会公平保障体系，而且说了有权利公平、机会公平和规则公平。当然很多同志说，报告就提一句，这些在我们生活里面到底怎么实现？那不是一句话就解决，而且老百姓越来越重视公平问题，就说高考的问题，最近社会争论很大，这里面就是涉及到三个公平，既有权利公平、也有教育机会的公平也有整个规则的公平，涉及到方方面面。到今天为止看到的措施还不多。但是党的最高领导人把这个话说到报告里面去，这毕竟还是从指导思想上突破了一下，开创了我们今后追求公平建立公平更好的指导思想的环境。

4.基本国情

还有一个就是基本国情，这次报告里面我觉得用了很多篇幅强调全党更加重视中国的基本国情。这是其中一段话。关于国情我们越来越发现，怎么去看待很多的社会矛盾它，包括不均衡的国情，我们在考虑问题的时候包括评价我们某级政府好坏的时候，越来越需要同时考虑到相关国情是什么，否则我们会产生很多疑惑。

举个例子，比如说最近全社会很关心的一件事，也是让我们很心痛的事，就是贵州五个孩子被闷死在垃圾箱里。我想大家都知道这个事。这件事讨论当中有一个细节很有意思，当时当地政府为了平息大家的愤怒，事情爆发之后第三天，很迅速就给当地八个干部做了免职和停职的处理。处理这八个干部的事宣布之后，舆论场上的反应很有意思，如果说过去某个地方政府老百姓受了委屈或者说政府没有尽责，出了这样的公共事件，党和政府处理地方干部，处理完了以后一公布我们舆论场上绝大多数人多数人的反应是处理得不够严，这个处理就是走形式走过场，你停止过两天就官复原职，免职过两天就另有任用，就认为你处理得不够严。这次讨论虽然有人认为处理得不够严格，但是舆论场上有特别多的声音，甚至占了一半以上的声音是另有说法的，一定程度上替他们鸣冤叫屈，说几个孩子不上学、老逃学出去玩出了事，如果这个就把教育系统干部、民政干部、街道干部都给停职、免职了，这对我们干部的要求太高了，你把我们的干部当成保姆一样看待，如果这样那我们的基层工作没法儿做了。认为是在当地更高的党委政府在舆论之下拿这八个干部挡挡事，而且很多人认为主要责任在家长。非常多的同志举例子，这种情况如果出现，美国家长肯定坐牢，别说孩子给闷死了家长要坐牢，在家里打孩子让邻居看见了报了警，你都有可能失去孩子的抚养权。美国地方政府官员不会因此免职，主要是家长承担法律责任包括监护人。这是我们很多讨论这个问题的想法。

我个人的看法是家长有很大责任，不能说家长没有责任，但坦率地说地方政府的干部也有责任，这个责任大小不能简单跟美国去比。很简单，因为国情在这一点上差异极大，美国今天社会是发达国家稳定的社会结构，孩子除了极少数情况，绝大多数主流生活状态是跟家长生活在一起，所以才有法律的要求，对家长和监护人的责任规定得如此细致和严格。但是今天我们的中国是有数亿的家长，不得不抛下老人和孩子离开家打工，这五个孩子是三兄弟的五个孩子，其中有一个孩子父母在当地，另外四个孩子的父母都在深圳打工，这四个孩子是标准的留守儿童。如果在这种情况，按照美国社会的要求、公共道德的要求、价值观的要求，我们要求家长对孩子负绝对的全责，如果这样的要求我们的家长意味着我们有数亿的家长，特别是外出打工的家长，他们要么把孩子紧紧地带在身边，而且他打工的地方还不能给他的孩子提供足够的稳定的成长以及受教育的机会。那么不带着孩子走，要么就为了完成法律责任只能不打工了，看着孩子。在今天，特别是中西部地区让上亿的人做这样的选择是不可考虑的，他首先要打工，解决生计问题。所以在我们今天的国情之下，特别是中西部留守儿童比较集中的地方，干部、教育系统、民政系统包括街道那些干部，恐怕不得不基于这个国情承担责任。后来马上他说我们痛定思痛，逐一排查留守儿童，建立财帐，然后动员我们街道、民政、教育部门包括学校的老师一对一的盯着，要把留守儿童做好。我们看到社会突发热点的问题，还是要考虑国情。

5.三个自信

这次报告当中还有一句话“三个自信”。可能大家都知道，说我们要坚定道路自信、理论自信和制度自信。道路、理论、制度针对就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道路、理论、制度。我当时读报告的时候发现有一个惊叹号，报告的三万字的全文公布以后，我就把整个报告顺了一边，我想看看这个报告用了几个惊叹号，一找发现其实不多，一共只用了四个。

第一个开始总结十年成就之后，对全党全国人民表示感谢的时候用了一个惊叹号；另外两个在报告结尾的时候，一上来说“同志们”有一个惊叹号，最后我们要开创更加美好的未来用了一个惊叹号。这一看就很有意思，另外三个惊叹都是用在相对单纯的语气词当中，只有这个惊叹号用在了具体的要求当中。要求我们坚定道路自信、理论自信和制度自信。只有它用在比较实的地方，所以它所表达的含义是什么，各位老师一定很清楚。

6.全面建成小康社会

接下来说说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全面建成小康社会这讨论了很多，我们的目标报告里都有，讨论的过程当中媒体在提，最关心的是什么？是那个翻番，就是“到2020年我们要实现国内GDP比2010年翻一番，特别是城乡人均收入到2020年翻一番”，媒体看到这个之后，各个主流媒体报道最多的就是这个。因为这个指标大家觉得最形象，能够抓得住，是一个数量指标而且是翻番的目标。面临这样的指标公众可能讨论得最安心。怎么来理解把握这两个翻番？我想跟各位交流一下。

首先看要实现这两个翻番，如果只从数字上看并不难，因为我这儿列了，一年一个数据要想满一番，平均每年就是增长7.2%，这个数很容易算出来。只要我们一年增长7.2％就可以，而且今年已经是2012年，我们2011年完成的指标很不错，算未来八年的话我们每年只需要增长6.8％。2006年，十一五期间城乡居民的人均收入增幅都在7.2％以上，城镇局面年均增长9.7％，农民增长8.9%。去年十二五的第一年，城镇居民收入增长是8.4％，因为经济下行的影响，但是农民增幅加快了，特别是年前大量的农产品操作，我们保证农产品流动秩序上做了很多，最见效就是让农民获得收入更加有保障，所以去年农民收入增长11.4%，从数据上看未来几年7.2％、6.8％并不难，但是这个问题的解决不能这么简单地理解，因为我们还要从这几个角度来解。

第一个，两个翻番首先要冷静地看，虽然大家对两个翻番非常重视，但是两个翻番不能做过度的解读，坦率地说做的解读有点过度了。各级讨论的时候也有点过度，因为它并不等同于全面建成小康社会，不是说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目标当中只有这一句带量化指标的，我们就看到2020年完成这项指标就全面建成了，没有完成就没建成。这个目标不能跟全面建成目标分开，它只是全面建成小康社会五个方面目标当中经济的方向其中一部分指标。

媒体过度解读民生的后果

再有一个，媒体这几年总是有习惯，对于改善民生指标做过度解读。虽然大家可能会说，改善民生不就是大家最关心的事情吗？特别是基层政府，最主要做的就是改善民生的事，我们作为老百姓，我们也期待这个社会改善民生的服务再前进一点，为什么媒体做过度解读，这个跟我们媒体工作的内在规律有关。

比如说当一个报告今天公布，比如说我是《北京晚报》的编辑，上午市长把政府工作报告念了一遍，下午报纸要见报，我要解读市长报告，我作为编辑我的想法很简单，我的读者他们最关心什么？他们一定关心改善民生的事，那好了，我从上午市长的报告里面，那么长报告，我一定把大家最关心，而且是大家能看得懂的新的要求、新的承诺弄出来，作为我报道的主题，再请专家解读一下，作为今天报道的主要内容。《北京晚报》可以这么做，明天早上见报的《新京报》的编辑晚上干活也会这么做，所有的媒体人都会这么做，包括我们中央媒体，中央媒体也会想公众最关心什么，也是改善民生，那我也先挑改善民生的东西拿出来做报道。这么看每一个媒体人都没有做错，因为这是新闻的规律。但是当所有的媒体人都不约而同地按照自己的规律做的时候，他所呈现给公众舆论场上的结果好像也很好，说大家全民关注改善民生。

但是一定程度是有扭曲性的，它扭曲了让这份报告里面没有跟改善民生直接相关的，其他部门的重要内容，相对来说没有被公众认知。

有人说第一轮报道最关心的，第二轮再报道其他的内容，有的时候可以。今天我们中国社会变化很快，新闻很多、热点很多，当我们卯足劲一轮解读后，大家的关注点马上就转移了，老百姓的关注点也转移了，我们媒体的兴奋点转向下一条新闻了，关于报告的解读结束了，一个报告如此，几年之中每个报告都这样做的话，长此以往慢慢地积累出一个负面的作用。

它的好处是让大家更多地关注改善民生，负面作用是每一次报告里面我们党和国家的领导者对全局的部署，只是有一小部分公众全面认知，一大半不能被公众相对认知，这些内容坦率地说跟老百姓也很有关系，也许它跟改善民生也相关，只不过是稍微拐小弯间接相关。比如说我们报告里面生产力布局的部署、区域发展包括改革部署，这些内容可能媒体觉得稍微弯了一点弯，就再也不选它，但是我们的老百姓当中只有极少数人有兴趣或者有这个精力，他自己主动到网站把报告下载下来，然后全面地看一遍，绝大多数老百姓是媒体报什么我看什么，媒体告诉我知道，我就知道什么。

第一个副作用就是对报告的认知不完整，好像没有什么危险，你们搞专业的人知道就行，但是今天的中国不是这样。过去这几年，特别是一年多以来，很多社会矛盾不是因为老百姓对改善民生不满意，是因为老百姓对你做别的事不熟悉、不认知，进而他认为对改善民生也产生威胁。

比如说大家都知道过去一年我们重大的化工项目在所在地都引发极大的社会矛盾。十八大之前一个多星期，在宁波成千上万的市民上街游行，当地PX一个化工项目，网上说这个项目在宁波建，对空气污染非常严重，严重威胁我们的生命安全和健康。这个项目已经臭名昭著的，因为这个项目一开始一在厦门建，厦门老百姓上街游行，几万人在街上散步，说坚决反对PX项目在我们厦门建，后来厦门市委市政府宣布不在厦门建了，然后这个项目大连要建，消息一传出来，大连老百姓上街了，都开始冲击市政府，说厦门不建凭什么让大连市民承受环保的压力，然后也天天围着市委市政府，最后市长到面包车顶拿着喇叭喊，说我们尊重市民的意愿，最后研究决定不上这个项目了，大连市民欢呼胜利，网上上亿的人也围观，说这是街头民主取得的胜利。这个项目后来又流窜到宁波，宁波人又上街，事后我跟央视的同事说，这事没什么意外，过两天就宣布宁波也不建，果然宁波市委市政府宣布再也不在宁波建了。

前几年在四川的什邡，有一个项目，据说有很大化工威胁的项目，同样引发了争论，而且比较剧烈，当时冲击市委市政府。最后环保者把市长拉出来，跟老百姓对话，最后市长的上衣被扒光的，是因为散布游行的人自己做了背心上面写反对这个项目，他想让市长也穿上这个项目，结果威胁着被扒光了以后还没穿上，市长被救出来，但是市长光着膀子的照片到处流传。同样事件在江苏启东也是这样，一个有污染的化工厂也把市长给扒光了。

这样的情况一再发生我们不得不思考，这真是一次简单的尊重民意就完了，就这么简单的一件事吗？每当地方的老百姓欢呼胜利把项目赶跑的，其实在整个过程中当地的老百姓包括在网络上围观这件事的我们，绝大多数人真的没有去关心这个项目是什么项目，也不关心这个项目到底将来在哪里，PX刚刚被宁波人轰走了，过几个月它又在哪儿冒出来，当地老百姓都比着，厦门、大连、宁波都把它轰走了，凭什么在我这儿。但是我们是不是需要冷静地想，我们今天中国到底需要不需要这些目。有些网友说了中国就不应该建，老百姓环境健康是至关重要的，但是今天中国仅仅做这一个选择吗？也许我们要越来越重视这个问题，但是我们还要考虑中国经济的快速发展，我们的发展当中需要不需要这些项目，业内的人士告诉我们是需要的，因为它生产的几乎是所有的塑料制品的原料，如果为了环保要求，决定在中国的土地不要这样项目，那意味着我们要到国际上买这样的材料，人家说我们中国人有钱就买，关键不是这么简单的，你连这些原料都需要到国际上去买，你的经济安全其实没有保障，很危险，人家可以卖你也可以不卖你，当你跟主要供应国发生政治上的冲突的时候，他可以直接断你的货。

第二你买来了，价格远远高于自己的生产的，最终的价格最后就是老姓的洗脸盆比现在要贵很多，最终还是影响的民生。也许对于我们这个国家需要这个项目，我们要考虑的是到底怎么让这些项目选一个它真的该呆的地方，而且跟老百姓处理好关系。有的网友说我们中国那么多地方，扔在西北的戈壁滩上建不就行？还不行，因为技术要求必须靠近海边，而靠近海边建项目的地方往往靠近城市，全世界所有的项目都是这种地方，所以这是我们今天不得不面对的选择，如果说我们引入西方的民主，让当地老百姓投票，何必上街呢？一半人坚持就进来。那么西方民主也解决不了这个问题。

前不久我们自己单位，请来了在加拿大工作几十年的著名城市规划学者，他跟我们讨论这个问题，说加拿大人遇到这种情况怎么把？加拿大经历过很多这样的项目，我们那个城市都有一条输油管，30年前提出开始建，到今天还没有开始建设。因为已经讨论了30年了，永远不可能所有人都统一，然后当所有人不能统一的时候这个项目就建不成。我们的城市想兴建两个楼，我们是城市规划学者，我们跟这个楼相关的所有市民多可以来发表意见，说这项规划从提出需要建，到今年刚刚开工，已经11年，这个民主好像是非常民主，但是坦率地说，他也认为这样的民主搬到今天中国来，让宁波老百姓搞一次该不该把PX项目建在我这儿，别说十年、二十年都建不上，对于今天中国来说这样的民主低效率是发展中国家没法儿接受的。加拿大、美国可以接受，是因为它总体上的发展多不多油管、多不多几座楼不是最要命的，它容许有足够的宽容度让油管晚建30年。但是今天如果让这多这么多项目都在这样的民主机制下去全面充分协商，如果这样的话，中国的发展迅速要停步了，那对我们改善民生的影响怕不仅是化工项目的问题。

今天我们怎么解决这个问题，唯一可以选择，去探索的路径，可能是我们现在的机制下，让老百姓更早知道这个项目，参与到这个这个项目的过程中。就像四川什邡出现钼铜项目以后，有一次我到四川去，四川当地的领导讲，我们反思这个事有两点没做到：第一我们的项目环评当中，征求公众意见，坦率地说有点糊弄，第二个这个项目其实早就写进四川省的十二五规划，也写进了四川灾后重建的规划，写进了德阳市什邡市当地各级的十二五规划，也在广播、报纸、电视上说过有这个项目，但是之前从来没有主动想过，媒体也不关心这个项目到底是个什么具体情况，给老百姓带来什么印象，等到老百姓上街了，当地政府才回过味来了，赶快用广播车用大喇叭跟街头的老百姓讲，然后当地的电视台播，说这个项目给我们的什邡的老百姓有多少好处，这个税收能够变成改善民生的什么具体措施，每年能解决三千个就业，然后这个项目有一点环保的潜在风险，我们用什么样的制度性的措施控制。他这会儿讲已经不管用了，因为这会儿老百姓的情绪已经上街了，这会儿老百姓已经不管你的项目怎么回事，老百姓关心的是警察放不放催泪瓦斯，关心的是这个问题，然后等到人家宣布项目不干了，一哄而散，项目也不在这儿建了，我也不去关心它了，从头到尾，什邡老百姓没搞明白这个项目利弊在哪儿，所以这个时候你已经过提前让公众了解我们产业布局和一些重大项目，它的存在的必要性，然后大家怎么来把风险分担，这是改善民生当中遇到的难题。

第二个难题是：当我们改善民生比较过度地解读的时候，老百姓可能包括我们自己对改善民生的要求在提高，我们心理期待很高，从老百姓角度讲这个心理期待是对的，我们不能说老百姓你不能有这么高的期待。但是一个国家推进它的发展，特别是党和政府推进工作的角度来说，特别是我们的地方干部处在这样的舆论氛围之下，他的政绩观在悄然发生变化，如果说十几年我们的领导干部，那个时候我还是一线记者，我经常去各地采访，遇到我基层的领导干部，问他都干了什么，他最爱说的是我新修大马路、建了大高楼把点亮了，那个是当时最体现政绩的方面。后来这种事发慢慢少了，因为学术界媒体都批评，说这是一个过于表面化的政绩观。

但是现在的地方干部，特别是年轻的想在地方尽快干出成绩然后要进步的干部，他清楚地知道今天老百姓最爱听的是我改善民生的事，媒体最爱报的是改善民生的事，那他自己最快形成政绩的办法就是改善民生的事。他这样当然让当地的老百姓感受到很多实惠，但是有副作用，他往往竭泽而渔。有非常多的地方干部开始把自己下一任可以改善民生的努力，提前到这一任来做。有很多改善民生的措施是需要循序渐进的，比如说有些标准是三年一提高，他给改成一年一提高，这些标准都跟工资一样，提起来就降不下去，都是地方财政的刚性支出，大家都这么做的时候，地方财力的可持续性的危险就出来。所以从去年到今年，我们国内非常多的地方政府，特别是县一级，财政压力非常大。一方面经济下行，企业交的税少了，土地出让金也因为房地产调控少了，另外方面自己民生支出压力越来越大，这里面一收一支的变化使得地方财政收支压力增加。

温总理前不久也说，说中国经济从宏观层面看，下行风险慢慢止住了，但是中观和微观层面看，现在的两大难题还没有解决：第一就是企业效益普遍下滑，第二就是地方财政收支压力过大。

所以这次我们把改善民生的具体指标作为数量指标提出来的时候，我们既要重视他、努力实现它又不能过度解读，媒体不能过度解读，我们各级领导包括咱们同志们理解的时候也要保持相对冷静、审慎地预期，尤其是目标之后还有更丰富的改革的含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