杨禹：十八大报告回答了党和国家发展的最核心问题（3）

两个翻番背后的改革含义：转变经济发展方式

比如说这两个翻番其实是有前提的，前提是转变经济发展方式。换句话说，如果我们不转变发展方式，我们要想实现GDP十年翻番，更容易，或者说十年都用不了，我们五年就可以翻番。过去改革开放以来，我们很多次五年就能把GDP总量翻番，人均收入差不多也能翻番，所以这一次难度在于我们转变经济发展方式，转变方式意味着什么？比如说仅仅四年之前，当国际金融危机刚刚爆发的时候，我们只要增发国债，中央政府新增1.18万亿的投资项目，然后各界配套资金加在一起就是我们说的四万亿，我们用这种方式很快把经济增速拉起来。现在我们不想这么做，所以发改委今年批了很多项目，但是这个项目本来就应该上，还要符合现在环保门槛，产业调整。我们并没有新增几千亿、上万亿的新增投资，这种情况下我们想保持经济增速这个是有难度的，你不转变方式，用传统的办法翻番没有意义。

第二个，这两个方面就是全国的平均数，但是我们未来八年要想实现它，我们要做两件事。如果我们社会分高收入、中等收入和低收入者，我们要做的努力就是要让低收入者翻番的程度要远远高于平均数，同时要努力让高收入者在未来八年收入的增长幅度要低于平均数，只有这样做，这个翻番才有真正的调整。我们收入分配的含义，如果不这么去发展，大家一起翻番，那收入差距会进一步拉大，社会矛盾会进一步激化。

我们所说的低收入者主要有两类人，第一类是农民工，另一个是城镇的低收入者，可能也是街道同志们工作的主要对象之一。这两个群体在过去这几年他们收入的增幅已经快于平均数，比如说农民工的工资收入平均增长15%，我们国家统计局的数据，城镇低收入者的工资增速在10%以上，总体上已经快于平均数，但是因为他们的基数很低，按照每年10%去增长，仍然不能在一段时期内离开低收入的区间进入中等收入，所以还得让他们再进步加快。

最难的是另一边，我们有什么样有效的办法让高收入者在未来的收入增速能低于平均数，这是最难的，目前来看也没有有效的办法。这个月月底之前，我们全国收入分配改革方案就要公布，这个方案是发改委牵头做的，它出台的时候各位老师还是保持审慎的预期，因为它仍然只是提了一些原则性做法，要说实际可操作性的，特别是遏制高收入者收入持续快速增长，一个政府所能做的并不多，只能通过税收调节。

去年我们大家讨论调了一次个人所得税，个人所得税调整就是完成这两个努力，当时让更多的中等收入偏低者，包括工薪阶层，去年九月新规之后交的个人所得税可能你就不用交出。还有一个月收入在三万以上的人，他的个人所得税要交得更多，但是即便如此对他的收入来说新增的税收压力还是不够还是比较让他的增幅低于平均数，所以这个改革是很难。

还有一个，我们让在职的人收入比较快的按照这个数来增长，我们退休的人，他们的收入能不能赶上这个增幅，这也是改革的关键，如果离退休的收入不能跟上增幅，当在职的人都这么快速的增长，就意味着他们的收入在下降，这也不是我们小康的目标。他们的收入同步增长从哪儿来，毕竟我们现在是社会保障体系解决问题，不是在职的人就由本单位或者上级单位来，这个是我们改革的难点。

还有一个难点是企业，企业的老板面对自己的员工在收入要这样增长的情况下，他必须要算帐，因为很多行业的企业利润很薄，他的人工成本也很大，特别是雇佣农民工初级的企业，他的员工成本增加越快，他得算现在我这个工厂干的事还能挣钱吗？我三年以后、五年以后、八年以后这个买卖可能挣不了钱了，我今天要考虑我的企业转型生产什么，所以这样的压力对企业来说是巨大的改革压力。

7.改革如何推进

最后一点谈谈关于改革的问题，大家特别关心改革，特别是我们十八大以前议论很多，说我们的改革到了深水区，这个改革怎么能够接着十八大向前推进？也有很多人怨言说改革到了深水区不能推进，恐怕因为领导集体勇气不够。我个人觉得改革跟勇气肯定有关系的，但是很多改革今天不是有没有勇气的问题，是因为我们所有的改革机会推进到比较难的地方，比较容易的都改过了，这个时候改革的进程慢慢地慢下来了。特别是我们这一代人，还有我们年长的老师们，我们过去经过的三十年是中国改革快速推进的30年，说我们习惯了改革快速前进，我们习惯了每年都有新的改革成就，每年都换一个新的改革，然后我们去解决它，所以当整个的改革历史性慢下来的时候，我们心里多多少少不习惯，我想未来还要面对这个局面。

另外一个原因是改革必须具体地分类考虑，具体问题具体分析，改革不见得都是在快速进程当中完成的，有的改革不同的原因暂时停一停，可能突破的契机还没有到，下面我们来分析几个方面改革。

第一个有的改革为什么没有突破，是因为我们吃的亏还不够。比如说我们的城镇化，你在这个阶段该吃的亏必须吃够，你吃够了亏，摸索别的路发现那个路走不通，把这些事做完了以后，改革在正确的路上才能大踏步往前跑。我们的城镇化发展，今年以来李克强副总理多次在重要的讲话当中都说道，我们未来中国发展关键是在城镇化。

十八大报告有一个“新四化”的说法，就是我们要实现工业化、信息化、城镇化和农业现代化。李克强总理说了好几次这句话，他说中国经济发展最主要的任务是扩大内需，而扩大内需最大潜力是城镇化。因为大家都知道明年三月份他要当总理，而且今年国务院的很多工作慢慢已经从温家宝总理那转交到李克强总理来负责，所以我们经济界都很关心，看李克强他谈自己的执政方略和重心在哪儿，他很鲜明地说出来，而这个信号非常重要，因为我们的城镇化怎么发展，意味着我们的工业怎么布局，也意味着社会保障的政策怎么去设计，在城镇化问题上因为我们走过弯路，这个弯路不是很早以前走的，是刚刚走完。

从十五到十一五这十年，我们城镇化发展的战略当中，更侧重于发展特大城市和大市。我们十五规划和十一五规划，写的是优先发展大城市，重点发展特大城市和周边的城市群，这意味着我们都生活在北京。像北京、上海、广州以他们为中心发展，让他们的城市特别大，在这个城市周边建立城市群，让京津冀、长三角、珠三角成为三个大的都市群。提出这个路径的学者和认可他的官员们，他学目标是日本，说日本三大都市圈就在东部沿海，日本70%的人口在三大城市群里。但是我们发现这个路走不通，因为我们自己的特大城市迅速地出现了城市病，就是今天说的城市资源承载力有限度，所以我们才会出现这么严重的堵车问题，房价非常高，PM2.5是大家关心的问题。同时我们发现要学的日本，去年3.11大地震使得他城市建设的脆弱性、能源供应的脆弱性、人口过于集中所带来的问题暴露出来。所以在这两方面，自己的问题和日本的教训面前，我们进入到十二五以后，城镇化发展战略做了大的调整，但是是很低调的强调。这个时候我们开始不强调发展大城市，我们希望城镇化以中小城市为重点。过去大家很关心是特大城市降低门槛让农民进来，现在我们讲的是特大城市要合理控制人口规模，为什么这个改革相对低调，因为我们很担心，如果高调地宣布这项改革，那些正在特大城市工作的，甚至有家还没有北京市户籍的，他们的情感上会很受不了，对他们来说其实是不太好的消息，但是这是中国发展不得不做的选择。所以我们的改革推进了，但是在舆论场上比较低调。但是政策的制定者们都知道，当城镇化这么调整，工业的布局向中小城市转移，因为工业要和城市拴在一起，工业的劳动力本身就是城市建设的需要，城镇化布局一旦选择了这条路，意味着工业布局、生产力布局甚至社会保障的政策都引导大家往那个地方去，所以北京过去两三年关注特别多的就是车和房的问题上，舆论场上很多人垢病北京，说北京在买房子的问题上特别坚定执行国务院调控的要求，我们北京设的门槛是最高的，也就是说没有户籍的人你要交过五年各种东西以后才能有权买房。其他的城市有一年。北京限定机动车也是这样，又是要摇号又是限行，做的在国内都是靠前的，北京之所以敢这么做，其中一个原因就是因为我们的特大城市发展方向要调整，北京要控制发展的速度，甚至在某些方要收缩，这才是有关方面在车的问题上，房子的问题上，包括每年的户籍指标总量，我知道到十二五以后这两年开始下降了，都是城镇化战略带来细微的变化。

因为我们曾经走发展特大城市的道路，我们想走但是我们吃了亏，有些教训没弄明白，出现了大量的，到今天还没有解决的城市病，所以我们在城镇化过程中敢于这么高调、这么鲜明地走。

富士康跳楼这个例子，其实用城镇化发展角度也可以解读。当时很多媒体解读说富士康跳楼是因为管理太严，或者说产业升级、压力太大。从城镇化发展的角度也一个规律，富士康深圳的园区23万人，其实那个园区就是城镇，平均每平方公里十万人，而我们城镇化发展合理的规律是一平方公里一万人，后来日本过了这个阶段，它的企业在世界上站住脚以后，开始疏散，不再有这么密集的工业园区，当它园区居住的密度降到正常规律的两到三左右的时候，它的企业员工的自杀数字几乎接近为零，很自然就回到了零点，这就是城镇化对我们很多年代性的影响。

第二个，为什么我们的改革徘徊不前，还有一个原因可能我们经历的尴尬不够。比如说大家很关心“三公”经费，这几年，中央政府部门、国务院每年6月要求中央部委要公布自己的三公经费，每年央视媒体、主流媒体都数着，今天又有几个部委公布了，但是这两年大家注意到没有，每次报道都是不了了之了，为什么？因为我们数到最后也没有办法，因为即便公布了我们发现，公布得不够细，公布的内容也还值得推敲。我问发改委的同志他们也说，帐目都在那，要想公布也能公布得比现在更快、更细致。为什么他们也是吞吞吐吐犹犹豫豫的，大家尴尬在于不是公布不公布的问题，而是公布的之后怎么办的问题，就跟官员财产公示了一个道理。我们很多支出这么多数，每年还是这么多数，好像有点下降，但是总的盘子还是这么多，就意味着这方面的改革当中完全没有推进这个压力。政府部门感觉很尴尬，比如说公车的改革，在浙江试点了很多地方，但是取消公车给干部补贴老百姓还不满意，而干部自己也觉得不接受，觉得给我两三千块钱还不如有个车，在浙江经济发展这么快的地方，公车改革试点远远没有大幅度推进，所以三公经费改革的尴尬，今天我们还得解说，得越来越尴尬的时候，尴尬会逼着我们去尽快推进改革的动力。

还有一种改革可能是规律没有找准。我特别想举一个国家大剧院的例子，因为咱们大剧院的同志在这儿，这是我们文化体制改革的事例。我对大剧院也比较了解，我前不久在大剧院看到《活着》，非常好的戏。因为我们很多改革举步不前，是因为这个领域到底应该做什么，它的规律是什么，我们的改革者还要摸索，没找准的光说有没有，是表面化的，不是说我有勇气改革就能往前进。国家大剧院这个月22号成立五周年，这周一在大剧院做了一天的调研，下午正好郭金龙书记也去了。大剧院多多少少摸索到了一个剧院应该怎么发展的规律，当然大剧院跟我们话剧院不一样地方，但是也有一定的相同的地方。大剧院07年面临四个难题：第一很多人担心有没有可演的，第二有没有那么多人看，第三票价贵不贵，第四没有大剧院的时候我们主要去北展、保利、天桥就这么几个，当时我自己都担心，突然来了一个大剧院，其他的几家生意没法儿做了。

大剧院的同志探索的过程中其实在找规律，这个剧院怎么办，最简单的就是看场子、收场租，我这儿有四个剧场，不管谁来我收场租一场几万块钱，这是最简单的，现在国内大量的剧场都是这种业态。这样做下去会造成什么局面呢？大剧院的陈平院长算过一笔帐，想业内的都知道，每天大剧院一开灯、开门成本就是50.3万，如果这么干，一年的成本刚性支出1.8亿元，北京市给贴，如果收场租一年只有五千万左右，他觉得这么算真每年注定要亏本，而且没什么前途，就是天天看场子。后来他是选择了一条，当时不好说是对是错误，在大家支持下最后选择了办剧院而不是做剧场，做剧场就是看场子收场租；做剧院含量就高了，这几年看到了大剧院自己的节目，自己在演出市场当中掌握相当的话语权，投入到整个中外演出市场的全链条中。进入这里面以后，因为自己掌握市场的资源，他进入到这个领域生产链条经过几年的摸索，这个局面就不一样了。现在我们看到大剧院不仅有国家话剧院这样传统的院团在大剧院演，你还能看到大剧院为主体来制作的剧目，它还可以请来世界上一流的导演、国际上大牌演员加上国内优秀的演员，这样就成为了全球的生产基地。当找到这个规律运转后，市场上发生了奇妙的变化。前两年，他们人到全世界找大腕们的经纪人，请他们来。现在调过来了，主动权在自己手里，因为大腕们的经济人更多地来找大剧院，想参与大剧院的大制作，而我们大剧院有整合的能力，有时候观众会发现既不是人家的戏也不是国家话剧院的戏，这是大剧院制作的。里面既有来自国家话剧院的艺术家，也有别的地方艺术家，在这个局面之下大剧院的经营状况非常好，08年当年实现了3亿的收入，而那年市场总盘子是6亿，经过的这几年收入还是3亿左右，而演出市场的的总盘子到了12亿，可见它并没有把人家的生意吃掉，而且培育市场、激发了观众，别的剧场搞差异化竞争，然后整个市场蛋糕做大，观众掏钱买票看戏的习惯慢慢也在养成。

我们大家可能会说08年争3亿，现在怎么还在3亿，自己是不是没有发展。它自己当然发展，现在觉得场地不够了，北京甚至准备在通州建一个排练场，然后把一些占了演出场地的排练放在那边去，这样演出场地可能用得更充分。为什么盘子还是3亿多，除了受自己的场地有限以外，还有一个原因是降票价。平均票价08年是470块钱一张票，今年已经降到了314块钱一张票，当然可能觉得还是挺贵的，因为大剧院定位是高端、高雅的艺术，票价三百多已经算可以了，也不能一下子降太低。大剧院能够破解难题在于它找到了这样的规律。我也注意到大剧院这里面在不断地做新戏，也在不断整合世界上一流的艺术家、导演其他方面的工作者。这也是更大幅度、大范围整合全球优秀艺术资源来做艺术生产和营销的规律。

还有一个改革没有推进，是因为改革的甜头可能还没有尝到。比如说营改增，这个改革是今年我们所有改革当中推进最快的，也是最见效的。因为营业税改增值税是我们结构性减税重点改革，这个实际的进度我们回过头来看，它的进度远远超过所有改革的预期。今年1月1号我们刚刚开始在上海试点营业税改增值税，简单来说就是让服务业的企业家的税少了，就是为了促进城市服务业的发展，相信我们广外街道这个地方服务业的发展，也会因为北京市从9月1号开始带来很多具体的影响。值得关注的是上海1月1号开改，9月1号北京就跟上了，然后10月1号、11月1号、12月1号十来个省都开始改了。别看只有这十来个省，这十个省都是东部沿海省份，这十个省在国家经济总量中占了三分之二。我们过去的改革是这个习惯，说在某一个省试点，怎么也得试够了一年在走，试完了一年以后我们总结一下经验，如果不错，我们第二年变成三五个省，试了三年左右在谈全国范围铺开。

这次营改增的改革到了年底就已经变成了全球三分之二的经济总量都已经挤进来了，这打破了过去十几年经济体制改革推进的传统节奏，打破了这个节奏是谁打破？我们一月份上海试点的时候并没有计划在最后四个也连续这么大幅度扩大试点，是因为上半年发现一些没有预想到的变化，比如说上海一改，服务业马上感觉到好处，上海一月一号被纳入改革范围内的企业是12万户，到了七月份上海统计局统计上半年说在改革范围内企业的数量便成了14.5户，就是在半年之前增加了2.5万户，这不是行政命令，这完全是市场当中的投资者，一看营改增让服务业能得到好处，在半年里面自己带着资金进入这个行业来投资办服务型企业，就是税收改革的政策马上让2.5万个投资者进来。过去周边的几个省都保持观望，说你上海改我先看着，结果改了半年，周边的浙江、江苏、安徽这些省坐不住了，因为上海这边改，他们省的服务业企业坐不住了，如果说工厂要搬家很困难，但是服务业企业搬家相对容易，有服务业企业说白了就是卷包就走，他发现我同样做这个企业在上海享受这么大税收优惠，那么下个月就去上海，所以周边省领导坐不住了，发现本地的服务业企业纷纷出现了奔向上海的苗头，所以省长就赶快往北京跑，跑到财政部跑到发改委，说你们赶快在我这儿执行通过的改革。

还有我们发现上海本地的大企业自己在半年时间里面迅速地调整自己企业结构，特别是一个企业的研发中心，因为研发中心过去作为服务业交营业税很高，都不愿意把研发中心独立，把它藏在自己企业一个分支当中的一部分，这样可能少交税。现在发现营改增一下子让研发中心越独立，交的税越多，享受到的税收优惠越多，所以今年上班无论是国企还是民营，也不用政府号召，自己不约而同的把自己的研发中心独立出来，变成一个独立的交税的实体，这样它获得得收益和支持更大。这意味着所有的变化都是我们改革政策投进去个马上带来甜头，这个甜头焕发的市场的力量，而不是政府的力量，当市场力量被焕发出来，顺着改革带来的甜头，它会迅速形成推进改革的推动力，有的改革期待迈出那一步，让你的甜头在市场当中迅速显现出来。

8. 关于主权、安全、发展利益的新提法

这几句话十八大报告当中大家很关心，因为涉及到我们的周边安全，特别是今年的钓鱼岛问题争执有很多，十八大报告里面没有把当做重点说，但是也有一些细微的变化，想也是大家关心的。

报告当中我们坚决维护国家的主权、安全发展利益，这个说法新在哪儿？维护国家主权我们天天说，新意在于我们把主权进一步扩展到安全，再进一步扩展的发展利益。这个话是很有锐度的新表态，如果是只维护主权，其实是守班子思维方式，因为主权就体现在我们的领土，我守住了就完了。而我们的安全不是一个领土问题，它保证我们经济发展安全，整个国家发展的安全，能源的安全。当我们觉得我们要坚决维护我们发展利益的时候，这意味着我们更多的地方跟人家打架，因为我们的发展利益，包括中国的企业在很大程度上跟发达国际和某些发展中国家是有冲突的，这个时候如果以这个更坚决的姿态表明我们要维护的东西外延在扩大。

第二句话，我们根据事情本身的是非曲直来决定自己政策。这些年大家都知道我们一说到中国的外交都知道一个词叫“韬光养晦”。所以大家可能都还有怨气，说中国的外交比较软，外交的同志也很委屈说我们这叫“韬光用晦”，小平同志说的，我们还没到逞强的时候。十八大前后大家议论新领导集体，他们在外交上还是那样，还是有一点变化？但是从这句话里面我觉得能看出来，十八大报告起草负责人一把手是胡锦涛同志，副组长是习近平和刘云山同志，实际上是融合了两代领导集体共同的想法。现在我们既不说韬光养晦，也不说还要坚持所有地方韬光用晦，我们是根据事情本身的是非曲直来决定我们的立场和政策。

这句话的含义我理解的就是，在未来这几年，我们在外交的问题上不是笼统说都韬光用晦，也不是笼统的都不韬光用晦，而是要具体问题具体分析，有事情不在韬光用晦了，这个问题是非曲直需要我们硬，我们就硬，需要我们适当的韬光用晦我们就韬光用晦一点。我觉得这个是我们总体上韬光用晦，向总体上不韬光用晦的历史进程中往前迈了一步，这个我相信在未来一段时间处理具体问题上能看出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