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本政党体制转型与对外政策

在战后日本，从1955年到1993年，自民党一党连续执政达38年之久。在此期间，以自民党为核心的保守势力与以最大在野党社会党为核心的革新势力，围绕着日本搞资本主义还是社会主义，修改宪法还是维护宪法，坚持日美同盟还是和平中立，加强军备还是“非武装中立”等一系列重大问题展开激烈斗争，形成了“保革对立”的“1955年体制”。基于政党体制的视角，“1955年体制”的本质属性是自民党“一党优位制”，并与国际社会美苏两极对峙的冷战格局相适应。

1993年8月，以日本新党代表细川护熙为首相的“非自民党”联合政权成立。它不仅表明“1955年体制”的崩溃，更标志着日本政党体制开始由“冷战”向“冷战后”转型。在冷战后政党体制转型进程中，从1996年1月至2009年9月，自民党总裁相继出任日本首相，以自民党为核心的联合政权延续约14年。“如若日本未来真正进入一个民主党与自民党激烈竞争、交替执政的时代，它势必带有从‘一党优位制’向‘两党’转变的过渡性。”2009年自民党溃败、民主党大胜的众议院选举结果，促成民主党总裁出任首相，从而实现了真正意义上的政权交替。“民主党上台执政可以说日本政治将进入以两大政党为中心进行博弈和角逐的格局，也许还只是新一轮政治力量分化组合的开始，究竟能否就此形成两大政党制度化轮流执政的稳定机制，从而奠定日本特色的新型政党制度的基础，还需要更多的历史事实和数据资料来验证，需要冷静而密切的深入观察。”对于转型中的政党体制，虽一时难以准确界定其本质属性，但它所表现出的总保守化、两大政党、政治主导、内阁更迭等具体内涵，确是不容置疑的。

一般认为，包括政党体制在内的一国国内政治，与该国的对外政策相互影响，“国内政治影响对外政策的制定、实施，影响对外政策实施的优先方向以及效果。”因此，政党体制转型，必然成为影响日本对外政策的重要因素。本文基于日本政党体制转型的具体内涵，阐释其对对外政策的深刻影响。

一、总保守化与对外政策的右倾

“总保守化”又称“总体保守化”，国内外学界及政界对其内涵的界定不尽相同，存有较多歧义。作为政党体制的变化，本文采取一种狭义的带有时间期限的解释，即指1990年代中后期传统革新政党(社会党及其后的社民党)的势力衰落与政策趋同于自民党，以及保守政党自民党重掌政权的政治现象。

1993年7月的众议院选举是冷战后日本政界总保守化的发端。在这次选举中，尽管长期执政的自民党仅获未过半数的223席，但作为传统革新政党代表的社会党所获议席也由选前的139席锐减至77席，相反，新生党、日本新党、先驱新党等“新”字号保守政党势力则迅速崛起。1993年7月29日，包括社会党在内的八党派就组建细川护熙联合政权达成协议，一致同意“在外交及防卫等国家的基本政策方面，继承以往的政策”，“继承作为日美关系基轴的日美安全保障条约”。对此，社会党采取了将内阁与政党区分开来的对策，辩称“作为社会党来说，自卫队的实际状态就是违宪的。但是作为内阁，在联合政权的基本协议中已明确表示继承以往的国家政策”。

但是，在1994年6月由社会党委员长出任首相的村山富市内阁成立后，将内阁与政党区分开来的做法已难以为继。1994年9月，社会党第61次临时党大会通过了《我党对当前政局的基本态度》，决定转变包括安全保障、防卫领域在内的重要政策，承认自卫队符合宪法并坚持日美安保条约。该文件全面修改了社会党一贯坚持的基本路线，“几乎一夜之间就将社会党左派的纲领抛弃，毫无怨言地将自民党的纲领吞下”；“除了在护宪这一点上尚与自民党右派有些许差别外，社会党已经没有多少自己的特色了。”

社会党转变基本路线以后，其作为革新政党的作用与地位也彻底消失了，并严重影响到自身势力的发展。1996年1月，社会党在第64次临时党大会上正式更名为“社会民主党”(简称“社民党”)。此后，社民党不仅未能有效地进行势力统合、摆脱困境，反而历经分裂后沦为日本政坛一个势单力薄的小党。

与之相反，自民党、新进党及民主党等保守政党却不断扩张势力。1996年1月，自民党总裁桥本龙太郎出任首相，保守政治势力重新占据政权主导地位。随后，在1996年10月众议院选举中，自民党与新进党、民主党等三大保守政党共获得447个议席，在众议院500名定额中所占比例高达89．4%，而社民党议席则骤降至15席。

在上述背景下，保守政治势力的政策主张必然要更多地反映到对外政策中来，日本的对外政策明显向右倾斜。原因在于，“‘1955年体制’下，自民党虽然比社会党强大而且长期执政，但其内外政策却不能不受到社会党等革新在野政党的制约；社会党等在野党同自民党的斗争虽对自民党来说是个‘麻烦’，然而对整个日本的内外政策来说却起到了重要的补充、制衡和纠正作用。”显然，“1955年体制”崩溃后，革新政党的牵制作用已不复存在。

总保守化引发对外政策的右倾，最直接的表现就是1990年代中后期日美同盟的强化。在村山内阁执政期间，日美两国在经济领域的摩擦有所突出，冷战后日美同盟的“再定位”尚未实现。桥本内阁成立后，1996年4月，美国总统克林顿访问日本，双方共同签署了《日美安全保障联合宣言》，巩固并加强了冷战后的日美同盟关系。1996年众议院选举后，针对自民党的共同组阁要求，社民党决定采取“阁外合作”的方针，即不派员参加政府，但在执政党制定政策及国会运营等领域给予合作，试图“更好地反映本党意志，对自民党起牵制作用”。

然而，随着桥本内阁大力强化日美同盟，社民党与自民党在国会立法中的裂痕也不断加深，社民党根本无法进行有效的牵制。1997年3月，为了促使国会尽早通过旨在允许驻冲绳美军继续使用基地的《驻留军用地特别措施法修正案》，桥本内阁及自民党请求国会内各党派予以合作。3月30日，社民党党首土井多贺子正式表示抵制。4月17日，该法案在自民、新进、民主、太阳、先驱新党等保守政党的赞同下成立，唯有社民党与日本共产党表示反对。1997年9月，日美两国又在华盛顿签署了修订后的《日美防卫合作指针》。为了完善实施该指针的国内立法，桥本内阁遂着手制定《周边事态法》等“新指针”相关法案。这样，社民党与桥本内阁的“阁外合作”，将在国会审议“新指针”相关法案的立法过程中再次面临严峻考验。为此，社民党内主张“脱离执政党阵营”的论调开始日趋高涨。1998年5月，社民党召开两院议员大会，决定解除“阁外合作”关系。尽管如此，1999年5月，在自民党与自由党、公明党的通力合作下，小渊惠三内阁仍促使国会通过了《周边事态法》等“新指针”相关法案。

当然，日本对外政策右倾的内涵是较为复杂的。有学者认为，冷战后日本对外

战略调整中的右倾化应包括：加强联合国外交，向安理会“进军”；参加联合国维和行动，自卫队走出国门；修改“和平宪法”的呼声日趋高涨；做军事大国，突破“自主防卫”限制；畸形发展的日台关系。某种程度上讲，这些内涵均与“总保守化”存在着或直接或间接、或深或浅的关联。

值得一提的是，总保守化不仅引发对外政策的核心内涵向右倾斜，还导致对外政策的观察视角亦向右倾斜。长期以来，日本对外政策的观察视角一向偏重现实利益考量，但总保守化却使之日趋带有意识形态色彩。“综观90年代日本的首脑演说、政府文件及政府智囊学者的言论，不难发现其中充斥着‘日美共同价值观’和以此为依据调整对外姿态的主张。90年代日本外交的最重要变化，就在于它已不停留于‘说’的层次，而是力图把‘共同价值’落实到‘做’的层次上。日本外交的行为方式开始发生重大变化，以体制和意识形态画线、以特定政治标准衡量他国、试图以自己的价值观影响他国的倾向明显增强。”其中，日本对华政策的意识形态化倾向具有深层的内政因素，“日本‘革新’势力的‘保守化’，使牵制日本对华政策意识形态化的力量大为减弱。”这为21世纪初期安倍晋三内阁推行“价值观外交”奠定了前期基础。

二、两大政党与对外政策的趋同

基于势力对比的视角，以自民党和民主党为代表的两大政党，是冷战后日本政党体制转型的主要角色。两大政党的演变历程始于1994年12月新进党的成立。该党曾一度成为日本国内仅次于自民党的第二大党，试图实现美国式的保守两党制，但存续约3年后于1997年12月解体。随后，1996年9月成立的民主党，有效地整合了旧新进党势力，于1998年4月与民政党、友爱新党、改革联盟等政党合并组成新的“民主党”。民主党势力的不断发展，才使得两大政党的势力格局真正固定下来：在2003年众议院选举中，比例区第一大党由自民党转换为民主党，且自民、民主两党的议席率合计高达86．3%；在2004年参议院选举中，自民、民主两大政党的议席占有率时隔30年再次超过80%；在2007年参议院选举中，民主党第一次成为参议院第一大党；在2009年众议院选举中，民主党第一次成为众议院第一大党并执掌政权。

对于民主党而言，1996年建党之初的成员主要来自民社党和先驱新党，并在1998年合并其他保守政党的成立大会上通过了“基本信念”和“基本政策”。这些纲领性文件规定了民主党外交与安全保障政策的要旨：在国内舆论与成员国的支持下谋求成为安理会常任理事国，在宪法框架内积极参与联合国维和行动；贯彻专守防卫，不行使集体自卫权，不在海外行使武力，维持文官统制，今后仍将遵守战后防卫政策的各项原则；继续把日美安全保障条约作为日本安全保障的基轴；积极充实与发展东盟地区论坛，致力于确立亚太地区的多边安全保障。“民主党的外交和安全保障政策基本上和自民党的中、左翼观点相同，属于温和保守的和平主义范畴。”

尽管同为保守政党的自民、民主两党在对外政策领域存有分歧，但更多体现在政策的实施路径与方式上，而非政策目标、理念的严重对立与根本差异。对此，有学者认为：“日本政治的主流基本上在‘渐进保守’与‘激进保守’之间摇摆不定。这两派所追求的总体目标并无二致，差异仅在于实现步骤与策略方面。‘渐进保守’注重国内政局与内外舆论，不公开打出努力目标，不喜欢政治冒险和强行突破，宁愿采取稳妥渐进的方式；‘激进保守’的特点则与此正好相反。”

图：大选是自民党和民主党的战场，但双方还要在其他方面达成一致

随着政党竞争的展开，对外政策很少成为国政选举中的争论焦点。其中，自民、民主两党在2003年众议院选举中首次推出“竞选纲领”，然而，“民主党并没有向选民提供一个区别于自民党的政策选择体系”，“自民、民主两党的竞选纲领并没有体现出一种‘政策选择可能性’的价值体系”。在此后的历次国政选举中，唯有2004年参议院选举是以“年金问题”与“伊拉克问题”为争论焦点的。背景在于，小泉纯一郎内阁执政时期，针对支援美国反恐战争的《反恐特别措施法》(2001)与《伊拉克重建特别措施法》(2003)，同样主张坚持日美同盟的民主党在国会立法过程中均采取抵抗立场，与执政的自民党之间展开了尖锐斗争。在某种程度上，此种分歧体现了民主党强化“独自性”并扩大社会支持基础的意图，带有权力斗争的色彩。

一方面，自民、民主两党在许多对外问题上的政策主张基本相同。例如，在台湾问题上，民主党在2009年众议院选举竞选纲领中主张“推进与台湾基于民间的经济、文化交流”，坚持2005年日美安全磋商委员会发表的共同战略目标中的涉台立场，表示“民主党不支持台独的同时也坚决反对中国对台湾诉诸武力”。上述政策主张与执政的自民党如出一辙。即使是在实现政权交替之后的2010年7月参议院选举之际，民主党在竞选纲领中突出强调深化日美同盟，主张与澳大利亚、韩国、印度等推进防务合作，谋求中国防卫政策的透明化等，“与自民党安倍内阁和麻生内阁大同小异”。

另一方面，自民、民主两党有关政策实施路径与方式的分歧，并不限于两党之间，还存在于两党之内。面对1990年代日本国内新生代政治家的崛起及其政策主、张，中国学者认为：“所谓‘平成政治维新’实际包含了两种不同的改革方向和两种不同的发展道路，但是这两种改革方向、两条发展道路的对立已不再是传统保守与革新的对立，而基本上是保守势力内部两种主张的对立，最多可能发展为新保守主义与新自由主义两种资本主义国家理论的对立”，“目前持这两种主张的政治家分布于各党各派，有一种跨党派的特点，并未形成截然对立的清晰营垒”。西方学者也指出：“这些分歧并不单是左翼与右翼之间的矛盾，它们也不严格地反映党派或其他制度。例如，当政的自民党无条件地支持日美同盟，但是在如何处理与亚洲的关系方面，却有不一致的看法，而反对派日本民主党在地区一体化问题上保持一致，但在联盟问题上却存在分歧。”

特别是在上台执政之后，民主党的对外政策更趋“现实主义”，不断向此前的自民党靠拢。对此，比较民主党2009年众议院选举与2010年参议院选举的竞选纲领，即可得到验证。同时，政策分歧的党内化与跨党化倾向也愈发显著。例如，在野田佳彦内阁执政期间，围绕着日本是否参加“跨太平洋伙伴关系协议”(TPP)谈判问题，自民、民主两党内部均存有赞成派与反对派。其中，以民主党议员为中心设立的超党派议员联盟———“TPP慎重思考会”(会长为前农相山田正彦)，有来自民主党、国民新党、社民党、新党日本等不同党派的200余名议员参加。

因此，自民、民主两党的对外政策在整体上是趋同的。原因在于，从政策传统的视角看，“长期以来，日本政策最大的特色是政治上的保守和经济上的管制主义。政党的理念并不十分清晰，大部分民主党和自民党的议员在思想上或意识形态上基本都是实用主义者。”而从选举政治的视角看，“政党追求政权时多选择投票者偏好的政策立场，在这种情况下，选择非中位点政策的政党失败的概率较高。结果，导致两党的政策选择向中位点靠拢，即采取‘中间投票者’偏好的位置，最终达到均衡。

三、政治主导与对外政策的决定

《日本国宪法》第73条第2款规定：“处理外交关系”的权限属于内阁。从法制上说，日本对外政策的决定权限在于以首相为首的内阁。实际上，“日本外交决策过程的参与主体纷繁复杂。最主要的决策主体当推首相和内阁，其下有内阁下的政府行政机构及执政党这两大系统，此外，财界及各种利益团体、在野党、大众传媒等都不同程度地参与这个过程，表现出决策过程的多元性质”。尽管自民党从1955年起开始长期执政，但在自民党政权前半期，官僚机构在政策决定过程中的地位要高于自民党，直至1970年代以后自民党内出现“族议员”，政策决定始由“官僚主导”向着“政党主导”的方向转变。

“1955年体制”崩溃后，从1993年至1996年，伴随自民党执政地位的沉浮，政策决定过程中与官僚机构相对应的执政党不断变换，一度削弱了政党的主导地位。“参加联合政权的一些政党，特别是那些没有执政经验的政党就不得不依赖熟谙有关政策领域和决策过程的官僚。”例如，通过对1995年日本对华政策决定过程的案例分析，发现官僚与政党在外交决策过程中相互作用、相互影响和相互妥协，但在由社会党、自民党、先驱新党联合执政的村山富市内阁执政期间，“官僚在外交决策过程中的作用反而有上升的态势”。

旨在建立面向21世纪的、与政治大国的国家战略相适应的政治体制，如何持续推进“由官僚主导向政治主导”的转变，成为冷战后日本政党体制转型所面临的严峻课题。日本学者认为，所谓“政治主导”，并不是单纯指个别政治家的影响力的增大，也不是传统上理解的执政党主导以及与其成为一体的政治家主导，而是指通过确立相应的体制提高政治家集体的政策制定与执行能力，具体而言主要就是以首相为中心的内阁主导。准确地讲，政治主导的真正内涵应是实现“内阁主导”。它既需要改变权力过度集中于行政官僚的状况，又需要探讨如何避免官僚、执政党与内阁在政策决定过程中可能产生的对立。

为了加强政治主导，1998年6月，桥本内阁提出《中央省厅等改革基本法案》并获得国会通过，确立了中央省厅改革的基本框架。桥本内阁的行政改革，“是日本走向‘政治大国化’的一个重要步骤，因而兼具‘新自由主义改革’和‘政治大国化改革’双重性质”，其中，“关于‘内阁职能和总理大臣权威的强化’、对‘危机管理’系统的重视、对‘国际贡献’和‘战略性’的强调等内容，显然都是借行政改革之机，为实现‘政治大国化’而从组织上和体制上做出的安排”。与各省厅相比，首相官邸发挥“政治主导”作用的制度性保障取得了明显进展：不仅明确规定首相在内阁会议上拥有关于基本国策的建议权，辅佐首相的“辅佐官”也由3人以内增至5人以内。

在桥本内阁执政期间，对外政策决定的“政治主导”色彩重新得到强化。例如，自民党安全保障调查会于1996年3月提出的政策提案《日美安保体制的现实意义》，奠定了1996年4月《日美安全保障联合宣言》的基础；1997年7月桥本首相发表的“对俄外交新方针”演讲，一改传统上由外务省起草的惯例，由首相官邸撰写稿件，且“整个演讲的基调似乎并不是通产省的想法”，对涉外省厅官僚造成了不小的冲击。

在小泉内阁执政期间，基于中央省厅改革的成效，加之小泉首相本人的“独断专行”，这一时期的政策决定呈现出“首相官邸主导”的特点，即首相以首相官邸为中心并发挥主导作用。在安全保障领域，2001年的《反恐特别措施法》以及2003年的《伊拉克重建特别措施法》均在首相官邸指导下迅速完成立法。“在重大外交问题上，小泉倾向于直接作出指示，其决策的周期都较短。但值得注意的是，从决策过程的特征看，小泉外交的特征是，首相本人关注的问题以首相官邸为中心，其他外交问题则多为‘常规型’决策。

在对美关系、对朝鲜政策、参拜靖国神社问题的处理上，以官邸为中心来决策。之外的领域，‘大体上由外务省和相关各省的具体负责的课为中心形成政策’。”小泉“出任首相以来，他没有改变任何法律，却不断增强了‘独断’色彩，外务省等各主管部门在决策中边缘化了。”当然，“首相官邸主导型决策模式既有政治制度的背景，也有政治家个人的因素，尽管仍可以说是日本政治的发展趋势，但能否制度化尚有疑问。”

2009年9月政权交替、民主党上台后，鸠山内阁更是锐意推行“政治主导”改革路线，通过设置“政务三役会议”(以大臣、副大臣、政务官为核心)、“国家战略室”和“行政刷新会议”，力图削弱省府官僚的政策决定话语权。但是，在遭到官僚系统的顽强抵制以及政权运营出现困难后，继任的菅直人内阁与野田佳彦内阁调整了政治改革的方向和力度，重新设置“各府省联络会议”与民主党政策调查会，“不得不以‘反省’政官关系、政治主导需要‘政官协调’等口实回到‘与官僚合作共生’的旧轨道”。

受各种制度因素以及民主党政治家自身素质的制约，民主党政权的“政治主导”改革对对外政策的决定造成了较多消极影响。首先，官僚系统在对外政策决定过程中的积极性与主动性有所降低。例如，在鸠山内阁讨论普天间基地搬迁问题时，内阁成员各执一词，分别提出了“与嘉手纳基地合并”、“在名护市施瓦布营地内新建等意见，其实，这些主张都曾讨论过并由于各种原因被否决了，但熟知内情的外务省、防卫省的官僚却故意看自己的上司闹笑话。其次，阁僚在对外政策决定过程中的“政治主导”能力不时受到质疑。

例如，野田内阁的防卫相田中直纪，缺乏有关安全保障及日美同盟等政策课题的知识素养，在2012年上半年国会中受到在野党的攻击，“完全未达到通过政治主导来发挥领导能力的水平”。另外，2010年菅内阁起用原伊藤忠商事董事长丹羽宇一郎出任驻华大使，2012年野田内阁起用拓殖大学教授森本敏出任防卫大臣，均为战后日本政府首次起用民间人士担当此类要职，究竟是“政治主导的象征”还是“政治家回避责任”，也广受在野党势力的质疑。

此外，在历届政府持续推进“政治主导”改革进程中，各府省在对外政策决定过程中的地位亦发生变化。长期以来，鉴于外交事务的特殊性质，外务省一直在对外政策决定过程中居于高位，外务省官僚也享有诸多特权。但是，小泉内阁执政初期，外务省由于内部挪用外交机密费而遭受舆论批评，外相田中真纪子也强力介入外务省官僚人事调整，导致外务省面临强大的改革压力。不同于地位下降的外务省，自2007年防卫厅升格为“防卫省”以来，其在对外政策决定过程中的影响力不断上升。

例如，“防卫省提出的对中国国防费不透明的担忧，现已成为从日本首相、外务省、经济界到主流媒体的‘统一口径’。菅直人执政后，在日本对外政策决策中防卫省的影响力远超过以往的防卫厅。特别是在日本对华政策方面，日本外务省尚未提出具有建设性、长期性的日本外交大纲，而以往的外交政策‘也被定位为安全保障政策的组成部分’。《防卫计划大纲》中的涉华部分实际上已成为日本对华政策的核心部分。”

四、内阁更迭与对外政策的实施

在冷战后日本政党体制转型进程中，内阁更迭频繁。其间，除了小泉内阁(2001年4月—2006年9月)执政时间长达五年零五个月以外，其余内阁大多是短期执政。从1991年11月至2001年4月间，先后有宫泽喜一、细川护熙、羽田孜、村山富市、桥本龙太郎、小渊惠三、森喜朗7人出任首相；从2006年9月至2012年，又先后有安倍晋三、福田康夫、麻生太郎、鸠山由纪夫、菅直人、野田佳彦6人出任首相。

在执政党不变的情况下，内阁更迭提供了对外政策的转换空间，有利于对外政策的理性调整，从而灵活应对国际形势的变化。特别是在自民党执政框架下，“政权由一个派阀转到另一个派阀，可以起到‘拟政权交替’的作用”，使得自民党政权能够比较灵活地采纳各方的意见和要求，也容易完成对外政策的理性调整。例如，当小泉首相因连续参拜靖国神社而导致中日关系陷入“政冷经热”的困境后，继任的安倍首相于2006年10月访华并提出构筑中日“战略互惠”关系，打破了中日首脑互访中断五年之久的“政冷”僵局，开启了两国共同构筑“战略互惠”关系的进程。此外，受首相本人的个性、执政理念等因素的影响，相同执政党框架下的不同内阁，其对外政策的侧重点肯定也是有所不同的。例如，福田内阁与麻生内阁既保持了基本外交政策的一致，又各具自身特点：两者都主张强化日美同盟并推进中日“战略互惠”关系，但麻生内阁较福田内阁更加重视价值观外交，且在对朝关系方面也颇为强硬。

在执政党变换的情况下，内阁更迭也不大可能极端改变对外政策的基本架构。对外政策与国家利益密切关联，且具有历史惯性，不论哪个政党上台执政，内阁总是或主动或被动地维系着对外政策的基本架构。

首先，任何内阁都难以摆脱日美同盟的制约。“从决策过程分析，对于任何一届日本内阁来说，脱离日美安全同盟路线都属于重大的外交政策调整，为此需要具备强有力的领导能力、执政党内的高度共识以及国会中的绝对优势等一系列必要条件。”另外，“越来越多的事实表明，从日本的媒体到政界，美国对日本国内政治的渗透力和影响力足以使美国让日本首相服服帖帖顺从美国指挥棒，哪怕是像前首相鸠山那样仅仅是想让日美关系变得‘平等’一些，都会因为冒犯了美国盟主而被迫下台，美国、特别是CIA对日本的影响力之大，使长期同美国打交道的日本政治家和官僚即使对美国的专横跋扈有所不满也只好忍气吞声。”有趣的是，无论是冷战期间的中曾根内阁还是冷战后的小泉内阁，均是实施强化日美同盟的对外政策，进而实现了长期执政。

其次，任何内阁都难以摆脱历史惯性的影响。例如，“东亚共同体构想并不是日本民主党鸠山新政权的专利，此前在日本以及亚洲其他国家的学术界和政界早有议论。小泉纯一郎任首相期间，日本就明确向东南亚国家提出了东亚共同体的构想。2003年底，东亚共同体构想在日本和东盟国家特别首脑会议上被写入了《东京宣言》。

另一方面，在执政党变换情况下的内阁更迭，似乎多少都应满足选民求新、求变的期待，以突出“政权交替”的意义。但是，对外政策的改变必须与国际环境相适应，否则事与愿违。例如，鸠山内阁上台之初，就表明无意延长海上自卫队舰艇在印度洋地区的海上供油活动期限，并着手调查日美“密约”以及重新审定普天间基地迁移方案，结果却因普天间基地迁移问题而被迫辞职。原因在于，“虽说外交并非大选中的主要争论点，新政权改变既存对外政策，是为了给选民以强烈的政权交替的印象”，但是，“改变既存对外政策导致其偏离国际环境，对于自己斟酌、选择的政策，新政权必将承当更为严重的责任。”

此外，不论执政党是否变换，内阁更迭是有限度的，过度频繁必将损害对外政策的实施。例如，菅直人于2010年6月接替鸠山由纪夫出任首相后，在2010年9月的民主党代表选举中又受到党内实力政治家小泽一郎的强力挑战，日本政坛险些出现“一年三相”的局面。“但日本国内政局不稳、首相频繁更换，不能不影响日美领导人之间的机制性正常对话的进行，菅直人在首相任期内就未能实现访美。美国的日本问题专家戈登·弗莱克指出：日本领导人频繁更换，使得华盛顿方面不再严肃对待任何一位日本首相。因为他们的任职时间没有多长。

内阁的频繁更迭与政局不稳，还使得日本政府很难从战略高度和长远角度去思考外交问题，唯有不断加深对美国的依赖，且更易受到国内民意与极端政治势力的左右。例如，“2008年底，时任首相麻生得知民意调查显示日本国民这一年最关心的是‘毒饺子事件’后，没有从长远的发展考虑日中关系，而是迎合民众的‘厌华’情绪，在钓鱼岛问题、东海问题上频频主动发难，导致日中关系出现严重倒退”，“在这种‘政治不稳—经济停滞—民意支持率下降’的恶性循环中，民意对政府的决定作用被不恰当地放大到一种最为直接的地步”。2012年上半年，野田内阁在钓鱼岛问题上受到东京都知事石原慎太郎“购岛”动向的牵制，也属于此类情况。

总之，政党体制转型对日本对外政策的影响是多方面，既包含对外政策的内容，也包含对外政策的决定与实施。其中，对外政策的右倾与趋同，其本质内涵在于日本政界选择了一条通过强化日美同盟来实现政治军事大国目标的发展路径。21世纪初期，面对新兴经济体的崛起与区域一体化进程的加速，此种抉择令人困惑。并且，由于政治主导改革的曲折与内阁更迭的频繁，对外政策决定与实施过程中的不确定因素也在增加。这些均加大了日本对外政策偏离理性轨道的风险。

纵观历史，在日本的近现代化历程中，二战前并未产生过严格意义上的政党政治，二战后的“1955年体制”在相当程度上也是为了满足国内经济高速增长与国际两极冷战格局的需求，具有历史特殊性。今日的日本再次站在何去何从的十字路口，政党体制转型是日本政治民主化进入一个新时期的标志，但它能否顺应国际社会发展潮流并满足日本国家发展战略正确抉择的内在需求，需要密切予以关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