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型城镇化“蛋糕”该咋切（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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户籍土地改革为先

从确认农民土地权利入手，允许集体土地直接进入市场，取消剥夺农民的征地环节，废除“18亿亩红线”，打破政府垄断，建立个人、集体、法人和政府多方参与的土地一级市场

在专家看来，消费者对房价的担忧和机构对投资过热的预警，都在暗示：中国新型城镇化建设或不能再走过去的“老路”，而要真正的以“人”为核心。

中央农村工作领导小组副组长陈锡文2011年表示，中国城镇化近年来之所以处于高速推进期，与“土地等资源成本过低”、“劳动力成本过低”、“污染环境付出的成本过低”这“三低”因素相关。

官方统计数据显示，2011年，中国城镇化率是51.27%，中国社科院此前发布的蓝皮书称，按世界城市的发展规律，当城镇化率达到40%－60%的时候，“城市病”进入多发期和爆发期，“此时，推进城镇化将面临更为严峻的挑战”。比如，国家信息中心经济预测部副主任范剑平称，“新型城镇化面临两大挑战，第一个挑战是如何实现已进城农民工平稳有序的市民化，第二个挑战是如何统筹城乡发展对人口和劳动力的需求。”

那么，未来中国的城镇化建设该如何避免再走“老路”？又该如何面对“严峻的挑战”？

对此，徐长乐对《国际金融报》记者表示，应打破目前最大的障碍之一“大量流动人口的身份如何确定的问题”，即快速推进户籍制度的改革。“从1958年到现在，经历了50多年的‘城乡隔膜’。是到有所改变的时候了。”徐长乐说。

“城镇化的核心就是让农民转化为城镇居民。”国家发改委小城镇改革发展中心李铁对媒体直言，“如进城农民无法享受相应的公共服务，反而形成了和城镇居民两极化的就业和生存状态，对经济和社会发展极为不利。”实际上，如扣除1亿多的农民工等在外打工的群体，2011年50%以上的城镇化比例会迅速下降到只有35%，远低于欧美国家的城镇化率。

徐长乐还称，与户籍改革并列、且急需改变的另一项改革就是“农村土地流转制度的改革”。“必须承认，过去的城镇化发展，侵占了‘三农’太多的利益。”他说，这必须得改变。

但徐长乐认为，不管是户籍还是土地制度改革，短期内完全变革都面临很大的难度。“是否存在这样的可能性，即在城镇化过程中，利用农民失去的稀缺土地资源去换取‘新城里人’的身份？”他猜测。

知名经济学家许小年撰文称，要推进土地制度改革。具体而言，他说，从确认农民土地权利入手，允许集体土地直接进入市场，取消剥夺农民的征地环节，废除“18亿亩红线”，打破政府垄断，建立个人、集体、法人和政府多方参与的土地一级市场。

“这项改革不仅可增加土地供应，降低城镇房价，有助于城镇职工安家，且将土地增值的一部分收益从政府转移到农民手中，使他们有可能在城里租房、买房，进入并且真正融入城镇的经济与社会。”他说，目前，已有一些地方进行了改革试点，“要想在全国范围推广，就须平衡已经相当紧张的地方财政，否则，就有可能因土地收入的减少而引发地方性的财政危机”。

方　向

中国特色新型城镇化

把老城区改变为商业区、服务区和适合人居住的居民区；新城区主要是现在的工业园区或开发区、小微企业试验区和物流园区；新社区就是现在的社会主义新农村

提到中国的新型城镇化，都会拿来与当年的美国与日本比较。北京大学中国经济研究中心教授周其仁曾在某论坛上公开表示，全球范围看，中国城市化水平很落后，51%的水平是世界平均水平，跟发达国家比，“也就是美国大概上世纪20年代的水平，日本大概1955年的水平”。

国泰君安的一份报告显示，美国是世界上城镇化水平最高的国家，城镇化率高达85%，“基本达到城乡一体化，农村城镇化”。

“但这不意味着中国要加速城镇化建设。”高汝熹说，“道理与此前表述的一样，就是避免出现投资和房价过热、不以人为本的‘造城运动’等。事实上，只要户籍、土地、财税乃至地方金融平台等各方面的配套完善，8年至10年后，中国一样可达优秀水平。”

除了改革和速度，中国该如何走城镇化之路？是模仿美日，还是借鉴欧洲国家？

知名经济学家厉以宁的观点或值得借鉴。他明确说，“中国不能走西方那样的城镇化道路，中国要走适合中国国情的城镇化。”他建议，中国的城镇化，应由三部分组成：把老城区改变为商业区、服务区和适合人居住的居民区；新城区主要是现在的工业园区或开发区、小微企业试验区和物流园区；新社区就是现在的社会主义新农村。

经济学家辜胜阻对媒体说，中国城镇化，首先可依托大城市发展城市群，采取组团式的城市结构，实现城市集聚效应和规模效应。其次，大力发展中小城市，特别是做大县城，发展县城经济，以外延的据点式发展为特征，建设有吸引力的中小城镇，尤其是在中西部地区重点依托县城发展县域城市，引导流动人口向中小城市分流。再次，要创造更多稳定就业。他直言，没有产业基础的城镇化只是唱“空城计”。

去年的中央经济工作会议则明确，“要构建科学合理的城市格局，大中小城市和小城镇、城市群要科学布局。”

值得注意的是，安邦高级研究员贺军撰文称，如决策层把新型城镇化作为拉动中国经济的中长期动力，就应利用这一动力把中国的民间金融发展拉动起来。他说，“就现在‘影子银行’（银行监管体系之外，可能引发系统性风险和监管套利等问题的信用中介体系）所从事的业务来看，恰恰是中小金融机构、民间金融有可能参与的业务领域。因此，新型城镇化的战略设计，须考虑到金融市场开放问题、民间金融的发展问题。这样的城镇化进程才会有更加牢固的金融支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