全球化背景下多民族国家的国家认同危机

全球化背景下多民族国家的国家认同危机

【内容提要】 在全球化背景下,随着市场经济的普遍推广,文化多元主义的不断兴起,世界霸权体系的去中心化和政治分裂的碎片化,多民族国家出现了诸如多元文化认同、多元价值认同、多元政治认同和多元身份认同等多样化认同形式,导致多民族国家面临严峻的国家认同危机,这主要缘于异质文化的互斥、民族认同的强化、经济发展的失衡和国家构建的滞后等因素。

【关 键 词】多民族国家/国家认同危机/文化认同/民族认同/国家构建

“经济全球化、政治多极化”是当今世界经济与政治的基本特点与发展趋势。随着经济全球化的到来,资本、信息和移民在世界各国的不断流动,导致本来就“十分少见”[1]的纯粹的单一民族国家进一步消失或隐退。显然,当今世界更多的是由多民族、多族群、多种族等组成的多民族国家。由于多民族国家的多民族、多族群、多种族的结构特性,全球化燃起了“对新的地方性与区域性认同及政治自主的主张的坚持”[2]106,随即可能带来的地方文化与民族(族群)认同的强化趋势,导致国家的去政治化或“黎巴嫩化”,弱化社会的集体(整体)认同,国家认同必然面临一系列的危机。为此,本文尝试着考察多民族国家的国家认同危机的主要表现,并分析其主要原因。

一、多民族国家的国家认同危机的多样性表现

多民族国家的国家认同危机具有多样性与复杂性,其主要表现在:多元文化认同、多元价值认同、多元政治认同、多元身份认同等方面。

1.多元文化认同。文化(culture)是指在一个社会中被人们所分享和接纳的观念、信仰和习俗[3]。在长期的社会实践中,人们对观念、信仰、习俗既不断凝练而积淀了文化自身的底蕴,又不断汲取文化中的精神力量而增强了民族的团结。依据民族理论,文化是界定一个民族(族群)的最根本因素。无论是原生民族理论,还是现代(工具)民族理论,都强调了民族共享共同文化的特性。因此,一个民族之所以能够成为一个独特的群体,被“他族”视为一个完整的共同体,其民族文化是核心与关键。文化认同是指个体或群体对表征民族文化精髓和实质的语言符号、物理象征、宗教仪式的内心体认,并能够被“他者”或“异族”明确区分且默许和接受。因为文化实质上是人们对一定语境下意义的一种自我解读,“乃是指特定‘语境’(context)之下,人们从其种种行动与经验汲取‘种种意义’(meanings),并从生活中领悟甘苦”[4]。所以,文化认同开始于私人生活与公共生活分离时自我观念的形成,而“文化认同建构的方式依赖于个人的自我观建构的方式”[2]53。

在多民族国家,主体民族往往掌控着国家的政治、经济、文化、社会等资源,少数民族或许被忽视、歧视,甚至被控制、压制,往往被边陲化、边缘化。如此,为了国家民族的统一和社会秩序的稳定,主体民族往往视本民族的文化为正统、权威,并强行灌输给其他民族,致使少数民族文化被钳制、限定,很难真正繁荣昌盛、茁壮成长。伴随经济全球化过程,多元文化主义开始广泛传播,国家逐渐采取更多宽容、更加民主的文化发展策略,各少数民族也开始重视民族文化的发展问题,地方文化逐渐兴盛起来。在一些多民族国家,如果主流文化长期被一主体民族所支配、垄断,少数民族文化就会在压抑的环境下寻求生存机会,在狭缝中谋取发展的空间。当主体民族所掌握的文化资源权利开始向少数民族倾斜时,少数民族会抓住这一发展的契机,利用已有的文化资源,开发潜在的文化宝库,将民族文化发扬光大。发展民族文化的过程,也是民族文化的认同过程。一旦民族文化繁荣,势必出现多元文化认同的发展迹象,必然导致文化认同的多样性与多层次性。

多元文化认同的理论根基在于多元文化主义,而多元文化主义的极端表现是文化的相对主义观念,“它认为每个社会或文化得用它自己的术语进行理解”[2]104。对于多民族国家来说,各民族都有自身的文化认同,都以本民族文化为荣,自然容易产生轻视或蔑视他族文化的心态,彼此之间的激荡和冲撞在所难免,甚至出现某一民族坚持十分狭隘的观点而死守住民族文化的门槛,不愿吸收他者的优秀文化来进一步发扬和光大自身的文化。为此,多元文化认同的同时,势必削弱主流文化的支配和统治地位,动摇主流文化所极力倡导和弘扬的理想信仰、世界观和人生观,自然危及到国家的政治权威,影响到国家的统治和社会的稳定。如目前法兰西民族正遭遇到多元文化主义与雅各宾主义之间的冲突,致使法国国家认同危机四伏[5]。

2.多元价值认同。价值是人的主观需要对客观事物的一定属性的追求和向往,体现了现实的人的需求与事物属性之间的一种辩证统一关系。人之所以有某种价值要求,主要在于人类对于真善美生活的憧憬与渴望。对于何为“美好的”、“有益的”事物,并非单个人的主观判断,而是人类长期在生产活动中、在社会实践中的经验总结,是人们的共同心理评价、理性思维的结果。正因为如此,那些“美好的”、“有益的”东西才物有所值,才促使人人去不断追求。价值认同,实质上就是人们对象征至真至善至美的实体的一致肯定而内化成行为目标并不断追求的过程。尽管价值具有一套客观的评判标准,且具有确定性和稳定性,但是,价值绝不是静止的东西,而是永远处于动态的过程中,始终是发展的、进步的。显然,价值可能随着客观事物属性的变化而改变。比如对于社会主义本质的认识,伴随社会主义道路的发展和社会主义实践的深入,理论界有了新的观点和看法,对原有社会主义价值观提出了强烈的挑战。因而,坚持某一价值观的人们,因价值客体的属性的变化,要求对价值追求的主体人的价值观的相应转变或调整。生活在同一国境内的不同民族、不同种族,因民族(族群)文化的差异,对价值的理解和领悟的能力上、水平上也存在一定的差异,对价值的评价和判断也有不同的观点,对价值的追求路径方式各有分别。如此,除了坚持核心价值观外,我们不可能强求不同民族始终保持着整齐划一的价值观。如果强行要求一种统一的价值认同,在理论上会缺乏可靠支撑,实践上也不能有效操作。

全球化复兴了民族文化,促使人们的文化认同开始呈现多元化趋势。由于多元文化认同的生成,导致人们的价值认同向多元的方向发展也势在必行。文化是价值观的思想基础,一定文化的底蕴和根基深深影响着持有某种价值观的主体的思维方式、思考习惯;价值观必然与文化的精髓保持一致,既定的价值观总是体现主流文化的宗旨。今天,中国人所奉行的集体主义价值观,不仅是共产党人所秉持的价值原则之一,也彰显了中国传统文化中的维护整体利益、渴望“大一统”的思想。可见,价值观与文化具有共生的一面。同时,价值观与文化还有着冲突的一面。当西方文化渗入东方时,东西文化(文明)碰撞最激烈的表现就在于价值观的不同,如个人主义作为集体主义的对立面立即呈现出来一样。由于市场经济的逐渐推广,人们很快接纳个人主义并在社会生活中去践行,人们的价值观发生了明显变化,集体主义不再是唯一坚守的价值观,个人主义、享乐主义、拜金主义等西方价值理念渐渐侵蚀着人们的头脑、左右着人们的灵魂。这种现象在新生代大学生的价值观取向上和体现在诸如利益观、消费观、婚恋观、择业观等现实生活方面尤为突出。[6]

显然,多元价值认同,既可促进人们吸收不同价值观所具有的合理内核,丰富人们的精神文化,又会带来对主导价值观、核心价值观的严峻挑战。因为多元价值认同所倡导的价值中立原则,总是一意孤行地坚守自己的价值评判标准,践行自己的价值理念,从不承认有什么价值是核心,唯独注意到价值静止的一面,看不到价值动态的另一面。那么,这种固执的自我价值认同与国家所主导的价值认同相悖时,就可能无视或放弃核心价值观的坚持,危及国家认同,分解国家的内聚力和向心力。

3.多元政治认同。亚里士多德说:“人类在本性上,也正是一个政治动物。”[7]人必然与政治结缘。今天,政治与经济、文化共同成为衡量社会发展程度的重要标识。随着社会政治化与政治社会化的过程,民主政治理念已经超越了迷信君权神授的王朝国家时对君主或国王的忠诚。人们认同政治,更多的是对平权、正义、公道等的追求。因此,政治认同,就是个人(或群体)对政府组织、政治制度、政治程序等政治符号的接纳、认可。从表象上看,是“人们在社会政治生活中产生的一种感情和意识上的归属感”[8]。而实质上,是人们的一种自我的政治选择与肯定,也是人们的政治归顺与服从。政治认同具有条件性,不是随意的偶然的抽样和择取。其首要条件就是政治的合法性,此乃现代民族国家政治民主化的核心和关键,因为“现代政治的使命就是对国家的权力施加制约,把国家的活动引向它所服务的人民认为是合法的这一终极目标上,并把权力的行使置于法治原则之下”[9]1-2。在封建王朝时代,如果说人们也认同政治的话,是缘于帝国统治者们强大的权威与严酷的压制,更在于民众对既存的“君权神授”、等级制度等封建的政治思想的“非法性”的一种似乎“合法”的解读,并被迫默认、强制认可。国家在由王朝帝国进入民族国家的本质表现正是政治的由“不法”到“合法”的进步。现代国家是一种契约结合的形式,是人民权利的合法代表和象征。不过,在从王朝国家到民族国家的过渡过程中,政治的合法性不可能一蹴而就、一步到位,而是在民族国家逐步完善的政治制度建设的过程中和政治运行的进程中,才渐渐趋于体现国家的法律精神与民主的实质,合法性才慢慢凸显出来。

多元政治认同是直接导致国家认同危机的重要原因。在全球化背景下,随着西方经济、政治、文化等霸权在发展中国家和后殖民国家的逐步加强,强劲的政治攻势与挟裹在法治、民主、人权里的政治思想、政治观点和政治信仰,既明目张胆地大力鼓吹,又潜移默化地缓慢渗透。当强势的西方政治文化与资本在发展中国家扎根后,对发展中国家人们的思想无不产生侵蚀作用。尽管先前的认同是主要认同,是曾经发自内心的认同,而眼前的新认同,是次要认同,是驱赶时髦的认同,却很吸引人、很有魅力。这样,将致使我们已经坚持的政治认同开始动摇并可能被新的认同所替代或置换,从而构成了对国家认同的危机。

4.多元身份认同。身份认同,是自我与他者对诸如出身、地位、阶层、族群等的判断和确认,是个体人的自然属性与社会属性的综合镜像。一般来说,有什么样的出身,必定会有什么样的身份标签,并被个体与集体所认可。但是,事实并非如此。身份往往名不副实,可能被他者误判;或许事实上的身份总不被自我大胆承认或接受,一味地躲躲闪闪,逃避本该属于自己的那个符号表征。身份认同,乍看起来,似乎是“被给予”与“选择”的互动的结果[10],但是,也未必完全如此。首先,“被给予”的身份,只是将一个人视着被动的、机械的动物,所确认的身份成为他者给予的一个符号或标记而已,如果所依据的评判标准有误则必定贴上错误的身份标签。其次,“选择”身份的权利虽然窥见到了人对利益的强烈追逐,但忽视了身份主要凭借其血缘、种族、语言、文化、历史等为依托而确认的根本所指。事实上,一个人认同或选择什么身份,首要的是其血缘关系或族群性,即主要看出身者的父母的民族成分。当父母为同一民族时,子女无论对经济、政治利益的多么渴求,也无济于事。只有当父母为异民族时,子女才有选择的权利与范围。譬如在中国,为了从利益角度考虑,为了能够享受到中国民族优惠政策,多数民族与少数民族通婚后所生子女更多的趋向“少”与“小”[11]。而旧中国,随同汉族(少数民族汉化)或许可能避免“大汉族主义”的迫害,多数民族与少数民族通婚后所生子女也可能趋向“多”与“大”,这就是汉族通过“滚雪球”式[2]发展的重要缘由之一。因为汉族并非单纯的华夏族、炎黄子孙,而是多次民族融合、通婚后对原华夏人的身份认同的结果。从先前的“多”与“大”趋势到今天的“少”与“小”趋势的逆转,与国家政府对少数民族文化发展的重视、经济利益的平衡、政治权利的关注有很大的关系。该状况已经引起西方学者的兴趣,并归结为多元文化主义的一种反映[12][13]。

多元身份认同,或身份的多样化,显然是从不同视角定位的结果,像文化身份、政治身份、法律身份的提法,以及欧洲身份、大陆身份的指称的兴起。为此,“身份认同需要同时确定边界”[14]。就某一特性的身份来说,一个人也可能经历不同含义的身份变迁。譬如,对于中国香港人的身份变迁曾经历了“旧中国人”语义下“香港同胞”、“香港侨胞”、“英属香港华人”(简称“香港华人”),到“新中国人”称谓下的“香港人”的历程[15]。

然而,全球化所带来的多元文化、平权、民主的新理念以及种族、民族和宗教意识的复兴,不仅加剧了人们选择多重身份或者重新确定身份的可能性,而且反映到身份的多元认同上后也必然导致身份认同特性的某种变化。其严重结果就是“国家特性/国民身份危机成了一个全球现象”[16]12。譬如土耳其国家,为了实现加入欧洲联盟的夙愿,从20世纪20年代的凯末尔时起就打造欧洲身份认同[17]。自然,对于土耳其国人来说,既要肩负起土耳其人、穆斯林民族的身份,又要在“世俗化”、“现代化”、“西方化”的锤炼下归入符合欧洲的标准和规范,认同欧洲并被欧洲认同。除此之外,像日本、伊朗、中国、叙利亚、巴西、加拿大、丹麦、阿尔及利亚、俄罗斯、墨西哥、德国等都面临着国家身份的困境[16]12。

多元身份认同对国家认同的危机主要体现在:其一,受市场经济趋利性影响,人们更可能追逐有利可求的身份,在身份的包装下不顾国家利益,而趋于重利轻义或见利忘义。其二,容易导致跨境民族的思想游弋不定,缺乏对国家的忠诚和热爱。其三,在世界公民观念或超国家身份思想的影响下,或当民族国家公民定义有着明显的模糊性和歧义性时,容易导致已经拥有他国国籍的少数民族有随时脱离该国的危险。其四,激发起一些种族、教派要求政治权力、自治或独立的运动[16]12-13。

责任编辑:单梦竹校对:总编室最后修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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