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人为什么焦虑？（2）

具体到调查数据中，则有若干特别之处值得关注：其一、国家社会层面问题的得票数普遍高于个人层面的问题。尤其“物价涨得比工资快”、“权力不受制约，腐败易发多发”、“食品、药品、产品安全缺乏保障”、“环境恶化，空气、水、土壤污染严重”、“世风日下，道德沦丧”、“贫富差距拉大”、“养老是个难题”、“房价可望不可及”八项均有超过60%的得票率且互相之间得票差距甚小。从整体而言，它们甚至可以说是中国当前公众最焦虑的八大问题。其二，在国家层面的问题中，“经济发展减速”一项得票最低，与媒体营造的舆论氛围存在一定反差。原因可能有二，一者公众对未来经济增长有相当的信心，二者公众在潜移默化中开始更关注经济发展的“质”而非经济增长的“量”，再一次反证“GDP挂帅”业已过时。其三，“人际关系紧张、信任危机”超越买房及教育和就业问题成为受访者最感焦虑的第二大个人问题，从某种意义上说明陌生人社会的隔膜和冷漠给人们带来越来越大的无形压力，精神上的疏离和漂泊感让当代人无边地焦虑。此外，仅就焦虑情绪而言，公众对切身相关话题的关注程度远高于宏大命题，此次调查中，“改革推不动”、“文化缺乏征服力”、“国际形象不尽人意”、“经济发展减速”等问题关注度均相对较低。

四、超六成受访者自认焦虑程度较深;仅有1.7%的公众自认不焦虑;焦虑情绪会“传染”

精神上漂泊的一代焦虑程度几何?调查显示，在回答“如果给您的焦虑程度打分，焦虑程度越高分数越高(满分为5分)，您的分值是”这一问题时，65.5%的受调查者选择 “4-5分”，自认焦虑程度较深;25.6%的受访者选择“3分”，认为自己比较焦虑;7.2%的人认为自己“不太焦虑”;仅有1.7%的人认为自己“不焦虑”。

数据表明，多数人处于深度焦虑之中。有受访者称：“无从捉摸的焦虑感由内而外、纷繁交替，炙烤着内心、躁动着灵魂”。而在调查过程中，形形色色、程度深浅各异的新“焦虑症”也被发掘出来，PM2.5焦虑、奶粉焦虑、过节焦虑、高薪贫困焦虑、儿童焦虑、考试焦虑、职场焦虑、恋爱焦虑、孕期焦虑，中年焦虑……显而易见，一方面，短短三十多年间已发生和正在发生的社会变迁、飞速发展、市场竞争、规范缺失、保障缺位等把人们置于深沉的、多种多样的焦虑之中，比学赶超，焦虑已经内化为当代人心理和生活的一部分;另一方面，贴着不同标签的群体有着不同的众多焦虑，不管是下岗工人、失地农民、进城务工人员、“蚁族”，还是公务员、企业家、知识分子，抑或是从小、中、大学生到年轻白领，再到中年骨干，甚至是退休老人，都不同程度地存在着各种焦虑，严重影响到各自的幸福感。

现今的焦虑症确已蔚成声势、病势深沉了么?或许也不尽如此，因为调查结果还显示，高达81.1%的受访者认为焦虑情绪会“传染”。专家也指出，焦虑情绪确实存在“传染”效应和放大效应。从公众的信息渠道来说，微博、微信及移动互联网等新媒体的发展，使得公众随时随地发声成为可能。当下中国社会急速转型、变革，社会矛盾加剧，各种冲突也随之而来，“好事不出门，坏事传千里”，负面信息容易发酵，公众的焦虑情绪往往因此而无谓加重。从传媒规律而言，媒体报道本身就具有对事件的放大效应，再加上新媒体不仅能够制造、发布和传播新闻，还促进了发布者、评论者、浏览者三方之间的交流，由此形成了一种更加多向的交流空间，导致公众的焦虑情绪传染速度更快。从社会心理学角度来看，群体的普遍性格特征容易受无意识支配，这种“无意义”的网上发声有时只是在试图缓解焦虑、无聊等情感，这可以解释为什么人们常常会把“郁闷”“压力山大”等挂在嘴边，这是一种变相的宣泄方式，多由传染导致。事实上，在群体中，每种感情和行动都具有传染性，比如自杀行为的“维特效应”，就是说自杀行为也是会“传染”的。

综上，这是一个新焦虑时代，整个社会的焦虑形形色色、困扰人心，而这焦虑同时也是经过了反复宣泄、传染而放大了的焦虑，要破解“全民焦虑症”，亟需认清这一体两面。

五、公众心目中“全民焦虑症”的三大症结：“权力不受制约的不公正感”、“社会保障不足的不安全感”、“贫富差距过大引发的被剥夺感”

在受访者心目中，“全民焦虑症”的三大症结依次是“权力不受制约的不公正感”、“社会保障不足的不安全感”、“贫富差距过大引发的被剥夺感”，得票率分别为79.3%、74.5%和72.9%。相对于专家对焦虑成因的分析而言，“转型期的变动和不确定性”以及“发展速度过快的不适应感”并未得到充分的重视和关注。

按照马斯洛的需求层次理论，公众心目中的三大症结，直观地折射出公众对安全、公平和尊重的需要。正如有专家指出，当前民众中出现普遍的焦虑情绪，是因温饱之后，他们有了更高层次的需求，而这些需求在旧有的结构和规范下，尚未得到足够的尊重。

与之相应，如何缓解“全民焦虑症”?调查发现，在受访者的期待中，希望政府首先解决的三个问题是“腐败问题”、“贫富差距过大问题”，和“食品、药品、产品安全问题”，得票率依次为84.4%、74.1%和73.7%。与此同时，其余的五个选项，诸如高房价问题、物价飞涨问题、社会保障问题、教育公平问题、空气、水、土壤治理问题也都有不少于50%的得票率。

说到底，公众热切期待政府积极作为，如消除腐败，致力于建立安全和诚信的工作生活环境，在收入分配、司法、身份(户籍制度)、教育和医疗方面实现公正和公平，还有缓解就业、住房压力等。因为心理学意义上的所谓焦虑，“正是在求与得之间的熬煎，确定求得或确定求不得，均不会焦虑，有企盼才会有焦虑”。

此外，告别“全民焦虑症”，不仅是政府加强作为，媒体、专家积极介入的过程，更是一个全民参与的过程，个人也当作出努力。在调查中，多数受访者赞同，每个个体最应努力做到的四点是：一，“行动改变中国，点滴从我做起”，占比49.2%;二，“更理性客观地看待各类社会问题”，占比47.5%;三，“学点心理学，学会调试心情”，占比42.4%;四，“不抱怨、不盲从，培育积极心态”，占比34.1%。

习近平同志曾谈到，“其实老的问题和新的问题，在中国社会里面同时存在。老的问题解决了，我们还在面对新的问题，在问题面前也急不得，要用生活的淡定去面对这些问题”。有专家也指出，现代社会的一个重要特点，是它似乎给每个人都提供了流动的机会，但通过流动而真正实现最初希望的人并不会太多，大多数人可能都认为先前的目标没有实现，因而焦虑。其实，惠特曼在19世纪末的《大路之歌》中就唱道，“你刚到达你要去的那座城市，还没有满足地安顿下来，你又被一种不可抗拒的呼唤叫了出去”，或许，一定程度的变动和焦虑，正是现代社会的生命力所在。

(执笔：张潇爽 徐艳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