重视农民工阶层的政治诉求

在刚过去的两会上，有一场以农民工为主角的“一线工人农民代表谈履职”的记者会，邀请六位农民工代表就相关问题回答中外记者提问。很多人并没有意识到这场记者会的重要性，以为六个来自基层一线的农民工代表受自身素质所限，又没有参政议政经验，不可能谈出什么有价值的东西来。

但在我看来，这场记者会的重要性不可低估，它的重要性就在于其有政治意义。换言之，人们不必在乎六位农民工代表说了什么，记者会召开的本身就传递了一个强烈的政治信号，即农民工阶层已开始在中国的政治舞台上崭露头角。

改革开放以来，随着工业化的发展以及国家对社会控制的放松，一大批农民走出农村，向城市流动，这种自发形成的人口转移早期在国家的政策话语体系里，还被称为“盲流”，是各级政府驱赶的对象，但随着转移人口越来越多，国家意识到他们是经济发展的一支积极力量，在称呼上变成“农民工”了。如今，农民工早已超越城市工人，成为中国工人队伍的主力，然而在政治身份和政治地位上，农民工并没有完全融入城市工人阶层，与后者看齐。

这里有着复杂的因素。其中一个原因，可能是政府部门还没有意识到农民工作为一个独立阶层已经形成，并在中国社会以阶层面貌出现，发出自己的阶层诉求。社会学判断一个群体是否已经成为一个阶层，大体有三类标准：一类是客观标准或客观分层，即是否具有相近或相同的社会经济地位;一类是主观标准或主观分层，亦即是否具有相同的阶层意识和认同;还有一类是阶层行动。从以上三个标准来看，农民工群体都有许多一致的地方：在社会经济地位上，他们还未能达到城镇工人的阶层地位，但又是工人，而不再是农业劳动者，除非迫不得已，他们中的许多人不会回到农村。与此同时，他们的阶层意识正在形成，特别是他们有着越来越多的集体行动，在这样的行动中，慢慢认识到阶层的存在，认识到集体的一致性等。例如，上述六个农民工代表在回答记者提问时，就表现出了鲜明的阶层意识，他们一致认为，要为农民工群体说话。

认识到农民工的新阶层特点，非常重要。假如他们作为一个阶层已经在社会崛起并共同行动，而人们还无视其存在，就会导致很多不必要的问题出现。

虽然农民工作为整体，有着和其他阶层不一样的显著特征和共同境遇，但在农民工群体内部，有着明显的代际分野，第二代农民工已不像他们的父辈那样认同农村，安于现状，他们对自身处境和社会不平的感受更脆弱，对改善命运和权利的要求更强烈，这导致他们在成长过程中往往采取一些比较激烈的对抗性行为，来直接或间接地表达他们的不满或平等诉求。目前农民工的主体就是这些具有抗争意识的二代移民。

好在农民工二代的诉讼和抗争还只停留在经济层面，而未发展到政治层面。因为对大多数农民工来说，他们从农业劳动者阶层向工人阶层的流动是一种向上流动，因而其不满主要还在于其经济收益，而非其社会地位。这种情况下，政府就必须认识到他们的阶层诉求是什么，出台政策措施，促使他们更好地融入城市工人阶层中，以使社会达成更好的整合。假如在他们趋阶层化的过程中，政府从政策和体制上将其固化，使他们作为新阶层不能与原先的工人阶层融为一体，就会衍生出一个新的社会结构因素，从而使中国社会整合变得复杂和困难，甚至会影响社会的和谐与稳定。

所以，应从阶层角度来看待农民工这支政治力量的崛起及其诉求，并在国家的政治生活中赋予其一定的政治地位，以最终实现他们和城市工人阶层的无缝对接，避免其无序爆发给社会带来的破坏。政府除了明确宣布他们是工人阶级的组成部分外，还须在国家的政策和体制里给他们相应的政治地位的安排。从目前来看，人大代表是一种较好的政治地位的安排。因为人大是中国根本的政治制度和权力机构，人大代表不但作为自己所属群体的代言人而存在，它更拥有实际的政治权力。如果2亿多农民工在这个国家最重要的议政平台上有自己的人大代表，就能够使其阶层诉求和利益在国家的政策中得到更好反映。

(邓聿文 作者系中共中央党校《学习时报》副编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