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进度
所谓进度，是指关于建立官员财产公开申报制度后采取什么方法推进的问题。不可否认，世界上任何一个国家和地区都存在官员贪腐的问题，而且在建立官员财产公开申报制度时都面临严重的贪腐局势。例如，上个世纪70年代时，香港贪腐成风，特别在警务人员中，受贿成风，高层警官与黑社会勾结，贪赃枉法、中饱私囊的现象比比皆是。曾有一个名叫韩德(Ernest Hunt) 的警司，因贪污入狱时承认，在他近20年的警察生涯中积累了500万港币的财产，他坦言“贪污在香港警察队伍中是一种生活方式，就像晚上睡觉、白天起床刷牙一样自然。”迫于民众的压力，1974年2月15日香港立法局通过《香港特派廉政专员公署条例》，廉政公署正式成立，先后颁布了3个特别法例：《防止贿赂条例》、《廉政公署条例》、《防止选举舞弊及非法行为条例》，也规定了公务员财产申报制度。官员要申报财产，当时很多人反对，包括整个香港的警察，因为他们贪污腐败的比例最大，反对声也很大。对此，香港采取了特赦的方法，即对过去的贪污腐败既往不咎，但是，从此后开始必须公开申报。
当年香港推进官员财产公开申报制度的做法值得我们思考，就是通过化解一些尖锐矛盾，尽量避免阻力，来换取进步和发展。现在，我们国内已有学者提出，在我国推行官员财产公开申报制度应该有一个三年过渡期。也有人提出，“新官新办法，老官老办法”，即新提拔、新当选的官员先公布财产，还当原来职务的，暂时就不要公布，这也是主张有一个缓冲期。可以说，政治改革，既要积极突破，也要渐进稳妥。要积极突破，就是要建立新制度，推出新举措；要渐进稳妥，就要在策略上可以有一些回旋的余地。所谓改革要走渐进之路，就是寻求阻力最小的路线。阻力太大，强制推行下去，就会造成比较大的混乱，欲速而不达，反而于事无补，难有突破。为了破除官员的心理抵触并避免社会动荡，我们在推进官员财产公开申报制度的进度上，采取一些妥协的办法，能够寻找到一个阻力最小的、得到渐进的推进方式，就有利于这项制度的落实。
五、效度
所谓效度，是指关于建立官员财产公开申报制度后能否取得成效的问题。官员财产公开申报制度建立和推行后，一定会发挥巨大的作用，取得好的成效。一是大大挤压了腐败的空间，过去没有官员财产公开制度，贪官受贿的金钱可以在银行里随便存，房产也可以随便置，有了这个制度后，就不可能那么自由自在了，会处处受到约束；二是形成了强大的威慑力，贪官也可能照样收受财物，并采取其他的藏匿手段，但他总是提心吊胆的，稍不小心，就有败露的风险；三是强化了人们的监督意识并提供了有效的监督途径，有了官员财产公开申报制度后，人们就可以睁大眼睛，盯住官员的财产不放。
另外，官员财产公开制度出台后估计立即有两种情况发生，一是那些贪官根据宽大政策，主动地交出自己贪占的财物，或是进行一些必要的转移、消化掉“赃款赃物”、直至能够“安全”为止，现在据说一些贪官正在悄悄地抛售房产便是如此；二是那些贪官可能遁逃、“三十六计走为上计”，自动离开公务员队伍，或者干脆逃到国外。
需要强调的是，对建立官员财产公开申报制度后取得的成效，也不要有过高的预期，好像只要出台这么一个制度，便可以包治贪腐百病。官员财产公开制度是消除腐败的有力武器，但不是只靠这么一个制度就行了。例如，贪官照样可以大肆收受贿赂的珠宝、金钱等，但他不放在银行里了，直接藏匿在家里，或者像海盗那样藏匿在悬崖洞穴这样秘密的地方等等，对此，我们又不能毫无理由的去抄他的家，或天天对他进行跟踪、侦察。所以，出现这样秘密藏宝的情况，我们确实还没有什么好办法。其实，反腐败是一个系统工程，由于腐败主要涉及权钱交易，从根本上说，最关键的还在于要解决权力过分集中、权力暗箱操作、权力不受监督的问题，也就是使权力难以腐败的问题。这个根本的问题不解决，腐败还不可能消除。这就要求我们必须深化政治体制改革，真正挖掉权钱交易的腐败根源。
（作者系国家行政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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