布坎南留给中国改革的启示

在我国持续推动改革开放的路上，布坎南教授的智慧值得借鉴。虽然他曾经说过他的理论不适于中国，但是理论高于实证的优势正在于其更强的一般适用性，通过思想的凝聚、演绎和拓展，他的理论依然可以为我国的改革之路提供珍贵的资源。

将政治作为社会规则的一部分

2013年1月8日，一代经济学大师詹姆斯·麦基尔·布坎南离我们而去，经济学将把他的思想深深铭刻入思想史的丰碑。

布坎南教授的最主要贡献是建立了公共选择学派，将政治决策过程用经济学分析的方式演绎出来并形成一以贯之的体系，在形式上将政治研究与主流经济学分析范式相结合，在思想上对理性经济人的根本假定在政治研究中进行了普及。布坎南与戈登·塔洛克于1962年合著的《同意的计算》开了公共选择学说的先河，也构成了现下主流宏观经济学研究中政治经济学部分的主体内容。投票理论通过微观主体决策的基本方式解释了集体行动的悖论——在自利决策个人作出群体决策的时候，结果往往会不如原来的预期。如果不能解决集体行动的悖论，那么宏观经济学就只能从市场失灵的角度将一切非市场的社会部分看作一个神秘的黑箱。

在他们之前的政治经济研究往往设定了福利主义的政府：政府作为整体是利他主义的。然而，利他主义的政府在布坎南看来并不是一个合意的假定，相反，政治的直接执行人也是与我们一样的个人，而同样的个人在经济活动中是自利者，有什么理由认为一旦牵涉到公共事务他就会转变为利他者呢？

布坎南教授对政治的分析和对政府的态度在其著作中得到了完整的体现。他曾经不否认自己列入奥地利学派学者的行列，但他也并不是一个绝对的自由主义者。政府和市场的关系对他而言是一个至关重要的问题，在安排这个关系的时候他采用了相对的方法，既不承认市场万能，也不承认政府永远成功。他与哈耶克一样，将政治作为社会规则的一部分，社会规则的选择构成了他除了公共选择理论以外最重要的研究议题。

社会规则是所有社会经济主体必须要认知、考量的标准构建，任何违反规则的人都将导致其社会经济报酬的下降。社会规则确定了任何行为在社会活动中的可容忍性和受认可度，现代人作为社会性主体的根本特征就是能够将社会规则纳入个人行动的信息集，而对社会规则拥有完全认知的人则在其行动策略的成本-收益衡量中具有更强的确定性以及信息优势；违反流行规则的个体会受到其他群体成员的集体排斥和惩罚，以此来完成对他的“改造”。

社会规则的复杂程度决定了其在现实活动中的影响，简单的规则体系不能满足复杂社会生产的需要，过度复杂的社会规则又会造成信息搜集的成本，进而模糊社会经济主体的预期。政治作为社会规则的一部分也承担着相应的社会活动的功能，而且在威权形式下扮演着社会规则制定者的角色。

我国社会经济体制需系统性设计和构建

我国改革开放以来的经济奇迹在很大程度上源于一系列的社会经济制度改革，无法从根本上区分市场经济建设和政府主导性活动对过去三十余年经济增长的贡献，以市场为主导的自由竞争和政府政策、政治所确定的竞争秩序同时决定了中国的经济发展进程。国内外许多学者从不同的角度对中国改革开放的成绩进行了分析，中国的发展模式显著不同于华盛顿共识所号召的私人产权、自由竞争等要求，而长期以来的发展速度却远超于华盛顿共识下的发展中国家。钱颖一等人将中国的发展模式定义为“中国式的联邦主义”，主导思想与张五常所着重描述的地方政府的“锦标赛竞争”相一致，即从政府行为和政治规则的角度进行考虑。

而中国进一步的改革本质上并不是简单的增长模式的转变，而是整个社会经济体制的系统性设计和构建。布坎南思想给我们的启示是，改革意味着对规则的重新构建，具体而言就是对资源配置方式的选择。经济资源的分配、配置和最终产品、收入的分配决定了经济增长的根本特点。总体而言，坚持市场经济的建设是中国经济进一步改革的主要方向，市场上的合理竞争和交易成本的不断降低是决定中国经济潜能能否完全释放的必要条件，也是中国经济跨越“中等收入陷阱”的必由之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