布坎南留给中国改革的启示（3）

■ 中央集权的弱化并不必然对应着公民权利的绝对完善

要素市场和商品市场的效率提升与潜能拓展都须要加强市场经济体制建设，尽力完善合理价格形成机制。这便意味着对既得利益的挑战，树立一个公平、竞争的市场规则体系。改革开放时至今日已经陷入了一个矛盾、艰难的境地。收入差距的不断拉大，产权保障制度的缺失以及社会冲突的不断激化，使得我国的经济社会维持稳定的成本不断提高。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的过渡本质上是将经济资源的掌控权、配置权由中央集权向下分散，但在这个过程中，中央集权的弱化并不必然对应着公民权利的绝对完善——从制度上来看，公民权利的绝对完善也并不是要提倡公民个人的绝对自由。布坎南教授虽然提倡自由市场经济，但从根本上仍然是一个相对主义者，自由的市场与绝对的自由不能并存。无论如何，在经济活动中，绝大多数情况下市场对信息的整理和利用效率都远远超过了政府计划，只有在市场失灵的情况下，尤其是道德风险得不到控制的情况下，政府行为才有合理的存在理由。公民权利的绝对完善正是从这个角度上来确定的。

■ 区域竞争埋下了整体经济失衡的隐患

在实际改革过程中，中央集权的分散操作以政治资源支配经济资源的模式并没有改变，地方政府相对中央政府的独立性在分税制改革前已经十分明显，即使在分税制改革之后，财政资源对地方政府的偏向也没有太大改变。分税制改革前，地方政府的初始财税分配比例占到70%以上，而在改革后，由于中央政府对地方的财政转移支付也保证了地方财政支出占比保持在70%左右。1996年中央曾经一度想要收回甚至只是共享土地出让金收入，也由于地方政府的反对而流产，土地出让金收入在之后长达十年的时间内属于预算外收入，2006年后并入预算内收入。即便财权向中央政府集中并没有改变地方政府的支出比例，但财政审批和转移支付受到中央政府的限制，土地出让金收入、乱收费等收入项目就成为地方政府扩大财源的重要手段。

与财权分配不协调的是事权的划分，从地方政府财政支出的比重可以看出，分税制改革前后地方政府的事权并没有根本性的改变。地方政府通过提供廉价土地、便利政策、税收优惠等政策促进本地经济发展，“锦标赛”式的县际竞争使我国经济爆发出很大的能量。问题是这部分低成本是人为地通过公共财政补贴来提供的，在地方政府最大化本地财政收入的前提下，均衡存在于补贴的边际收益等同于边际成本时。由于地方政府事权过大，行政干预能力也不容忽视，在具体操作中往往出现对部分企业的补贴和对其他企业的成本的增加，对于地方政府在市场整体规模的扩张、效率的提升上所起的作用大小往往难以考核。县际竞争或许能够获得GDP和财政收入增长的“奇迹”，但同时也埋下了整体经济在产业结构、区域经济结构方面失衡的隐患。

■ 政治权力和经济利益之间形成隐形市场

虽然我国现阶段经济状况显得比较复杂，其根本完全可以归结于契约精神的缺乏和政府事权划分的失误。西方发达市场经济体区别于我国市场经济的主要特点在于其多年社会契约思想的培养所造成的陌生人社会伴随而生的匿名契约。在城市化水平较高的西方发达国家，人口流动受到的限制也很少，人与人之间的社会交往，无论从经济上还是人事上大多属于陌生人之间的互动，相互之间的信息披露不足。根据门格尔的制度衍生思想，社会制度的需求来源于对不确定性的反抗。在信息不足的情形下，道德风险发生的概率会随之提高。人们的决策预期十分模糊，难以维持低成本水平上的交易活动。匿名契约的特点在于将个人不仅视为计算的经济人，而且尤其重视其社会属性，其私人契约是在缔结了社会契约的基础上完成的。完善的社会契约就体现为公正的法治秩序，政府和个人的行为都受到法治的约束，并在违反契约的情况下受到明确的惩罚，缔结契约和违约的成本、收益在经济主体的计算过程中形成了明确的预期，于是匿名契约就构成了低成本交易活动的主要方式。这是一方面。另一方面，我国的市场经济建设最大的缺憾就在于更多依靠的依然是关系契约，即通过血缘、亲缘、友情、乡情等社会关系才能构建起低成本的交易网络。这种社会关系网络无论在规模上还是分工结构上都无法同西方契约关系所带来的经济效率的提升相媲美，劳动力市场上大量的农民工大多通过同乡获取信息，私营企业则多数采用自有资本或家族资产的选择来扩大企业规模……关系契约长期占主导地位是我国经济社会文化自发演化的结果，其中不乏有路径依赖的原因，而其最根本的原因还是在于公共产品供给的不足。

公共产品供给的不足则根源于政府事权划分的失误。布坎南教授认为，政治人物追求短期利益的偏好会导致公共政策的短期性，而在我国的现实情况下，公共政策的短期性和区域性并存，供给公共产品的任务就更难完成。当地方政府在实际事权方面相对独立于中央政府的时候，既得利益集团完全可以通过掌控的政治权力寻租——地方政府利用对地方经济资源寻租所获得的利益向中央政府提供租金，政治权力和经济利益之间形成一个隐形的市场。在经济增长至上的官员晋升衡量体制下，公共产品的供给必须符合政府财政支出的收益最大化原则，这种最大化倾向在地方保护主义的环境下往往更容易实现。我国产品市场分割由于活跃的国际贸易并没有造成很大的影响；要素市场的分割和要素流动、配置所面临的阻碍则完全不利于要素市场价格的形成和城市化的推动。

■ 公共政府和竞争性市场需和谐共存

总而言之，改革开放和市场经济的建设关键是要为所有经济主体提供条件形成明确的预期。稳定明确的预期（可预期的通货膨胀、较低的契约成本、财产的安全性等）是市场经济运行的基本要求。从法治的角度来看，公权对私权的侵犯是市场经济最大的敌人；财政、货币政策的制定、政府部门的自由裁量权直接和间接影响着经济主体所面对的市场环境。地方保护主义、公共产品的结构性短缺、产业结构的扭曲以及城乡二元结构的长期存在，诸多问题的解决都依赖于对各级政府财权、事权的重新界定，在于以正式制度的方式约束政府和个人的行为。

经济学的思想是充满争议却又丰富多彩的。布坎南教授的理论，虽然在模型化描述我国经济现实的时候并不太符合其假设前提，但其关于政治、市场、自由、法治的思想却十分值得我们借鉴。在我国改革开放的道路上，一味摸着石头过河的试错也需要有一定的思想和理论作为指导性工具，只有公共政府和竞争性市场和谐存在才能保证我国成功跨越“中等收入陷阱”，继续经济增长的“中国奇迹”。（第1351期 第6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