治大国如烹小鲜

“治大国若烹小鲜”，出自《道德经》第六十章。

后世对此多有解释：《诗经·桧·匪风》毛传云：“烹鱼烦则碎，治民烦则散，知烹鱼则知治民。”宋徽宗注说：“事大众而数摇之，则少成功；藏大器而数徙之，则多败伤；烹小鲜而数挠之，则溃，治大国而数变法，则惑。”此中智慧，千古流传，值得借鉴。 郭德福 作

在中国的文化传统中，管理向来是作为一种智慧，而非一门知识被谈及的。它的最高目标不是科学化，而是艺术化。治大国如烹小鲜，象征的就是一种高超的治国艺术。烹煮一条小鱼，只需油盐酱醋恰到好处，但不能随便翻搅它，否则它就烂了。同样，治理一个国家，也不能过多地、随意地人为干预，而是要有所为，有所不为，让国家机器在既定的规则下自发地良性运转。只有如此，才能达到“一国之政犹一身之治”的至高境界。今天，虽然社会的管理组织模式发生了根本性的变迁，但古人的智慧仍能穿透寰宇，令人掩卷沉思。

以正治国

“治大国如烹小鲜”的第一要义是以正治国。老子在《道德经》中有言：“以正治国，以奇治兵，以无事取天下。”治国以“正”，就是要光明正大，不能搞歪门邪道；而治兵要“奇”，则要求出其不意，攻其不备。用领兵打仗的“诡道”来治国是不行的，而用治国的“正道”来领兵打仗也不一定行得通。儒家宗师荀子最反对的也是治国不正，权术横行。他说：“人君者，隆礼遵贤而王，重法爱民则霸，好色多诈则危，权谋倾覆幽暗则亡。”在他看来，以德治国是王道之路，以法治国是霸道之途，而权术立国则是最糟糕的一种治国方案。因为，权术一旦横行，就会把国家带入毫无秩序的混乱之中。这样的国家，内耗必然增加，管理成本也会骤然上升，到了无法应付的那一天，就自然而然地走向灭亡了。

具体来说，以正治国，就是要有一套保障国家机器自发运转的良性规则，而且这一规则能够一以贯之，不因人而废，因事而止。一旦做到了政令畅通，国家这一组织系统就会健康运作，自动调节，而不需要管理者过多地干预。

春秋战国时期，各路诸侯为求自保纷纷变法图强，但真正变革成功的却寥寥无几。究其原因，主要是新法在推行过程中遭到了太多人事和权术的羁绊，以至于虎头蛇尾、有始无终。韩昭侯时期，申不害曾在韩国主政。他打破血缘宗亲的束缚，重用贤才，锐意改革，把弱小的韩国带进了“战国七雄”的行列。但是，申不害有个哥哥，想借助兄弟的关系在韩国谋个一官半职。于是，申不害便去向韩昭侯求情。可是，韩昭侯却拒绝了申不害的请求：“不拘一格选拔人才本来就是你主张的。而现在，你又来为自己的哥哥跑关系，这不是自相矛盾吗？”可见，当国家的变革政策和自身的利益发生冲突时，倡导变革的人自己尚不能坚持原则，新法推行的效果也就可想而知了。

变革成功的唯有后来商鞅在秦国推行的新法。当时，七国争雄，秦国之所以能够吞并八荒一统天下，正是因为商鞅为秦国留下了一整套健全的法律制度。商鞅的新法，虽然历史上褒贬不一，但却是“正”的：有功则赏，有过则罚，都按照法律的规定透明地执行，绝不玩弄权术、暗箱操作。最为重要的是，赏与罚，都能及时兑现，决不失信于民。据记载，商鞅刚开始变法的时候，法令已详细制订但尚未公布，他怕百姓难以相信，就在国都的集市南门立下一根长三丈的木杆，下令说如果有人能把它拿到北门就赏给十金。百姓们感到此事蹊跷，没人动手去搬。商鞅又说：“能拿过去的赏五十金。”于是有一个人半信半疑地拿着木杆到了北门。商鞅立即命人赏赐给他五十金。这时，商鞅才下令颁布变法，果然得到了民众的信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