政体改革该为中国人的“中国梦”服务

所谓社会主义政治体制改革，是指在我国社会主义条件下对政治制度的某些领导制度、组织形式和工作方式的自我革新和完善。进一步加强社会主义政治体制改革，是对李克强总理提出的“改革贵在行动，喊破嗓子不如甩开膀子”的有力回应，是对当代左派、自由派、新权威主义、民族主义、国家主义等不同政治立场与社会思潮的一次实质性的探微。如今，当改革步入深水区，下一步的主要工作就在于如何进行利益的再分配。在笔者看来，这种分配的主要任务有两个（相对而言）：第一，如何实现社会流动的机会平等性；第二，如何实现社会资源分配的均等化。

本文意在从微观的层面和具体的层面来探讨当代中国政体改革，提出一些建设性的路径及其策略，并对所提出了进行改革的有关注意事项。当然，这也是从具体而宏大的改革设想中，从“形而下”的角度所提出的一种“顶层设计”。需要说明的是，这其中必然也有不及之处，在此，希望得到不同声音的回应或批评，以斧正本文观点。

一 政体改革“改”到那里去

每一个历史阶段都有它独特的历史任务。对于新中国这样的社会主义国家而言，重要的不是怎么改革，而是应该改到那里去的问题。因为只有摸清了改革的目标，才可能有改革的方式，而不是以“走一步，看一步”的心态去进行改革，这样只会导致改革的风险系数加大。而以“增量改革”的态度，以“摸着石头过河”的态度来进行改革，是否适合中国，现在学界尚有争议。（特别是在新权威主义，左派和自由派之间的一场争论，至今都未停歇。但是所达成的一个共识是，渐进式改革，是符合中国实情的。）

清华大学某课题组的一份研究报告显示，“必须警惕石头摸上瘾了，连河也不想过了”（清华大学社会学系社会发展课题组1月9日发布2011年度“社会进步系列研究报告”，指出中国目前最需警惕的是“转型陷阱”。报告称，既得利益集团用“维稳”的理由拒绝改革、绑架改革，是“转型陷阱”的主要症状。）这就意味着改革的停滞可能性存在，而以改革为手段，将社会资源在上层阶级中再分配就成为了可能。这也就违背了改革的最初设想，滑向了反面。

对于这样的一种情况，在学界的研究当中，郭佩文将其称为“制度惰性”。简单的说，所谓“制度惰性”就是经济学家诺斯等所说的“路径依赖”。他解释道：由于制度变迁中存在不完全市场和回报递增机制，所以一个社会的初始制度选择事实上决定着其后制度发展的方向，这就是制度变迁的路径依赖性。而这样的“路径依赖”一旦形成就意味着中国进行政体改革的阻碍将会更大。

而当中国政体改革陷入“倒逼”的社会状态时（木然），政体改革也就越加的紧迫，这从清代末年的历史教训就可以看出，但凡被动型的改革，往往都需要付出更为惨重的代价，而且不一定这样的改革就会成功。面对着种种困局，最为关键的不是有没有榜样的问题，还是前文所说，一个时代有一个时代的任务。我们现在最关键的任务无非两点：第一，如何实现社会流动的机会平等化；第二，如何实现社会财富的均等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