莫言的文学世界（2）

残酷的美学特色

在莫言的小说世界中，似乎没有一个文学形象是不受到损害的，从人到动物，身体都受过伤。这些文学形象不再给读者以阅读上的美感，而是一种不完美感，甚至是痛感、丑感、无奈感。这是莫言小说的美学特色。

莫言的小说离不开他的生命体验，离不开他独特的生活经历。在一些评论家看来，莫言小说的主要特色之一，与童年记忆有关。从《透明的红萝卜》中的“黑孩子”，到《红高粱家族》中对“我爷爷”、“我奶奶”的儿童叙述，以及延续到《三十年前的一次长跑比赛》中的“我”，这种童年叙事贯穿他整个的创作。莫言自己也高度认同这一评价，他在多篇文章中谈及童年记忆对他创作的潜在影响。那么，童年记忆在莫言作品中都有什么样的表现呢？

莫言的童年时期，恰好是“文革”前期以及整个“文革”时期，这一历史时段的文学记忆在很多当代中国作家笔下都有所呈现。与这些作家的作品相比，莫言的作品有自己的特色。这一特色就体现在他的浑然天成、自然而然。莫言依据其生活经验，独创了一个乡村少年的儿童视角来观察这个世界，来述说自己视野或想象中的人物、故事。莫言曾说过，很多遭受苦难的中国当代作家，他们大都是城里人。在这些作家中，痛苦或苦难的叙事充满着政治诉求，因为他们有一种城乡生活落差的比较，感受到农村生活的艰苦以及强迫劳动对他们个人身份的社会歧视。但对于那些祖祖辈辈生活在农村，从小封闭在乡村世界中的人们，或许这种痛苦没有那么强烈，或许痛苦的面目是另一种样式。

莫言的《透明的红萝卜》与同时期表现“文革”题材的作品相比，的确体现出乡土叙事的本色特征。作品讲述的故事是“文革”时期一个水利工地，人物主要有三个，小铁匠、黑孩子以及姑娘。黑孩子是帮工，帮助小铁匠拉风箱，姑娘是小铁匠的女朋友。小铁匠穷极无聊，常常拿黑孩子开心，总是冷不丁地在小黑孩的头上打一下，甚至将淬火后的钢钎放在黑孩子的手上，看着白烟从黑孩的皮肉之间冒出来而哈哈大笑。这种匪夷所思的施虐行为在黑孩的心里引发的是一种极其奇怪的反应。黑孩起初是害怕，但渐渐适应了这种虐待，每天不被小铁匠打几下感觉着不痛快。而且，小铁匠的女朋友见到小铁匠虐待黑孩子，总会维护小黑孩，有时会用手摸一下黑孩。久而久之，黑孩对女性的这种抚摸充满渴望，他感觉着这种抚摸的生理快感。整篇小说被这种恶魔般的感觉所缠绕，对于习惯于 “伤痕文学”写作模式的中国文学而言，莫言小说的出现，真是别开生面，很多人一时不知如何解读这样的作品，有的觉得写施虐受虐实在无聊，有的觉得作品富有象征意味，值得玩味。其实，莫言只是凭一个作家的敏感在写，正是这种敏感给莫言的创作带来一种超越。

莫言小说还有一个特点就是写饥饿。在莫言之前写吃写得极有特色的当代作家有两位，一位是汪曾祺，另一位是阿城。汪曾祺写吃，主要是以散文笔调，呈现吃的情致和丰姿，这种传统可以溯源到周作人、沈从文等现代作家的创作。阿城写吃也有特色，《棋王》中写王一生对吃的虔诚和精致，这种描写手法重在神韵、意境，体现出中国文学的传统精神。莫言小说中的吃与前两位不同，有一种残酷性。在《吃相凶恶》中，莫言记录了童年时期有关吃的记忆。冬天，村里小学的广场上来了一车煤，小孩子们不知道这黑乎乎亮晶晶的东西是什么。胆子大一点的孩子将煤块放进嘴里咬起来，咯嘣咯嘣脆，似乎很好吃。许多小孩便一窝蜂地涌上去，将一车煤吃完了。有的孩子还将煤块递给老师吃，老师似乎也觉得味道不错。学校门房王大爷将这些孩子拉出的大便拍打成煤饼，放在炉内，火头呼呼地窜出来。这近乎魔幻传奇的乡村故事，对莫言而言，不是传说，而是亲身体验。吃与饥饿相连，在莫言的小说中有一种近乎疯狂的表现。可以说，“吃”的细节在莫言的小说中比比皆是，无限夸张，富有质感，已经远远超出了“吃”的生理意义。在莫言小说中，“吃”是维系人际关系的纽带，是民间社会的价值基础。凡是在“吃”的问题上，能够不分贫贱、往来沟通的，都是兄弟。莫言不像有些作家那样简单地用社会学理论图解文学，而是凭着自己的乡村经验和儿童记忆来展现中国当代农村的独特景象，通过对“吃”的场景的生动展示，从饮食饥饿的感受中，让读者直接体会到什么是真正的乡土生活。

莫言小说中争议最大的，是对一些血腥、暴力场景和细节的描写。这让原本习惯于从小说和文学作品中获取美感的读者，感到阅读上的不适应。暴力描写可不可以成为文学作品的表现对象，这在小说美学上是有争议的，一些评论家认为文学应该表现美，不应该表现暴力，而有一些评论家认为文学可以也不必回避暴力描写。在我看来，莫言小说中的暴力描写需要具体分析。如《透明的红萝卜》、《枯河》中，暴力描写是与“文革”记忆、童年记忆联系在一起的。莫言自己曾谈到，这两篇小说中小孩受虐的场景，与他小时候因为偷吃了生产队里的萝卜而被羞辱、遭毒打的经历有关联。而像《红高粱家族》中罗汉大爷被剥人皮、《檀香刑》中屠夫赵小甲对岳父孙丙施行酷刑，这样的描写与小说的虚构技巧有很大的关系。一些评论家将莫言的这类小说命名为新历史主义，实际上是为了与一些历史主义小说区别开来。在历史主义小说中，真实是依附于史料，而在新历史主义小说中，真实是依靠想象、虚构。在莫言看来，小说的真实不是历史的真实，小说的真实是通过小说家的艺术虚构完成的，没有虚构就没有小说，当然也就没有小说的真实。小说的真实是虚构营造出来的一种比真实更强大的艺术力量。一个小说家仅仅是将一件发生过的事再叙述一遍，那不是小说，而是新闻。小说家是要将没有发生过的事，叙述得真有那么回事一样，这才是小说家的看家本领。

所以，像《檀香刑》这一类作品中的暴力描写，我个人认为是小说家艺术想象的一种尝试和实验。事实上，莫言小说中的暴力场景还涉及对动物生命的处置上。如《生死疲劳》中，对骡子、牛、猪、狗、猴等动物的描写中，也有一些施虐的细节。这或许与作家个人的价值认同有关。在莫言的小说世界中，似乎没有一个文学形象是不受到损害的，从人到动物，身体都受过伤。整个莫言的文学世界是被一些受伤害、遭遇各种坎坷的文学形象所占据的。这些文学形象不再给读者以阅读上的美感，而是一种不完美感，甚至是痛感、丑感、无奈感。这是莫言小说的美学特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