莫言的文学世界（3）

作为老百姓的写作

莫言是较早意识到走进民族文化传统的当代作家。他从福克纳、川端康成、拉美魔幻现实主义作家作品中获取灵感，接下来就是大踏步地退回到传统之中，进入到 “说书人”的传统世界。

莫言的小说应该值得我们阅读和关注。我同意莫言在《作为老百姓写作》中所提出的一个观点。上世纪二三十年代以来，中国小说创作呈现出一种分野，一种是为老百姓的写作，还有一种是作为老百姓的写作。这两种写作观念都有自己的作家作品，但占据主流地位的，还是前一种。这种创作有它的优势和强势，但也有自己的局限。如代言式的创作，作家的主体意识过于强大，喜欢将自己的意志强加于人，动不动就说自己的创作代表老百姓，其实这些作品中的百姓生活与真正的百姓生活相差十万八千里。所以，对这种写作者的矫情是可以用作为老百姓的写作来浇一点冷水，让发热的头脑冷静下来。

莫言小说很少有那种为老百姓写作的盲目乐观和自大自恋心态，他来自农民家庭，深受乡村文化的熏陶，对农村生活极其了解，懂得农民的欢乐与悲伤。像《三十年前的一次长跑比赛》中的乡村少年，不是设计出来的，而是从笔尖自然流淌出来的。还有像对一些乡村乞丐的描写，当代作家作品中也很少有这样生动的描写。这种在生活经验中自然养成的记忆、感受，是大地哺育的结果，是真正的天然去雕饰。所以，这些在莫言记忆中熟悉的乡土生活，一旦成为文学表现对象时，作者就不用再去多考虑，很自然地源源不断地流淌出来了。

莫言是一个非常自觉的作家，他对周围的文学氛围和创作走向极为敏感。在最初的一批习作中，我们可以看到他很会模仿当时一些流行小说的叙述腔调和故事结构。像《春夜雨霏霏》等作品，的确很接近当时的流行小说，模拟得很有生气。在进入解放军艺术学院之后，莫言可以自由发挥自己的写作才干了，这时他与众不同的那一面就开始呈现出来。如他创作 《透明的红萝卜》、《红高粱家族》时，正是“寻根文学”蓬蓬勃勃发展之际。莫言感觉到这些小说的探索意识，精神上与之相呼应，但价值观念、美学风格上却无法走近。莫言眼中的农村、农民，并不像“寻根文学”中所描绘的那样，是一个愚昧、落后的世界，在莫言看来，乡野大地元气淋漓，它有自己的语言和文化逻辑。那些高粱地里的草莽英雄，并不只是打打杀杀的鲁莽汉，而是情感复杂、有血有肉、有思想有个性的民间英雄。莫言的这种感受、体会，在《红高粱家族》中的余占鳌身上淋漓尽致地得到表现。这一土匪形象的出现，改变了上世纪80年代的中国文学形象谱系，在农民形象身上，多了一层英雄色彩和民间智慧。莫言与“寻根文学”作家不同，他是较早意识到走进民族文化传统的当代作家。当很多作家在模仿西方的现代派以及实验文学时，莫言说这些西方文学是灼热的炉火，过分接近会将作家自己的个性融化掉。所以，他从福克纳、川端康成、拉美魔幻现实主义作家作品中获取灵感，接下来就是大踏步地后退，退回到传统之中，从《檀香刑》开始，进入到“说书人”的传统世界。

《檀香刑》是一部值得关注的作品。2003年茅盾文学奖初评时，以23票全票通过的方式进入终审，遗憾的是那一届茅盾文学奖最终没有授予莫言。但这部作品引起了评论家的普遍关注。我觉得从文学史角度来评价这部作品的意义更为恰当。因为单单从审美趣味上来论述这部作品，可能有的读者喜欢，有的不喜欢。但落到文学史角度，它的意义就比较明显。整个80年代中后期以来，中国文学是被一种语言实验的氛围所笼罩，苏童、余华、孙甘露等先锋派作家的创作，将这种语言实验推向极致。但这些先锋派作家在语言观上也是有局限的，这种局限就是仅仅把文学语言当作文学形式来理解，通过语言变化来造成文学形式的陌生化效果。文学语言在这些作家眼中理所当然地是普通话，没有一个人对这种普通话的语言形式提出质疑。莫言在《檀香刑》中掺和进山东方言，结构形式上又有高密地方戏茂腔的加入。这些原本完全被当代作家摒弃的民间传统元素，被莫言吸纳进小说中，成为小说叙事和结构方式中非常抢眼的因素。后来，一些评论家借莫言的这部小说，提出了“方言写作”问题。

从方言入手，莫言开启了一种语言探索的新路。当然，莫言在这方面还是非常谨慎的，他多次谈到方言写作问题，在他的小说中，方言运用还是局部的，主要是用在人物对话上，作品的整体叙述依然保持普通话写作特色。因为在莫言看来，要让更多的读者阅读作品，就不能将方言作为作品的主体。

《檀香刑》之后，莫言创作了《生死疲劳》、《蛙》等重要作品。这些作品有很多的争议，但它们在文学世界的影响在不断扩大。《蛙》2011年获得第八届茅盾文学奖，而《生死疲劳》被瑞典翻译家陈安娜费6年时间翻译成瑞典文，助推莫言2012年荣获诺贝尔文学奖。在我看来，真正围绕作家作品而展开的争议，是一个作家影响力的象征，很多写作者是很难获得这样的殊荣和待遇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