京城的“门槛”

近日,北京市人社局发布指导性意见,要求市属用人单位在引进非北京生源应届毕业生时,须满足本科生不超过24岁、硕士生不超过27岁、博士生不超过35岁的年龄限制。

在城市降低进入门槛已成为大势所趋的当下,北京通过增加年龄限制来变相提高门槛的做法无异于一股“逆流”。

出身农村的人向往城市生活,有一个“城市梦”；小城市的人渴望到更大的城市生活,有一个“大城市梦”——这在任何国家、任何时代都是一种非常普遍的个人理想。即使在今天的美国,不同城市之间、城市乡村之间的发展差距已经非常之小,但“纽约梦”“加州梦”等思想观念依然根深蒂固。大城市拥有的便利生活条件、优质公共资源、良好就业机会、广阔发展空间等优势,对农村和小城市的人具有强大的吸引力；同时,大城市亦需要不断补充新鲜血液,通过引进外来人口来维持自身的活力和竞争力。

在一个国家的治理结构中,大城市位于金字塔的塔尖,集中了最优质的资源,同时也是个人梦想实现和促进社会垂直流动的重要一环。但大城市的承载力毕竟有限,不可能无限制地扩张下去,为了维持合理的人口规模,大城市往往会在自己的“边界”构筑起有形或无形的“门槛”,一方面防止人口的过多涌入,另一方面也通过建立一定的筛选机制来吸收、引进那些自己真正需要的人才。

改革开放前,我国的城市和农村之间壁垒森严,除了比例极低的考学、招工等渠道外,基本不存在农村人口向城市的流动,城市边界筑起的不是“门槛”,而是“围墙”。这种城乡二元对立的社会结构,有着当时特殊的国情背景,主要是为了最大限度地集中资源以保证工业化的实现。改革开放后,市场经济逐步取代计划经济,客观上要求包括人口在内的要素都要实现自由流动。30多年来,人口的大规模、大范围流动早已成为事实,主要方向就是从农村流向城市、从小城市流向更大规模的城市。

但一方面由于历史因素,另一方面也存在发展不平衡的现实因素,城市边界的有形门槛虽然一直广为诟病,但却始终未被消除。从横向上看,不同城市的门槛高低有别,基本遵从了发达程度越高、门槛越高的等级分布,这是因为越发达的城市,其集聚的资源和所能提供的公共服务就越多、越优质,对外来人口的吸引力就越大；而申请落户的外来人口越多,相应地落户门槛也就越高、条件越苛刻。如果把城镇、县城、小城市、中等城市、大城市、特大城市的落户难度按顺序排列起来,得到的就会是一条由低到高、逐层递进的门槛阶梯。从纵向上看,随着市场经济的不断完善,人们对公平正义的诉求越来越强烈,几乎所有城市的门槛都在顺应时代的进步往下降。投资、纳税、购房、学历、职称、技术……人们能够通过越来越多的渠道来落户大城市；近年来,很多大城市开始探索“积分制”“缴纳社保年限”等方式来循序渐进地推进农民工群体在城市落户,因为它们逐步意识到,不仅高收入、高技术的人才是城市发展所必需的,环卫、城建、餐饮等大量务工群体的存在同样是维持城市良好运行不可或缺的因素,让这一部分人也能平等享受到城市的公共资源,是城市无可推卸的责任和义务。

因此,在城市降低进入门槛已成为大势所趋的当下,北京通过增加年龄限制来变相提高门槛的做法无异于一股“逆流”。事实上,承载力的问题并没有想象得那么严重,大城市高昂的生活成本和高端产业聚集的经济结构,已经构筑起了无形的门槛。对绝大多数人来说,在没有稳定就业、难以维持较好生活的前提下非要生活在大城市,并不是一个理性的选择,这几年出现的“逃离北上广”现象就是一个明证。相反,人为构筑的高门槛反而可能把真正需要的人才迫走。很多在北京生活、工作多年的人,已经在事实上证明了能够在北京很好地生活下去,仅仅因为所在单位没有留京指标就无法落户,小孩无法参加高考,最后不得不选择移民。因此,对于大城市来说,重要的不是构筑起有形的门槛,而是通过产业升级等方式,让市场竞争的无形门槛来筛选出适合自己的人才,并实现人才的优化配置。毕竟,当落户大城市的门槛比移民国外还要高的时候,怎么都不能说是一种正常合理的现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