公共财政改革是突破口

摘要：“现代法治社会的重要特征在于对于‘公权力’的制约。政府拥有权力、资源，但这权力和资源只是它履行公共服务职能的必要条件。政府征税，不是为了供养和侍奉权力，不是为了养活自己。除了提供公共产品和公共服务，国家和政府没有其他存在的理由。”

提倡“总量减税”

三联生活周刊：关于中国的税负情况，民间呼声和官方说法总是不太一样。财政部门和税收部门认为中国的税负水平不高，但是从遍地开花的企业到纳税意识不断增强的个人，都认为中国应该迈开减税步伐。

李炜光：中国的宏观税负和微观税负都有偏高的问题。自1994年以来，我国财政收入已保持了近20年的高增长势头。2002年以来，中国政府的财政收入增长了约9.5倍，年平均增长率约为20.39%。同一时期GDP年平均增长速度为10.57%。即过去10年间，财政收入增速约为GDP增速的两倍。中国政府的财政收入每年差不多都完成预算目标的170%以上，有几年甚至超过预算目标的200%甚至300%。企业税负偏高的问题一直没有解决，最近我做过调研，民营企业呼吁减税的要求依然非常迫切。

三联生活周刊：财政收入的增速高于GDP增速的两倍，是不是意味着政府对经济成果的占有，远远高于社会对经济成果的分享？并且这两年我们的GDP增速开始降下来，可是税负水平并没有减少。

李炜光：政府财政资金的每一分钱都来自公民的口袋，税的增加就意味着人民手中可支配收入的减少。纳税实际上是公民与政府的一种交换，换取的是政府的一份责任，一份它不能不尽到的为国民谋福利的公共责任，也就是我们通常所说的公共产品和公共服务。公共产品和服务是个人力量很难生产出来的，所以需要人们把自己创造出的财富拿出一部分，以赋税的形式交给国家，由国家来生产和提供。这就是著名的税收“交换说”。

这两年我们的经济受到国际大环境的影响，自身的经济结构问题也进一步显现。增速降下来了，可是我们庞大的财税体制形成的惯性还在往前冲。经济减缓时财政收入还在猛增，到了年底中央各部委却又突击花钱，尽管不一定违规但很难保证资源配置效率，这种现象是不正常的。政府不能既拒绝减税又挥霍浪费资源。

三联生活周刊：为什么中国的企业尤其是民营企业对减税的要求比较迫切？我们看到美国谈到减税，基本上是民众对于个人所得税特别敏感。

李炜光：这与我国的基本税情特征有关。第一，我们90%以上的税收来源于企业缴纳；第二，70%以上的税收属于流转税类；第三，几乎100%的税源属于现金流。企业缴纳的税占到全部税收收入的90%以上，可见企业的负担是比较重的，尤其是中小企业，本来利润就不多。我国70%以上的税收属于流转税类，也就是说公众即使交税了也不知情，没有直接感觉到“税痛”。流转税制特有的累退性给企业家投资特别是技术创新设置了高门槛，同时也推高了市场物价。

三联生活周刊：给中小企业减税应该是今年新政的一个重点吧。现在不论是启动财政扩张还是货币扩张政策空间都很小，对经济负面影响明显。在这种情况下，减税政策受到空前一致的认同。

李炜光：我认为给中小企业减税，是当前政府减税的一个很好的切入口。很多发达国家在税收政策上采取“纵小容弱、宰牛杀象”的策略。给民营企业减税体现的是一种政治智慧。对中小企业采取税收宽松的政策，等它们成为有实力的大公司之后，交给政府的税少不了。这几年税收对市场的挤压非常明显，企业负担过重，企业家的预期就不会太好，如果这成为一种普遍的现象，对宏观经济的伤害就会非常大。

三联生活周刊：这些年政府比较多地提到“结构性减税”，你怎么看？

李炜光：我不太认同“结构性减税”的说法，实践中也放了空炮。比如那种增值税转型式的改革，企业要购买固定资产才能享受进项税额抵扣，可是当经济形势不好时，企业大批购置、更新固定资产的可能性并不大，那么这个优惠政策的效用就会打折扣。实际上这两年的结构性减税，真减下来的税没多少，不少地方反倒增了税。所以我认为，“结构性减税”这种以“有增有减”为由的政策调整，不如直接进行“总量减税”，切实把总体税负水平降下来。

三联生活周刊：现在社会上减税的呼声比较一致，有学者提出今年应该有6000亿到1万亿元的减税额度。具体到新一届政府，你认为应该实行怎样的减税措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