把握好中国与世界的关系 才能避免“中等收入陷阱”（2）

区域与整体之间的协调性

处理好中国发展过程中的整体与部分之间的关系，也是推进中国经济社会发展的基本内容。从空间角度来看，要实现区域经济的协调发展与共同繁荣。我国东西部的发展还极为不平衡，一些地方还处于极为落后的状态之中。这种过分悬殊，甚至是“极化”的发展方式，限制了中国经济社会的发展。近年来，我国政府对中国经济发展的区域性进行了审慎的思考，先后积极实施了“西部大开发”、“中部崛起”等一系列经济战略，既体现了经济社会发展战略的时序性，也体现了经济社会发展的整体性，推进了中国经济社会的发展和进步。为了做好区域开发和发展这篇大文章，需要以区域和整体之间关系协调为基调，把政府宏观调控的有效性、市场经济主体作用的基础性、地方发展的积极性结合起来，通过对区域的财政、金融、贸易等方面大力扶持和倾斜，通过引导国外资金和技术的投入，通过带动和鼓励区域自己的发展，实现中国经济社会的“大开放”、“大发展”。

从主体角度来看，要积极治理城市贫困，注重当前的失业问题。过去，我们较为关注城乡之间的差距和分化，提出了城乡统筹发展的理念。在新的历史条件之下，特别是随着改革开放的推动，以及中国城镇化的推进，我国城市内部出现了大批的失业、贫困等现象。一种以城市内部不同居民之间的差异化为突出特征的新的“二元结构”正在逐步形成。这一现象十分值得关注，一些拉美国家由于没有有效地解决好产业和就业问题，出现了城市“二元结构”，导致了大量的贫民窟，落入了“中等收入陷阱”。这从反面给了我们警示，解决好中国自身的问题是避免跌入“中等收入陷阱”的关键所在。

从对策看，像中国这样的一个大国，无论经济还是社会发展模式，都应该是一种立足于自身的，内部协调发展的模式。实现这种模式，主要还在于对经济社会进行适时调整，通过部分与部分的“分工协作”的竞合机制，实现部分与整体之间的“无缝对接”，创造出“一加一大于二”的效应。其中，不仅仅包括了缩小城乡差距、改变过去长期存在的、已经不再适合经济进一步发展需求的工农业“剪刀差”和城乡“二元结构”；还要解决好城市化进程中新出现的“城市二元结构”问题。另外，还要强化中央政府在收入和分配中的作用，防止区域之间收入过高或过低问题的出现；也要做好经济社会发展区划工作，做到中国经济社会发展的“一盘棋”，通过积极推进产业链的集群发展，不仅彰显中国区域经济发展的特色，也能够提升中国经济发展的核心竞争力，增强中国经济社会发展的整体活力。

增长效率与效益的统一性

人、社会、环境不仅相互联系也相互作用，形成了相辅相成的关系，构成了观察中国经济社会发展的基本维度。协调好三者之间关系，处理好经济社会发展过程中的增长效率与效益之间关系，既能够实现中国经济增长，也能够防止“中等收入陷阱”。随着生产实践发展，尤其是生产经验的丰富，科学技术不断进步，人类征服与改造自然的能力不断增强，效率也不断提高。就是说，人类社会发展的速度增快的时候，人与自然之间的关系也在发生变化，也就意味着人与自然之间的能量转换也在增快。

人与自然之间能量交换的增大就会伴随着人对自然的负面影响的增大。推进中国经济社会发展，避免“中等收入陷阱”，就是要关注经济发展的规律，以产业高度化为主线，大力培育新的经济增长点，实现产业结构的升级，转变经济发展方式。发达国家崛起的实践证明，中国的发展，不能采用西方国家的模式，这不仅是由于制度的差异，更是由于西方经济社会发展的模式的局限所造成的。就是说，在发展过程中，不仅要通过科技进步，提高劳动生产率，而且要通过生产关系的调整，努力避免人与自然的对立，人与人之间的对立，推动经济社会良性发展。

经济与社会发展的持续性

在中国，推进经济社会发展，应该把经济与社会紧密结合起来。除了积极发展经济外，还需要加强相关的两个方面。

第一，在推进经济增长过程中，要注意政治体制改革，保证有一个良好的政治局面。同时，整个社会发展过程中都要注意保持社会结构变迁的稳定性，实现权威的理性化，社会政治结构的相对分化，政治参与的扩大化。第二，要注意塑造人文价值观。推进经济增长，需要社会机制的各个方面与之相适应，也需要人具有较高的文化素质、文化意识和道德素质。在科学技术加速发展的今天，文化产业是国民经济的重要产业，文化作为“软实力”的重要部分，已经成为市场经济发展的基础性动力，构成了综合国力的重要方面。防止“中等收入陷阱”，尤其应该注意经济社会发展中的文化的投入、文化的生长、文化的功能、文化的发展，把社会的全面发展、人的全面发展作为发展的最终的价值趋向。分析中国经济社会发展的实际，积极防范“中等收入陷阱”，需要有战略的眼光与思维，审慎分析，积极应对，实现中国经济社会更加和谐发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