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案例】探析外企在中国就“变坏”的深层次理由（5）

首先，应在法律制度中完善并扩大惩罚性损害赔偿制度的应用，根据违法情节加大精神损害赔偿力度，并扩大赔偿金额的倍数；其次，应在司法实践和制度规定中大力提倡“公益诉讼”和“集团诉讼”，以提高消费者的话语权，降低维权成本。

只有敢于对违法的奸商处以重罚，要不惜罚得其倾家荡产，甚至清理出门，无论其是国内500强还是世界500强。只有这样，才能树立法律的权威和公信力，才能为市场经济营造一个良好有序的环境，才能让外企不再变坏。

 惩罚性赔偿缺位：消费者维权越维越亏是现实

根据中国《消费者权益保护法》第49条规定：“经营者提供商品或者服务有欺诈行为的，应当按消费者的要求增加赔偿其受到的损失，增加赔偿金额为消费者购买商品的价格或者接受服务的费用的一倍。”而对于食品问题，根据《食品安全法》违法者可能面临的最高罚款额将相当于产品销售价值的10倍。按照以上这些法条，多数消费者维权只能是越维权越亏。

事实上，只有当民众能通过法律行为得到丰厚的报酬，维权维的物有所值时，才能真正影响企业的行为。这里需要引入一个概念：惩罚性赔偿（punitive damages），又称示范性赔偿（examplary damages）或报复性赔偿(vindictive damages)，是指由法庭所作出的赔偿数额超出实际的损害数额的赔偿。惩罚性赔偿是加重赔偿的一种原则，目的是在针对被告过去故意的侵权行为造成的损失进行弥补之外，对被告进行处罚以防止将来重犯，同时也达到惩戒他人的目的；如果被告的侵权行为是基于收益大于赔偿的精心算计，也可以给予惩罚性赔偿。

举两个例子：2000年，63岁的佛蒙特州吉他手戴安娜莱文接受惠氏公司药物“非那根”注射时，医生并未采取药品标签建议的肌肉注射，而是采取了静脉注射，理由是静脉注射对改善她严重的偏头痛效果较佳。然而，医生注射不当造成部分药剂注入动脉，导致她的右手和右前臂坏死被迫截肢。莱文为此起诉惠氏公司，其律师认为“非那根”药品标签上的有关说明和警告应该更清楚。2009年3月4日，美国最高法院以6比3的投票结果通过了裁定，要求美国惠氏制药公司遵从佛蒙特州陪审团的裁决，患者赔偿670万美元。

美国制药业巨头默沙东公司研发的一种治疗关节炎的药物，曾为该公司带来25亿美元的销售额。但一项长期研究发现，服用该药18个月以上的患者，其心脏病突发或中风的概率将加倍。研究公布后，默沙东公司于2004年9月将其撤出市场。随后，默沙东公司面临一系列诉讼，2005年8月，美国得克萨斯州法院判决该公司赔偿一位死者遗孀各项费用共计2.53亿美元，包括45万美元经济损失赔偿（她丈夫作为一名产品经理的薪水）、240万精神损失赔偿和丧偶补偿费，以及2.29亿美元惩罚性损失赔偿。

虽然天价赔偿和罚款并不能彻底杜绝企业违法，但肯定会极大的加大企业的违法成本，减低企业冒险违法的几率。

消费者为核心，让外企不能变坏

缺乏社会责任，轻视甚至戏弄消费者的企业，只能是要被市场唾弃的企业。那么，众多外企何以在中国敢于这样做？什么样的激励造成了现代版的“橘生淮北则为枳”？一方面，很多外企都习惯了没有同等级竞争对手，都习惯了享受倾斜的政策照顾。这足以让企业自大起来，并降低对消费者利益应有的尊重；另一方面，消费者主权的迟迟不能确立又助长了外企对于消费者的懈怠。在侵犯消费者权益成本很低，个体消费者维权成本太大的情况下，这种懈怠很容易发展为对于消费者的欺诈。

跨国商业巨头不惮于涉水欺诈的事实证明，在利益诉求面前，再成功的企业，其品牌效应和内在规范并非保证市场秩序良性运转的可靠屏障，维护消费者权益必须依赖于外在监管的有效性。消费者显在的弱势地位决定了类似的商业欺诈是大概率事件，这已无数次为经验常识所证明。一个不利于消费者的市场，必然会导致坏规则的通行，无论是什么性质的企业。

市场主体平等，让外企不需变坏

当这些外企进入中国市场后，由于监管不严，违法成本低，出于资本逐利的本性，为了追求利润最大化，资本就会铤而走险，否则就会被那些敢于铤而走险的中企打败。因此，在华外企必然要调整自身系统，入乡随俗，“中为洋用”，才能适者生存，否则难免就“南橘北枳”了。事实上，一旦“中为洋用”，这些在华外企更像一个个夹生的“中企”，除了资本、招牌是国外的，从中下层人员到管理营销行为，都相当的“中国化”了，它们沾染了中企身上的某些毛病。

因此，要改变的，不仅是如何让在华外企不再变坏，更是怎样让所有企业都首先对自己负责。那就要完善竞争规则，建立一个公开、公正、公平的市场，让对自己负责的公司有好果子吃，对自己不负责的公司没有好果子吃。否则，仍然堵不住外企变坏的通道。

根据多个地方消费者的举报，国家发改委日前宣布家乐福、沃尔玛等超市在部分城市的连锁店存在价格欺诈行为。发改委已责成相关地方价格主管部门依法责令这些超市改正，没收违法所得，并处违法所得5倍罚款。

两大跨国零售巨头的商业地位与拙劣的“价签戏法”形成的鲜明对比，不仅大大“消费”了其社会信誉度，也足以颠覆人们对于两家传奇企业的公共道德想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