五．居安思危，应对挑战

五．居安思危，应对挑战

当前面临的难题和挑战可归纳为社会和谐的挑战、科学发展的挑战、和平发展的挑战和执政党建设挑战，以及向生态文明转型的挑战等五个方面。

1.  社会和谐的挑战

1.1  利益诉求空前多元化，信任度每况愈下

中国社会科学院社会学研究所近日发布《社会心态蓝皮书》，分析当前社会心态特点、发展态势和问题。调查显示，社会总体信任度2012年进一步下降，已跌破及格线，人际关系不信任进一步扩大。不到一半人认为社会上大多数人可信，二到三成信任陌生人。群体间不信任加深和固化，表现为官民、警民、医患、民商等社会关系的不信任，也表现在不同阶层、群体之间的不信任。

虽然人民根本、长远利益一致，但不断产生的社会新阶层与老阶层之间具体利益存在千差万别。同一个阶层的职业、身份、收入、社会地位、价值观念相同，具有共同语言，采取群体形式争取共同权益，利益诉求空前多元化，引起社会矛盾多发、高发，甚至尖锐化，各种矛盾根源于此。

例如征地拆迁，农民希望补偿多多益善，但开发商能省就省。又如对城镇低收入居民来说，农产品涨价意味着城市物价上涨。温家宝用做蛋糕、分蛋糕打比方，做大蛋糕是政府责任，分好蛋糕是政府良知。蛋糕越做越大，矛盾越来越多，很多矛盾是在分配蛋糕过程中产生的。各阶层民众日子比30年前红火，但分配不均。所以，如果说科学发展观主要解决的是发展问题，那么，构建和谐社会主要解决的是分配问题。

1.2  群体间冷漠、怀疑加深和固化，社会情绪反向

比如令人发指的“小悦悦事件”。2011年10月13日，小悦悦被前后两车碾压，十余名路人相继匆匆离去，冷若冰霜，视而不见，拾荒阿姨陈贤妹毫不犹豫施以援手，小悦悦经医院全力抢救无效离世。

又如做好事遭恶报的“南京彭宇案”，引发老人跌倒扶助与否的热议，网友认为此判决使“社会将变得更加冷漠、人与人之间将变得更加互不信任”。众多市民开始持有“不敢扶”、“扶不起”摔倒老人的观点。评论认为“彭宇案”造成路人“见死不救”现状，甚至有网友评价说，“彭宇案”令中国社会道德水平倒退50年。另有人认为，彭宇被判败诉的积极意义在于提醒“活雷锋”在见义勇为时要注意保护自己。 

奥林匹克运动长河中，有欢乐，有泪水，有欣喜若狂片段，也有悲天悯人时刻。多少优秀运动员被伤病所困，无法实现赛场夺标梦想，甚至被迫终身告别赛场。人们曾经为刘翔8年前创下的辉煌奔走相告，激动万分；而如今，刘翔预赛摔倒遗憾退赛，两度伤退神奇相似引质疑。

击毙周克华真实性的网友质疑几乎成为社会信任恶化的注脚。《人民日报》评论员坦诚直言：“我很担心,‘怀疑’会不会成为我们时代否定一切、解构一切的‘粉碎机’?”

“毒奶粉”、“苏丹红”、“瘦肉精”、“地沟油”等丑闻频繁发生，拷问社会良知底线，冲击道德伦理规范。

诚然，这是一个怀疑无处不在的时代，“我疑故我在”。信任就如同1岁小孩的天真烂漫，当你将他扔向天空时，他会开怀大笑，因为他知道你会接住他，这就是信任。不断发生的社会性事件导致社会情绪耐受性和控制点降低，社会事件的引爆点降低。仇恨、愤怒、怨恨、敌意等负向情绪，与需求不满足、不信任、社会阶层分化等因素密切关系。弱势群体中一些本该同情却欣喜、本该愤恨却钦佩、本该谴责却赞美的“社会情绪反向”值得警惕，不容乐观。

1.3  看了《色戒》不相信爱情，看了《集结号》不相信组织，看了《投名状》不相信朋友

2008年上映的三部片子火了一把。陈可辛执导，李连杰、刘德华主演的《投名状》，比照梁山好汉三兄弟立誓同生共死，以鲜血立下“投名状”：“外人乱我兄弟者，视投名状，必杀之；兄弟乱我兄弟者，视投名状，必杀之。” 死生相托，吉凶相救，福祸相依，患难相扶，人心险恶，如履薄冰，如临深渊，恩怨纠葛兄弟情，英雄本色江湖血。

冯小刚执导，张涵予主演的《集结号》，根据钟爱军队集结号的老复员军人亲身经历改编。解放战争时期，连长谷子地接到团长命令，要打阻击战帮助大部队撤离，以集结号为撤退信号。整个连队拼光了也未听到集结号响，谷子地被炮火轰晕在死人堆里得以生还。之后漫长岁月里，谷子地历经千辛万苦寻找队伍，最后找到团长的坟头，成为残废的司号员告诉老连长一直未吹响集结号。谷子地醒悟后，挖出全连49个弟兄遗骸，追回“烈士”称号。

张爱玲原作，李安执导，梁朝伟、汤唯、王力宏、陈冲主演的《色戒》，以抗日战争时期的上海为背景，讲述女大学生王佳芝利用美色接近汉奸易先生意图行刺的故事；佳芝成功勾引易先生并准备下手时，却发现自己心旌荡漾，深陷情网而不能自拔，于是通风报信让易先生逃过一劫，易先生却决定赶尽杀绝。

当时流行民谣：看了《色戒》不相信爱情，看了《集结号》不相信组织，看了《投名状》不相信朋友。这是一种残酷的冷幽默，在某种意义上是当代电影文学醒世言，提醒共产党改进作风。

1.4  人心向背关乎死生存亡

马克思主义认为：“历史活动是群众的事业，随着历史活动的深入，必将是群众队伍扩大”。毛主席是党的群众路线倡导者、推进者和实践者。他指出：“人民，只有人民，才是创造世界历史的动力。”不论在革命战争年代，还是在和平建设时期，毛主席始终相信群众、依靠群众、尊重群众、信任群众。他强调：“真正的铜墙铁壁是什么？是群众，是千百万真心实意地拥护革命的群众。这是真正的铜墙铁壁，什么力量也打不破的，完全打不破的。”“应该使每个同志明了，共产党人的一切言论行动，必须以合乎最广大人民群众的最大利益，为最广大人民群众所拥护为最高标准。应该使每一个同志懂得，只要我们依靠人民，坚决地相信人民群众的创造力是无穷无尽的，因而信任人民，和人民打成一片，那就任何困难也能克服，任何敌人也不能压倒我们，而只会被我们所压倒。”

毛主席一生的思想和业绩，集中到一点，就是唤起群众、组织群众、服务群众。在建党初期，由于当时的领导者对中国革命力量源泉问题没搞清楚，在依靠谁的问题上摇摆不定，结果当反革命露出真面目、残酷镇压革命者时，革命力量蒙受巨大损失。在革命紧要关头，毛主席号召革命者到农村去，发动群众，走与工农相结合、建立工农武装、开辟革命根据地、农村包围城市的道路。正是这条道路，将中国土地革命和国内革命引向高潮。在抗战最后阶段，毛主席又动员全党团结全国人民，发扬“愚公移山”精神，彻底推翻帝国主义、封建主义两座大山。他指出：“中国共产党早就下了决心，要挖掉这两座山。我们一定要坚持下去，一定要不断地工作，我们也会感动上帝的。这个上帝不是别人，就是全国的人民大众。”

毛主席在领导中国革命和建设的实践中，告诫党员干部要摆正自己与群众的关系，密切联系群众。他指出：“群众是真正的英雄，而我们自己则往往是幼稚可笑的，不了解这一点，就不可能得到起码的知识。”“只有做群众的学生才能做群众的先生。如果把自己看作群众的主人，看作高踞于‘下等人’头上的贵族，那末，不管他们有多大的才能，也是群众所不需要的，他们的工作是没有前途的。”他指出：“只有领导骨干的积极性，而无广大群众的积极性相结合，便将成为少数人的空忙。但如果只有广大群众的积极性，而无有力的领导骨干去恰当地组织群众的积极性，则群众积极性既不可能持久，也不可能走向正确的方向和提到高级的程度。”

在艰苦的革命战争年代，党与人民群众水乳交融、鱼水情深。曾有这样一个事例。1943年，中共中央书记处决定由杨家岭迁驻枣园。当时枣园有十几户人家，保卫部门考虑到中央首长安全，建议当地老百姓迁移。毛主席得知后，很不以为然。他严肃地说：“你们要让老百姓迁走，我就不搬去。哪有共产党怕群众的道理！”如今，面对延安那些低矮的窑洞，人们会油然而生敬意：就是在这些窑洞里，党中央领导中国革命从胜利走向胜利。

遵循党的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宗旨，必须关心群众生活、维护群众利益。毛主席指出：“我们应该深刻地注意群众生活的问题，从土地、劳动问题，到柴米油盐问题。……一切这些群众生活上的问题，都应该把它提到自己议事日程上。应该讨论，应该决定，应该实行，应该检查。要使广大群众认识我们是代表他们的利益的，是和他们呼吸相通的。要使他们从这些事情出发，了解我们提出来的更高的任务，革命战争的任务，拥护革命，把革命推到全国去，接受我们的政治号召，为革命的胜利斗争到底。”

毛主席重视和强调关心群众疾苦，帮助群众解决实际困难。1944年，毛主席得知延安侯家沟村的妇女不能生孩子，他怀疑水有问题，指示延安中央医院帮助群众验水。经过化验，饮水中含有影响生育的有害物质。医院对饮水作了无害处理，并帮助群众治病，终于使这个村又传出婴儿的啼哭声。

1945年6月11日，毛主席在党的七大致闭幕词时，曾引用“愚公移山”的寓言作比喻，讲了如何持之以恒、坚持不懈，依靠广大人民群众的支持战胜强大敌人的问题。讲话虽然距今已经过去68年了，但毛泽东同志借用“愚公移山”所阐发的事理，至今许多人还记忆犹新、耳熟能详。对讲话中所阐发的人民就是“上帝”的问题，在新中国成立后，毛泽东同志又在不同的时间和场合，作了进一步的发挥，提出“上帝”不能惹，谁惹怒了“上帝”，谁就必定要垮台的论断。在党的七大的闭幕词中，他讲的是感动“上帝”的问题。即感动“上帝”，“上帝”会帮助我们搬走压在中国人民头上的帝国主义、封建主义两座大山。解放后在考察、调研的谈话中，他所强调的是惹怒“上帝”的问题。即惹怒“上帝”，“上帝”会让脱离人民群众的党员领导干部最终垮台。他在阐述这个思想时，前一个讲话是在革命时期，后一个谈话是在建设时期。作前一个讲话时，党正在团结和带领中国人民为夺取抗日战争的最后胜利而斗争。所以讲话强调的是有全国人民大众的支持，我们会取得最后的胜利。也就是要坚定全党的必胜信念。作后一个谈话时，党已经在全国取得政权并长期执政，正在团结和带领全国人民为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而奋斗。在这个时候谈话所强调的是要高度警惕各种脱离群众现象的发生，要求党的各级领导干部对此保持警觉。毛主席从不同角度强调了人民群众在社会历史发展中所起的重要作用，语言生动，比喻形象，内涵丰富，思想深刻，值得认真思考。

毛主席之所以说，人民就是“上帝”，是因为人民群众不仅是社会物质财富的创造者，也是社会精神财富的创造者，还是变革社会制度的决定力量。这个论断的思想符合马克思主义的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基本原理，体现和反映了马克思主义群众观和党的群众路线的深刻意蕴。从党的历史看，党之所以能够从小到大、从弱到强，不断战胜前进道路上的一个个艰难险阻，从胜利走向胜利。其中一个最根本的原因就是得到最广大人民群众的广泛支持。当年，在战争年代，曾流行于太行山区和冀中平原被老百姓广泛传唱的一首支前民谣，就是对这一结论的生动诠释。“最后一碗米送去做军粮，最后一尺布送去做军衣，最后老棉被盖在担架上，最后亲骨肉送他上战场。”正是因为有了广大人民群众的支持，我们才取得抗日战争、解放战争的胜利。陈毅同志曾动情地说：“淮海战役的胜利，是人民群众用小车推出来的”。正是因为有了广大人民群众的支持，我们创建了新中国，进行社会主义改造，建立了社会主义基本政治制度，大规模开展了社会主义经济建设。正是因为有了广大人民群众的支持，在新的历史时期，我们义无反顾地踏上了改革开放的征程，并实行了一系列对内搞活对外开放的政策，取得了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举世瞩目的巨大成就。事实充分说明，人民群众是党的根，是党的血脉，是党的力量源泉。

1947年冬，中共中央机关来到曾受胡宗南军队洗劫的米脂县杨家沟村时，一个饥饿的小男孩跑到部队的马槽处，拿饲料充饥，被马咬伤。毛主席得知后，心情十分沉重。他要求中央机关每人每天节省一两粮，救济困难户，并带头节粮。在他带动下，中央机关把省下的小米、黑豆等，分给烈军属和困难户。正是此类关心群众生活、维护群众利益的行动，使党赢得了人民群众衷心拥护。

邓小平是党的群众路线的忠实执行者、实践者。邓小平认为，党的干部是党的路线、方针、政策的具体执行者，他们与人民群众的关系是“学生与先生”的关系，群众是真正的英雄，“只有首先善于做群众学生的人，才有可能做群众的先生”。他多次强调，“历史是人民群众创造的”；要坚持群众路线的基本工作方法，要尊重群众、发动群众、引导群众、组织群众；一切工作都要以“人民高兴不高兴，人民愿意不愿意，人民答应不答应”为标准。

1941年，他在《党与抗日民主政权》一文中指出：“确切地说，党的优势不仅在于政权中的适当数量，主要在于群众的拥护。民主政治斗争可以使党的主张更加接近群众，可以使群众从自己的政治经验中更加信仰党。”在权力和人民之间，邓小平不是迷信权力，而是将权力置于人民之下，显示出独特、清醒的认识。

针对党执政后可能出现脱离群众的倾向，1956年9月，邓小平在《关于修改党的章程的报告》中指出：“由于我们党现在已经是在全国执政的党，脱离群众的危险比以前大大地增加了，而脱离群众对于人民可能产生的危害，也比以前大大地增加了。”他强调：“必须在党的教育系统中，在党员的教育材料中，在党的报刊中，着重进行党的群众路线教育。”“必须运用过去整党工作的经验，采取群众性的批评和自我批评的方法，每隔一定时期，进行一次工作作风的整顿，特别着重检查群众路线的执行情况。”“归根结底地说来，历史是人民群众创造的。工人阶级必须依靠本阶级的群众力量和全体劳动人民的群众力量，才能实现自己的历史使命——解放自己，同时解放全体劳动人民。人民群众的觉悟性、积极性、创造性愈是发展，工人阶级事业就愈是发展。”“战士替居民挑水，官长替士兵盖被子，在火线上开‘诸葛亮会’，保护俘虏的健康和自尊心，不搜俘虏的腰包，这些看起来都是小事，但是，一系列的伟大胜利，正是同这些小事分不开的。”

1961年12月，邓小平在《重要的是做好经常工作》讲话中，再次强调做好群众工作的极端重要性。他指出：“群众路线是我们党长期的很好的传统。我们的工作向来是很深入的，过去在农村也好，全国胜利之后也好，各种工作是做到家的。”他还说，“三年解放战争打胜了，这是在长期的群众工作的基础上集中了一切力量才实现的。如渡黄河，群众把门板都贡献出来，光冀鲁豫的门板还不够，连冀南的门板都下下来了。那时群众吃得很差，还是拿出粮食供给人民解放军。这没有长期工作的基础是不行的。”“共产党长期联系群众办好事，和群众的根本利益是一致的，解放战争是人民战争，依靠人民才能做到这一点。”

上世纪70年代末，邓小平在《高级干部要带头发扬党的优良传统》的讲话中指出：“我们的历史经验是，越是困难的时候，越要关心群众。只要你关心群众，同群众打成一片，不仅不搞特殊化，而且同群众一块吃苦，任何问题都容易解决，任何困难都能够克服。”

1980年，邓小平在《贯彻调整方针保证安定团结》讲话中指出：“群众是我们力量的源泉，群众路线和群众观点是我们的传家宝。党的组织、党员和党的干部，必须同群众打成一片，绝对不能同群众相对立。如果哪个党组织严重脱离群众而不能坚决改正，那就丧失力量的源泉，就一定要失败，就会被人民抛弃。”

“一定要努力帮助群众解决一切能够解决的困难。暂时无法解决的困难，要耐心恳切地向群众解释清楚。”在这一时期，邓小平还强调，实现四个现代化“代表着人民的最大的利益、最根本的利益”；改革的总目标“是为了使我国消灭贫穷，走向富强，消灭落后，走向现代化，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

关心群众生活 维护群众利益

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召开之后，以邓小平为代表的共产党人顺应人民要求，把党和国家的工作重点转移到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上来，作出改革开放的伟大决策，目的就是为了实现人民的根本利益。

邓小平曾强调，高级干部要带头发扬党的密切联系群众的传统作风。1980年，他在《贯彻调整方针保证安定团结》的讲话中指出：“现在有少数人就是做官当老爷，有些事情实在不像话！脱离群众，脱离干部，上行下效，把社会风气也带坏了。”他指出：“上面的问题不解决，我们就没有讲话的权利，人们会问，你们自己怎样呢？”“现在需要全国的干部，首先是高级干部起模范带头作用，把我们党的艰苦朴素、密切联系群众的传统作风很好地恢复起来，坚持下去。”

历史是一面镜子，映照着兴衰成败的规律。正是由于以毛主席、邓小平为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始终坚持党的群众路线，自觉践行党的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宗旨，我们党才得到人民群众的信赖和拥戴，我们的革命、建设和改革才不断取得胜利。这也是历史给予我们的宝贵启示。

历史经验表明，党最大政治优势是依靠群众，党执政后的最大危险是脱离群众。在长期执政和改革开放的条件下，脱离人民群众的危险现实地摆在了我们面前，并十分严峻地考验着党。当前，党的总体状况是好的。但毋庸讳言，在一些党组织和党员干部身上，也确实存在一些令人民群众强烈不满的突出问题，这些问题的具体表现就是形式主义、官僚主义、享乐主义和奢靡之风。一些人脱离群众，高高在上；精神懈怠，养尊处优；不讲效率，推诿扯皮；哗众取宠，好大喜功；铺张浪费，大吃大喝；虚报浮夸，弄虚作假；搞“形象工程”、“政绩工程”，讲排场，图形式，摆花架子等等，更有甚者贪污腐化，消极腐败，跌进了违法犯罪的深渊，由人民的公仆变成人民的罪人，走上了人民群众的对立面。这些现象严重地侵蚀着党的肌体，败坏着党的作风，破坏着党的形象，影响着党同人民群众的血肉联系。正如习近平总书记所指出，人心向背关系党的生死存亡。党只有始终与人民心连心、同呼吸、共命运，始终依靠人民推动历史前进，才能做到坚如磐石。

在新的形势下，党员干部特别是领导干部，应当从毛主席、邓小平有关群众路线的论述和实践中，汲取丰富的营养，自觉遵循党的群众路线，牢记并恪守党的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根本宗旨，努力以为民务实清廉的实际行动，使巩固党的执政基础和执政地位具有广泛、深厚、可靠的群众基础。

党的作风建设是党的建设的重要组成部分，而党的作风建设的核心问题是密切党同人民群众的血肉联系。中央决定，从今年下半年开始，用一年左右的时间，在全党自上而下分批开展“为民务实清廉”的群众路线教育实践活动。在这次活动中，中央要求，广大党员和领导干部要达到“照镜子，正衣冠，洗洗澡，治治病”的效果。党再次亮出群众路线法宝，重申、重叙、重塑党群干群之间的舟水之喻、鱼水之谊、血肉之情，用意深远，意味深长。这个活动开展得好，开展得有成效，党存在的问题就会得以减少，存在的突出问题就会得到遏制，党与人民群众的联系就会进一步密切，党的作风就会进一步改进，党的建设就会进一步加强。人民群众对党有诸多的期待和期盼，“上帝”在看着我们，也在监督着我们。

无数历史事实表明，“上帝”支持我们，我们就会胜利；“上帝”不支持我们，我们就要失败。而“上帝”是否支持我们，则取决于我们党员和领导干部的言行和所作所为，即能不能让“上帝”高兴、满意、答应和拥护。“上帝”高兴了，满意了，答应了，拥护了，我们就能得到“上帝”的支持，否则就会相反。那么，对党员和领导干部来说，怎样做才能让“上帝”高兴、满意、答应和拥护呢？党的历史上的经验和教训告诉我们：对“上帝”要有敬畏之心，因为，历史是人民群众创造的。对“上帝”要有感恩之心，因为，人民群众是我们的衣食父母。对“上帝”要有怜爱之心，因为，人民群众在工作、劳动、生活、学习中艰辛不易。对“上帝”要有报答之心，因为，党的领导干部是人民公仆，为人民服务是党的根本宗旨。只要我们广大党员和各级领导干部，牢记人民就是“上帝”这句至理名言，并在推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事业中身体力行，不忘本，不丢魂，扎稳根，就会无往而不胜。在党的坚强领导下，在广大人民群众的大力支持下，经过奋发努力，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也一定会早日实现。

2.  科学发展的挑战

经过30余年经济超高速增长，阻力、压力和瓶颈积重难返，资源、能源、生态、环境压力重重，步履维艰。“十二五”时期，中国经济进入转型关键时期，十八大报告提出“走中国特色新型工业化、信息化、城镇化、农业现代化道路”。经济发展方向从单一增长向工业化、信息化、城镇化、农业现代化“新四化”同步发展转型；经济发展方式从“要素投资驱动”向“创新驱动”转型；经济发展立足点从“速度至上”向“质量和效益优先”转型。辜胜阻教授说，“新四化同步”思想、“创新驱动”思想、“质量和效益优先”思想是中国科学发展和转型的三大重点和亮点。在发展关键期、改革攻坚期、矛盾凸显期的今天，提出“新四化”意义何在？

2.1  “四化”同步发展涵义及其辩证关系

第一，新型工业化与信息化深度融合。“大数据”是与劳动力、土地、资金并列的基本生产要素，信息化是推动工业化升级的核心力量，信息技术与实体经济有机结合，给传统的生产、流通、消费流程带来革命性变化。中国在工业化上是后来者，但在信息化上与发达国家距离不大，完全可以在新型工业化和信息化融合上大有作为。应充分利用信息化引领工业化，以新型工业化促进信息化，加快信息技术、信息基础设施建设，提高生活质量。促进城镇化中城乡治理和社会管理信息化，充分发挥后发优势，实现跨越式发展。

第二，新型城镇化与新型工业化协调发展。作为新型城镇化的核心推动力，

新型工业化既可在资源优化配置基础上形成竞争优势，提高质量效益，又有利于建设资源节约、环境友好型社会。新型城镇化既是现代化建设的历史任务和扩大内需的最大潜力所在，又是现代中国经济社会转型道路的基本线索。应在制造业由大向强的实体经济基础上，防止“产业空心化”，加快结构调整和产业转型升级。积极稳妥推进城镇化，坚持大中小城市协调发展、合理布局，以城乡统筹、城乡一体、产城互动、节约集约、生态宜居、和谐发展为基本特征，走中国特色新型城镇化之路。

现代工业和现代城镇发展共同特点就是具有集聚效应，有利于专业化分工协作、形成规模经济和生产率提高。中国城镇化率虽已超过53%，但与工业化相比仍然滞后，而且质量不高。目前城市常住人口中，将近20%的人口尚未城市户口，不能享受与市民同等的公共服务，出现新的“二元结构”，导致社会不稳定。加快城镇化进程，不能理解为仅仅是圈地盖楼造城运动，更为重要、难度更大的是人口城镇化、现代化，实现权利公平、机会公平、规则公平，进城务工农民安居乐业。

第三，新型城镇化与农业现代化统筹发展。以城乡一体化为导向，通过新型工业化和信息化改造传统农业，大幅提高农业劳动生产率，推进农业生产经营方式和农民生活方式现代化，释放和“挤出”更多农业剩余劳动力，以人为本，增加发展机会，为工业服务业和城镇化提供充足劳动力“蓄水池”。工业反哺农业，城市支持农村，缩小城乡差距，促进城乡互动协调发展。

第四，农业现代化与新型工业化平衡发展。既包括提高农业机械化水平和农业劳动生产率，也包括发展农村乡镇企业，将乡镇企业导向规范的工业园镇，走上产业集群化道路，化解乡镇企业资本缺乏与技术不足、分布过散与配套设施不全等问题。

农业现代化是用现代产业生产、流通方式组织农业生产，包括使用机器设备、发展专业化分工等。随着农业生产率趋近于非农产业，农民收入水平和生活质量提高，农民生活方式逐步城镇化、现代化，未来留在农业的农民与城镇居民的区别主要是职业不同。

第五，新型城镇化与信息化互动发展。以信息化引领、助推城镇化进程，通过建设智慧城市提高城镇化质量，获取城镇化发展红利。纠正城镇化过程中的五种偏向：过度依赖土地财政、人口过于集中于大城市、过多的非家庭式城乡人口迁移、过高的半城镇化和城市间恶性的GDP硬实力竞争等。实施均衡城镇化发展模式，解决城市政府对土地财政过度依赖问题。鼓励农民工家庭式迁移和就近转移，推进农民工市民化进程，实现进城农民工与市民的平权，加快城镇新老居民公共服务均等化，积极应对新生代农民工面临的问题，帮助农民工实现“城市梦”、“创业梦”、“安居梦”。

2.2  为何强调“新四化”同步发展？

胡鞍钢先生认为，中国已经开创出一条别国未曾走过的新型城镇化新路，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优势集中体现，经历了农业与乡镇企业并存的“二元”结构转向农业、乡镇企业与城镇部门并存的“三元”结构，“三元”结构转向农业与乡镇企业、城镇正规就业与非正规就业并存的“四元”结构，并最终将由“四元”结构转向“一元”结构。只有通过工业化、信息化、城镇化和农业现代化“四化”同步发展，相互支撑、相互促进，形成以工促农、以城带乡、工农互惠、城乡一体的新型工业化和城镇化，并在工业化和城镇化良性互动合力的基础上，推动信息化和工业化深度融合，促进农业现代化和城镇化相互协调发展，才能破解四元经济社会结构难题，为2020年全面建成小康社会，2050年建成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的目标实现奠定决定性的基础。诚如费孝通先生16字箴言所倡导：“各美其美，美人之美。美美与共，天下大同。”

从历史看，改革开放前曾提出工业、农业、国防和科学技术的四个现代化目标。由于历史局限，未提城镇化；虽然提出科学技术现代化，但未提“信息化”概念。改革开放后，实行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和开放型经济，极大地调动全国人民推进现代化建设的积极性和创造性，同时广泛吸收国际现代化建设经验教训，伴随工业化发展，大批农村富余劳动力离开土地，进入城镇和非农产业，带来劳动生产率成倍提高，成为30余年来经济高速增长的重要支撑。

从现实看，目前，我国正逐步转入中速增长阶段，主要原因有二：一是可以转移到非农产业的农村富余劳动力日益稀缺；二是基础设施、住宅、钢铁等重要工业产品需求达到峰值。如果说过去35年高增长阶段主要是“铺摊子”，通过在传统农村经济以外大规模发展现代产业部门推动经济发展；那么，新的增长阶段则主要是“上台阶”，通过产业升级换代及互促共进推动经济发展。

从未来看，新型城镇化既是中国经济发展最大的潜在内需，也是支撑中国经济未来20年乃至30年高速增长的最大动力。如果说新型工业化在某种意义上主要是创造供给，那么新型城镇化则主要是创造需求。新型城镇化不仅是引发消费需求、带动投资增长、推动经济服务化的重要途径，而且是培育创业者和新型农民、实现安居乐业市民梦的重要手段。健康可持续发展的新型城镇化必须建立在实体经济的坚实基础上，以产业为支撑，实现新型城镇化与新型工业化、农业现代化及信息化的“四化”协调发展。

从机遇看，与经济增长阶段转换密切相关。从高速增长到中速增长转换，为“新四化”同步提供了重要时间点。为了实现有质量、有效益、可持续的增长，要求用信息化提升工业化质量，推进城镇化以扩大内需，通过农业现代化解决大量农民进城后的农产品安全保障问题。同时，“新四化”同步发展蕴含一系列新增长点。发掘好这些新增长点，有可能迎来一个增速虽有所降低、但经济增长质量和效益明显提高的新的发展机遇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