五．居安思危，应对挑战（2）

“新四化”同步是实现现代化基本途径，是体制机制、发展理念和实施方略的与时俱进，是对现代化进程中出现的一系列深层次矛盾、问题及挑战的集中求解，是保障经济社会可持续发展，从“失衡”向“均衡”发展转型的关键，是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中国梦”的战略部署。这是革命性变革，千丝万缕，上上下下，方方面面，任重道远。

2.3  推动“新四化”同步发展应从哪里突破？

“新四化”同步发展面临不少困难和挑战，背后则是诸多体制和政策问题。必须以更大的勇气和智慧深化改革，而深化改革就要选准突破口。

土地制度改革是重要突破口。完成土地制度改革，有利于维护农民权益、优化城乡资源配置、降低城镇化成本，从长期看也有利于稳定政府收入，从而为“新四化”同步发展创造多方面有利条件。

遵循市场发展规律。政府主导还是市场当家？改革开放35年的中国城镇化进程政府主导作用明显。无可否认，各级政府在城镇化进程中发挥了重要作用，但也出现了一些问题，如经营城市、暴力拆迁、强制征地、资源浪费、政绩工程等。新型城镇化，不再是行政权力主导下的大范围布点和圈地运动，而应是一条既遵循市场发展规律，又能汲取历史教训，具有一定前瞻性的道路。

“三农”均等化。落实在城镇化相关政策上，就是要进一步推进农业现代化、农村工业化、农民工市民化和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

农业现代化。一系列农业基要函数连续发生变化的过程，即现代农业要素不断增加。这要求国家和社会对现代农业要素不断强化投入，进一步改善农业基础设施、提高农业机械化水平、加强农业特别是粮食综合生产能力建设，不断推进农业生产组织化、专业化、产业化、差异化和高附加值化。

农村工业化。大力发展乡镇企业，进一步促进乡镇企业集聚化。既要提升乡镇企业运营水平，促进生产服务特色化、绿色化、高效化，为农业剩余劳动力转移创造更多的有效就业岗位，缓解城市压力，也要通过不断促进要素集聚，从“队（村）—社/乡—镇”不断走上产业集群化道路，集中提供政府公共服务、金融保险和物流等社会服务，发挥规模经济效应。

农民工市民化。使城镇进城务工的农民工能够真正“乐业”又“安居”，平等享有公共服务，在劳动报酬、劳动时间、节假日安排和工作条件等方面享有同等权利。

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继续推进城乡经济社会发展一体化，逐步完善符合国情、比较完整、覆盖国情、可持续的基本公共服务体系，加快城乡生活水平和公共服务水平趋同。城乡居民在收入、社会保障、公共服务等方面的差距依然巨大。大力推进城乡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就需要加大统筹城乡发展力度、加强社会建设、加大社会投入、改善社会管理，使他们能够真正平等享受基本公共服务。

2.4  创新驱动

发展方式转型的重中之重，是使创新成为经济转型的新引擎，实现经济发展从廉价劳动力的“要素驱动”、“投资驱动”向“创新驱动”转型。后发国家经济发展可分为四个阶段，即要素驱动阶段、投资驱动阶段、创新驱动阶段和财富驱动阶段。改革开放30余年，我国取得举世瞩目的成就，经济总量位居第二，不久的将来经济总量可能超过美国。目前是制造业第一，出口第一，外汇储备第一，得益于廉价劳动力的低成本战略和投资拉动。竞争武器来源于“低成本、低技术、低价格、低利润、低端市场”的“五低”，付出“高能耗、高物耗、高排放、高污染”的“四高”代价，结果是经济规模大，但大而不强；经济增长快，但快而不优；虽然快速提升GDP，但无法创造高利润；虽然生产大量产品，但无法创造品牌；虽然吸收大量就业人口，但无法大幅度提高劳动者收入，人均GDP排名在世界80余位后。

中国经济高速增长的背后，存在六个过度依赖，即经济增长过度依赖投资拉动，过度依赖出口和外资的外需拉动，过度依赖廉价劳动力的要素驱动，过度依赖房地产支撑，过度依赖资源消耗和环境代价，以及过度依赖部分人先富的非均衡增长。城乡结构、产业结构、阶层结构、分配结构和消费结构等经济内在结构之间存在不同程度失衡。如果说过去30年是从低收入向中等收入国家的第一次转型，那么如今正步入向高收入国家的第二次转型时期。

在第一次转型过程中，我国依靠“人口红利”和“土地红利”等要素驱动成功跨越低收入国家的“贫困陷阱”，那么在第二次转型中，要在“做大蛋糕”和“分配蛋糕”两个领域进行调结构和促转型，推进经济社会发展与资源环境可持续的良性循环、财富增长与民生需求的均衡协调，国内市场需求扩大与国际市场竞争力提升紧密结合，提高发展的全面性、协调性、可持续性，构建起“内需主导、消费支撑、均衡发展、创新驱动”的经济发展模式，充分利用改革形成的制度红利和创新形成的技术红利来推动经济转型升级。

2.5  质量和效益优先

经济发展方式转型的立足点要从“速度至上”转向“质量和效益优先”的轨道，正确处理质量、效益和速度的关系。当前，美国经济复苏缓慢，欧元区经济陷入萎缩，全球经济形势持续低迷。国内经济也持续下行，实体经济要素流失严重，中小企业生存困境加剧，政府宏观调控面临“两难”选择。当前最重要的任务就是要处理好“稳增长”和“促转型”之间的关系。要利用经济下行的压力，推动经济转型。不能再靠无效投资和放松房地产调控的“老办法”稳定经济增长。

稳增长要采取新的“组合”型政策。一要靠有效投资特别是扩大民间投资，通过减税费的积极财税政策调动民间资本投资积极性，不能盲目用“激素”方法“催生”增长，要按经济规律让其“自然成长”；二要培植新的消费热点，探索将出口退税转为居民消费补贴，提高居民收入比重，使居民消费成为稳增长的持久动力；三要充分发挥欠发达地区的后发优势，在“东慢中快”和“东慢西快”的形势下，把中西部打造成“稳增长”的新引擎；四要大力发展战略性新兴产业和现代服务，寻求房地产调控的长效机制；五要促进出口多元化，努力实现外需稳定。

3. 和平发展的挑战

中国经济未来发展状况可分为基准增长情景、协调发展情景、风险情景等三种不同情景。基准增长情景是以过去和当前发展特点为基础，分析其趋势，并据此推导出来的可能情景。即完成十二五规划目标和任务。协调发展情景是按科学发展观要求，通过产业结构调整和效率提高实现经济、社会、资源环境协调发展。风险情景更多考虑到未来面临的可能风险，尤其是国际环境恶化。

3.1  “中国威胁论”甚嚣尘上，外部环境形势严峻

进入新世纪以来，国际社会对中国发展心态失衡，抛出中国威胁论。如军事威胁论说，中国军费不透明，增长太快。经济威胁论说，中国吸引巨额外资，进口海量资源能源，抢占国际市场，源源不断排放污染，并拿碳排放、人民币汇率说事。价值观威胁论说，中国人价值观威胁西方人价值观，如泰国红衫军和黄衫军相继罢市，粉墨登场；菲律宾发生劫持香港人质事件，这两个亚洲国家较早学习美国民主，结果是悲剧；又如非洲国家内耗不断，动荡不宁，越来越多的发展中国家领导人意识到学习西方民主没学出好结果，转为学习中国，使西方人感到其价值观受到挑战。

中国传统文化历来强调和谐，和为贵，己所不欲勿施于人。郑和下西洋，国力强盛，但未侵占他国寸土寸地。相反，英国人占据比自己本土面积多百倍的土地，号称“日不落帝国”，哥伦布、麦哲伦地理大发现导致殖民战争，屠杀土著居民，从事贩奴贸易；并且，欧洲白人强行向澳洲、非洲、美洲、亚洲移民6000余万人。

当前中国和平发展的外部环境形势严峻，国际经济形势呈现如下特点：

第一，风险缓和。金融危机造成的系统风险开始出现缓和，银行间拆借风险溢价持续回落，趋于正常水平。受金融危机冲击的头两年，溢价水平明显提高，目前有所回落。

第二，元气难愈。病来如山倒，病去如抽丝。主要发达国家信贷仍然未恢复活力，危机中的美国、欧元区、英国的信贷规模大幅度跌落，目前稍有起色，但远未恢复到危机前水平。

第三，股市回升。全球股市从危机中逐步回升，如美国、欧洲、日本的股市以及拉丁美洲、亚洲、东欧国家的股市在危机前都达到较高水平，在危机震荡中跌入低谷，目前有所回升，但尚未恢复到危机前水平。

第四，贸易复苏。“东边日出西边雨，道是无晴却有晴。”喜出望外的是新兴经济体的国际贸易量已超过危机前水平。危机前，新兴国家和发达国家的国际贸易齐头并进，比翼双飞，而今发达国家如欧美、日本与新兴国家如中国、俄罗斯、印度之间差距巨大。

第五，资源波动。石油能源、金属矿产及其它初级产品价格在危机中都有所下降，目前持续攀升。这些重要的大宗商品在世界市场的价格颠簸剧烈，对中国经济造成巨大冲击，不亚于唐山大地震、日本东京地震、海啸和核灾难威胁，以及西方多国联军发动的利比亚石油战争。

第六，汇率不稳。世界主要国家的汇率大幅度波动，如美元兑日元汇率、美元兑欧元汇率起伏较大，新兴国家货币升值速度较快，如巴西币值飚升。与俄罗斯、韩国、南非、土耳其相比，人民币升值幅度最小。人民币升值压力最早来自日本，后来日本明白逼迫人民币升值是搬起石头砸自己的脚，因为日本对中国存在贸易顺差，日本赚中国的外费。

贸易顺差是指在特定年度一国出口贸易总额大于进口贸易总额，又称 “出超”，表示该国当年对外贸易处于有利地位。贸易顺差大小在很大程度上反映一国在特定年份对外贸易活动状况。通常情况下，一国不宜长期大量出现对外贸易顺差，因为此举很容易引起与有关贸易伙伴国的摩擦。例如，美、日两国双边关系市场发生波动，主要原因之一就是日方长期处于巨额顺差状况。与此同时，大量外汇盈余致使一国市场上本币投放量随之增长，因而引起通货膨胀压力，不利于国民经济持续、健康发展。

强烈要求人民币升值的是美国、欧洲，以及巴西，高调要求人民币升值，因为巴西是新兴国家中货币升值最快的；而中国相对最慢，巴西就加盟到对中国施压的西方七国阵营中。

2013年3月1日银行间外汇市场人民币汇率中间价为：

1美元对人民币6.2798元，1欧元对人民币8.2049元，100日元对人民币6.7509元，1港元对人民币0.80972元，1英镑对人民币9.5252元，1澳大利亚元对人民币6.4145元，1加拿大元对人民币6.0954元。

人民币1元对0.49438林吉特，人民币1元对4.9070俄罗斯卢布。

第七，通货膨胀。通货膨胀是国际性的，不是中国独有的问题，很多新兴国家通胀率高于中国，达到8～9，甚至有些国家超过两位数。巴西通胀率最低，重要原因是货币升值快。通货膨胀造成的结果是供不应求，物价上涨。如果货币升值就可以更多地进口，从而缓解国内供不应求的矛盾。奥巴马总是给中国讲双赢道理。不言而喻，有一利必有一弊；一半是海水，一半是火焰；一半是天使，一半是魔鬼。人民币升值有双重效应：不仅可以缓解通胀压力，还会降低我国商品出口竞争力，减少出口量，影响国内生产和就业率，从而影响社会稳定，这是世界上任何一个国家的执政党都不愿意看到的。因此，人民币汇率问题，不是单纯的经济问题，还是社会问题和政治问题。

3.2  经济危机一浪高过一浪，波及全球

20世纪战后以来，世界发生五次大的经济危机，美国1929～1933年经济危机；1973～1975年发达地区资本主义“滞胀”，主要资本主义国家受到冲击和影响长达十年；1982年拉美国家债务危机；1997年“亚洲金融风暴”，持续两年，波及整个亚洲，并对欧美产生很大程度影响，日本至今仍未走出这次金融危机的阴影，经济连续15年萎靡不振；2008年美国“次贷危机”，衰退最深，领域最广，持续时间最长，史无前例。无论是发达国家，发展中国家，资本主义社会，还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中国都受到巨大冲击，余波至今未平。

以美国1929～1933年经济危机为例。 1914～1918年的第一次世界大战，是人类历史上的空前浩劫。欧洲是战争主战场，英、德、法、俄等帝国主义国家为争夺霸权互相拼死厮杀，元气大伤，唯独美国在战争中增强了经济实力和军事实力。就连当时头号投资大国英国也欠美国41亿美元债款。美国已由战前的债务国变成资本主义世界的主要债权国和国际金融中心；从战前的工业大国一跃而为资本主义世界头号经济大国。

生产高涨刺激信用膨胀，从1923～1929年，美国有价证券发行额达490亿美元，证券交易所疯狂的、规模空前的投资使证券价格上涨。纽约证券交易所证券平均价格由1923年的98美元涨到1929年的365美元的最高峰。当时购买道·琼斯30种工业股票及证券只需要支付10%保证金，狂热参与证券和房地产投机的人2∕3都靠银行贷款，助长繁荣幻景。

美国2 ‰的公司占有全国公司总收益近70%，中小企业和小生产者、小商人普遍遭到淘汰和被兼并的命运，垄断托拉斯资本主义形成。1929年10月，酝酿已久、史无前例的空前危机终于爆发，持续4年之久，波及所有资本主义国家，并引发世界战争。茅盾在小说《子夜》中所描述的资本家跳楼自杀的事情在美国频频发生。 美国批判现实主义作家德莱塞创作的欲望三部曲，以此为背景，栩栩如生地刻画了一位金融家的发迹史和破产史。

福布斯2012年富豪榜单冠亚季军排名与往年相仿，依旧是墨西哥的卡洛斯斯利姆（电话公司）、美国的比尔盖茨（微软）和巴菲特（克希尔·哈撒韦股票），三者身家依次为740亿、560亿、500亿美元。

“曾经沧海难为水，除却巫山不是云。”二战后60余年，美国经济大起大落，山穷水尽。自1783年取得对英国独立战争胜利后，美国经历多次经济衰退，先后于1825年、1837年、1847年、1857年、1866年、1873年、1882年、1890年、1900年、1907年、1920～21年、1929～1933年、1937～1938年、1948～1949年、1957～1958年、1969～1970年、1974～1975年、1980～1982年、1990～1991年、2008～2012等，几乎每过十年发生一次经济危机。2008年金融危机对美国经济冲击最猛烈，复苏力度在历次经济周期中最弱，70个月之后，就业率仍然疲软，恢复最缓慢。1980年美国经济衰退后，就业17个月就恢复到原来水平；2001年衰退后，就业率30个月恢复。

3.3  国际金融与经济危机爆发机制

第一，根本矛盾因素。既有新自由主义私有化的制度性原因，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固有的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矛盾，导致跨国生产过剩和泛滥的必然结果；也有金融资本贪婪和逐利本性所决定的非制度性原因等。虽然每一次危机具体表现形式不同，但根源相似。

第二，直接变量。导致经济危机的直接变量是资本有机构成提高→劳动者收入增速落后资本积累速度→消费需求降低→利润率下降→投资剧降→经济危机

第三，政策制度因素。欧元区作为主权分离的共同货币区，缺乏应对国际危机的统一政策协调工具，制度安排鞭长莫及。虽然经济因素在金融危机发生过程中扮演重要角色，但诸如政治、制度和监管等非经济因素同样不可忽略。同时，信息机制十分重要。简单易于理解的金融工具更有利于信息传递和金融稳定，而过于复杂的金融创新则可能形成新的信息不完全，导致投资者风险识别状态系统模糊，诱发金融危机。  

第四，道德信用风险因素。现行国际货币体系根本属性是无约束的纯信用本位货币，增加储备国道德风险，致使全球经济失衡，实质是发达国家局部的而并非全面的主权债务信用危机。

第五，经济结构失衡因素。欧元区并不满足最优货币区条件，经济整合不仅未产生内生性趋同，反而出现两极化的离心趋势，在一定程度上是次贷危机延续与深化，而国际投机者推波助澜则是重要因素。

第六，收入不平等因素。全球化深刻影响全球收入分配格局，在各国之间与各个国家内部，扩大收入不平等程度，导致宏观经济金融化和消费者债务积累。而新兴工业化国家收入不平等程度加剧压制国内需求，间接地为发达国家消费者提供债务融资，实质是一种难以持续的全球化。伴随美国等发达国家房地产泡沫破灭，美国次贷危机波及全球，演变为全球金融危机。

第七，虚拟经济过度因素。经济危机是资本主义发达阶段虚拟经济周期运动的内生产物，强势美元格局形成过度消费和虚拟资本膨胀相互影响，恶性循环，形成软预算约束普遍化，导致虚拟经济对实体经济过度偏离。其危机生成和传导机制可描述为：

软预算约束→道德风险→金融创新激励→金融创新过度→信贷膨胀→大量呆坏账→加剧金融脆弱性→利率提高和房价下跌时的风险集聚→金融危机

加上各主要国家经济周期高度同步，相互叠加共振，最终酿成全球经济危机。

第十，虚拟经济和实体经济比重居高不下风险。虚拟经济主要是银行资产、股票市值、债券余额、金融衍生品，似乎虚无缥渺，捉摸不定。比如银行资产理论上有数亿万元，除了银行大楼是实体，其他都是看不见摸不着的虚体，仿佛普希金的爱情诗：“有如昙花一现的幻影，有如纯洁之美的精灵。”股票市场更是如此，股票市场一涨，股民都跟着发财；股票市场一跌，股民跟着赔钱，数亿元金银顿时蒸发。

博大精深的现代文学百科全书《红楼梦》的主题歌“好了歌”唱道：

世人都晓神仙好,惟有功名忘不了。

古今将相在何方?荒冢一堆草没了。

世人都晓神仙好,只有金银忘不了。

终朝只恨聚无多,及到多时眼闭了。

世人都晓神仙好,只有姣妻忘不了。

君生日日说恩情,君死又随人去了。

世人都晓神仙好,只有儿孙忘不了。

痴心父母古来多,孝顺儿孙谁见了。

1990年，全球虚拟资产与实体经济比重是2.19，虚拟资产是实体经济的2.19倍，2000年上升到5.52倍，2009年虚拟资产膨胀为实体经济的14.2倍，意味着实体经济每生产1元钱，就有14.2的虚拟资产等着瓜分，而这1元钱又不能都给虚拟资产，首先得维持实体经济自身基本消费，全世界平均消费率是80%，即每生产出1元钱，最多拿出0.2元给虚拟资产瓜分。任何一个资本所有者都难以满足2%的回报率，千方百计提高回报率，但是超不出0.2元的底线。如果有人企图冲破经济规律的约定俗成，拔苗助长，提高自己的回报率，则意味着其他人的利益被剥夺，丧失回报率，致使经济发展失衡，从而造成金融危机。

2007～2012年美国虚拟资产与GDP年均比重约20，日本是10。比较美国、欧洲、日本等西方发达世界的三大经济体，日本经济最糟糕，美国和欧洲经济增长速度年均下降2%左右，而日本经济则年均下降5%～6%，为什么日元相对于美元要升值呢？日本20世纪80年代经济泡沫破灭后，一直处于压泡沫过程，其虚拟经济与实体经济比重相对低于美国。虽然日本经济大滑坡，人们更愿意相信日元安全，所以日元升值。

中国虚拟经济与实体经济比重是3.7，这是中国经济优势，因此我国经济危机恢复较快。当然也不是说虚拟经济与实体经济的比值越小越好，建立市场经济体制，货币深化需要适度的虚拟经济存在，虚拟经济是润滑剂，能有效加速经济发展。但不能过高，否则隐患无穷，危机四伏。应该多少才能达到经济平衡与社会和谐？没有绝对标准，不能搞形而上的一刀切，具体情况具体分析。

缓解金融危机的一只铁腕是降低虚拟经济与实体经济比重。怎么降？两种选择：一是扩大实体经济分母，困难重重；二是减少虚拟经济分子，意味着一些金融机构破产，几家欢乐几家愁，雷曼兄弟等很多大型金融机构破产就是在调整这个比重中的牺牲品。

3.4  危机影响后果：风险和不确定性

危机前发达国家与发展中国家的GDP增长率区别不大，全球化趋势就是各国发展状况日益趋同，但危机后大相径庭，发达国家增速远不如发展中国家。新兴市场国家步入上升期，中国和其他新兴国家经济数十年强劲增长。日本经济一波三折，祸不单行，大地震后恢复重建，日本央行批准3600亿美元强力刺激经济复苏。欧洲经济昨日黄花，夕阳西下，失业问题普遍存在，如意大利失业率居高不下，逐年攀升。

第一，美国宏观政策取向不确定性。国际信用评级机构惠誉将美国的主权债务信用评级将被列入负面观察名单，信用评级将被列入“有限违约”等级。为避免国家信誉受损，美国必然要调高债务规模。但是，如果过度调高债务上限，会增加美国国债外销压力，引起美元贬值和通胀加剧。如果调整不到位，又不足以应付美国政府开支，可能导致美国经济增长进一步放缓。

第二，美国宽松货币政策前景不确定性。美联储主席伯南克表示，经济疲软深化可能改变美联储想法，引起各界对美国变相实施新的量化宽松政策争议，同时也加重美元和大宗商品走势不确定性。

第三，欧洲经济复苏不确定性。欧元区主权债务危机将对欧元作为地区统一货币可持续性提出挑战，促使欧元区外延性发展进程节奏放缓，欧元对美元的汇率将继续走低，影响国际市场预期和我国外汇储备调整，从而加剧和放大市场波动幅度，并给欧洲经济复苏带来新的不确定性。

第四，经济全球化风险。以美国市场经济模式为主导的全球经济体系特别是国际金融体系，与世界经济发展形势背道而驰，无力应对全球金融危机。经济全球化将继续深入发展，金融危机将促进国际力量格局发生重大变化，新兴经济体成为全球化重要驱动力；新兴大国经济群体崛起，成为世界经济发展主要力量。国际资本频繁在发达经济体和新兴经济体之间流动，加剧全球资本市场扑朔迷离和波动紊乱。而中国经济迅速崛起，是引发世界经济增长态势、国际力量格局变迁、国际经济关系调整，以及全球治理架构形成的关键因素，面临新的发展机遇。

第五，贸易保护主义风险。未来世界经济发展缺乏强劲动力，美国和欧洲处于金融危机后的缓慢复苏阶段，其复苏到危机前的快速发展轨道可能性较小。在国际贸易环境方面，发达经济体增长放缓将压缩许多发展中国家的对外贸易空间。主权债务危机爆发将使欧元区政府为寻找经济增长点而实施更为强硬的贸易保护政策，低碳经济可能成为发达经济体新型贸易壁垒，影响中国对欧贸易出口。

第六，金融体系改革风险。国际社会共同要求改革金融体系，调整世界经济增长模式，建立新的经济秩序。新自由主义思想与改革方案衰微，“大政府”取代“大市场”，在经济治理上再次占上风，产业调整转移将出现新变化，经济稳定和收入公平分配得到更多重视，全球经济失衡将有所缓解。

第七，欧洲债务危机延续并引发连锁反应风险。虽然德法不会放任欧元区分崩离析，美国也不会坐视欧洲内乱伤害其地缘政治利益，但欧洲债务危机可能迟迟悬而未决。因为德、法想借机迫使欧元区边缘国家让渡财政自主权，始终将严苛的紧缩政策作为施援条件，逼迫希腊等国就范；同时美国也在通过频降欧洲各国评级等手段炒作欧债危机，防止欧洲实现真正一体化后增强竞争优势。欧洲债务危机还会引起连锁反应。主要包括希腊一旦债务重组对其他国家“赖账”的示范效应，以及紧缩政策削弱欧洲经济增长动力并引发社会不稳定等。

第八，国际市场大宗商品价格持续走高风险。国际能源利用格局变化会刺激油价，全球粮价也可能由于供应紧张而上涨。石油方面，日本核电站事故不仅迫使日本中止原有核电发展计划，还导致德国、意大利和瑞士放弃核电。这必然导致全球对化石能源争夺加剧，并为石油输出国组织（OPEC）限产提供借口。今年6个OPEC成员国反对上调石油产量，国际能源署也把2011—2015年平均每桶油价预测调高19美元。粮食方面，联合国粮农组织认为，今后10年全球农业产出年均增速将从前10年的2.6%下降到1.7%，导致谷物和肉类价格将分别上涨20%和30%。与此同时，受地缘冲突风险增加影响，全球物流价格有所上涨，特别是反映国际货运价格变动的波罗的海指数（BDI）1月从1107起持续回升，年底涨到1489，仍可能继续上扬。

第九，债务风险和有毒资产风险。债务难偿，大量有毒资产亟需消化。一是债务难偿。根据欧盟国家经验，债务余额不能超过当年GDP60%，所谓债务余额就是尚未偿还的债务加上当年新借债务之和。金融危机爆发后，各个国家政府异曲同工，纷纷扩大财政赤字，占GDP比重接近10%。除了德国外，欧洲债务余额没有一个成员国低于60%，美国债务余额占GDP比重超过80%；日本债务余额占GDP比重高达250%，就是说全体日本人光干活不消费连续两年半才能彻底还清国债。我国债务余额占GDP比重仅20%。目前发达国家面临的最大风险是财政状况急剧恶化，如国歌所唱：“到了最危险关头”，再也不能持续下去。欧洲国家政府债务占GDP比重最高的是希腊，而后是爱尔兰、意大利、葡萄牙、西班牙，西班牙经济规模庞大，就好像美国经济出问题，难以救治。二是难题费解，大量有毒资产亟需消化。有毒资产就是不良资产，典型是美国次级房屋抵押贷款，有毒资产是引爆美国金融危机的主因。应对金融危机的重要手段是净化有毒资产，据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估计，2007～2012年，全球银行业有毒资产超过4万亿美元。

第十，经济周期波动规律风险。马克思揭示经济周期波动规律分为繁荣、衰退、萧条、复苏等四个阶段。繁荣就是形势大好，干什么都赚钱，容易找到工作，而且工资水涨船高。“天有不测风云，人有旦夕祸福。”千里之堤，溃于蚁穴，忽然某个环节出现问题，带动整个经济滑坡，于是经济陷于衰退，衰退到底就是萧条。几经挣扎，绝处逢生，一些有智慧、有胆识、有运气的改革家，担负起拯救世界末日的神圣使命，率先进行资产重组、设备更新、技术创新。于是柳暗花明，整个经济峰回路转，“忽如一夜春风来，千树万树梨花开”，经济逐渐复苏，复苏到顶进入下一次繁荣。在这四个阶段里，萧条阶段至关重要，因为在繁荣阶段赚钱容易，人们往往沉醉在荣华富贵中，利令智昏，纸醉金迷，歌舞升平，很少有人居安思危，防微杜渐，未雨绸缪，“哗啦啦似大厦倾，昏惨惨似灯将灭。”四大家族，红楼一梦，到衰退和萧条的大祸从天而降时，才想到要创新、变革，而且只有乐于创新和勇于变革才能在全球化的激烈竞争中继续生存和发展。中国在弹指一挥间的短短一年时间就从金融危机的风险情景中恢复过来，国人倍感欣慰。有所得必有所失，也有一些损失，失去创新和变革机会。

3.5 谁主环球沉浮？世界属于谁？

“冷眼向洋看世界，热风吹雨洒江天。”纵观国际形势走势，似乎天下大乱，风云激荡，愈演愈烈，深刻影响中国经济运行，中美关系和中国在世界的角色也不断经受新的审视和检验。

访问中国的美国朋友提的最多问题是，中国如何看待美国？中美关系朝什么方向发展？1972年，在周恩来总理老朋友美国国务卿基辛格博士的积极公关下，尼克松率先打破23年美国封锁大陆的坚冰，风尘仆仆来到中南海书房拜见毛泽东主席，毛主席对尼克松说：“我不谈国事，外交事务全权由总理操作，我想与总统阁下谈哲学，天下大乱达到天下大治”。

美国前国务卿基辛格博士曾有一句至理名言：“如果你控制了石油，你就控制住所有国家；如果你控制了粮食，你就控制住所有的人；如果你控制了货币，你就控制住整个世界。”这固然是强权政治脸谱，同时也是金融寡头的座右铭。

当前中国正处于快速发展期，也是矛盾多发期，不足为奇。中国地缘安全环境总特征是，中国与外部世界相互依存与相互摩擦同时加深，战略合作与战略防范并行不悖，战略机遇与战略挑战相伴而生。中国安全环境消极面上升，低频震荡增加。比较而言，南部相对动荡，北部相对稳定；海域相对动荡，陆地相对稳定；安全领域相对动荡，经贸领域相对稳定；近周边相对动荡，远周边相对稳定。

以美国为首的西方国家对中国海陆并进，海上包围圈以日本为起点、印度为终点；陆地包围圈以印度为起点、中亚为终点，由海到陆形成C形包围圈。

从军事战略势态看，美军进入中亚地区后，中国处于东西夹击的不利形势，原来在太平洋一面接敌，有着广阔的中部与西部战略纵深，现在这种优势已经丧失。加上现代战争以隐性的、远距离空中打击为主，中国的战略回旋空间在现代高科技时代被大大压缩。

美国已经完成对中国实施海陆两个方向同时打击态势，美国还具备在海上扼住中国生命线的强大能力。兵临城下，形势险峻。怎么办？唯一能够抢占先机的办法就是发展军事高科技优势，如果中美军事技术优劣反过来，“C”形包围就变成送上门来讨打。自古以来，谁见过弱者以包围姿态逼近强者？

也许，美国政治家不会贸然与中国开战，经济学基本原理就是以最小成本换取利益最大化，精于成本与收益计算，但并不妨碍军事部门对潜在对手作军事准备，以防万一，未雨绸缪。“C”形包围就是这种“安全困境”规律下的产物。也许永远不会开打，但需在战略上抢占有利“地形”，预设“阵地”，兵不厌诈，声东击西，将计就计，以讹诈讹，围魏救赵，远交近攻。螳螂捕蝉，黄雀在后。它既是军事战略，又是国家总体战略，配合政治、经济、意识形态以使中国扮演听任美国摆布的角色。在国家间交往中，军事威慑力往往是幕后的决定性因素。因此，中国也需针锋相对，即便一百年打不起来，也要寻找有效的“破阵”良策，养兵千日，用兵一时。

当年美苏对中国构成U形包围，比今天中国面临的C形更为严峻，但总体上是战略防御性，虽然美苏双方都摆出咄咄逼人的进攻态势，甚至是核讹诈。当时，美苏之间的矛盾才是世界主要矛盾，双方都不愿意因为和中国发生战争，而让对方坐收渔翁之利，因此，对中国只是进行战略威慑，并无实质性的大规模进攻准备。但今天美国率领新旧盟友对中国构筑C形包围，则完全是战略进攻型的。美国利用这一包围中国的地缘态势，就像吸血蝙蝠一样，趴在中国身上，一边吸吮，一边恐吓、敲诈、胁迫中国，频频干预中国国内局势，逼迫中国在经济领域和其他领域让步。这种包围成为美国实现国家利益和称霸世界的筹码，是上兵伐谋层次上的。其次是伐兵、攻城等军事意义。

3.6 为何美国连打四场战争？

在短短20年时间，美国先后采取霸权主义、单边主义、炮舰主义进行四场战争：

海湾战争，1991年1月17日～2月28日，以美国为首的多国联盟在联合国安理会授权下，为恢复科威特领土完整而对伊拉克进行的局部战争。

科索沃战争，即北约联军侵略南斯拉夫战争期间，1999年5月8日上午5时，北约的美国B-2轰炸机发射五枚联合导弹击中了位于贝尔格莱德的中国驻南大使馆。当场炸死来自新华社的邵云环、光明日报的许杏虎和朱颖等三名中国记者，炸伤数十人，严重损毁大使馆建筑。

阿富汗战争，阿富汗战争在历史上有两次，第一次阿富汗战争发生在1979年，是指1979年12月末，苏联入侵阿富汗导致的长达10年的战争。这次入侵被认为是苏联对外政策的重大失败。第二次阿富汗战争发生在2001年，是以美国为首的联军在2001年10月7日起对阿富汗盖达组织和塔利班的一场战争，为美国对“911事件”的报复，同时也标志著反恐战争的开始。联军官方指这场战争的目的是逮捕本·拉登等盖达成员并惩罚塔利班对恐怖分子支援。

推翻萨达姆政权的伊拉克战争，是美国因伊拉克拥有大规模杀伤性武器（疑似）而发动的全面战争，共有4国参与作战，尚未发现传说中的“大规模杀伤性武器”。2010年8月3日，美国总统奥巴马表示，8月底美国部队在伊拉克的作战行动将如约结束。驻伊美军8月31日结束作战任务。美国从2003年3月20日入侵伊拉克到2010年8月撤出全部战斗部队，历经7年零5个月。

问题一：美国20年间连打四场战争，为何而战？

美国政府为什么要打伊拉克战争？答曰：为了石油。那么，接下来的问题是：为什么美国占领伊拉克后，却不从伊拉克免费拉走一桶石油？美国普通百姓为什么也要和世人一道忍受高油价压力煎熬？这是很多人百思不得其解的问题，但是答案如前所述，就是全球的石油交易与美元挂钩。

当美国占领伊拉克时，全球油价飙升，交易又以美元结算，意味着拉高全球的美元需求，也就是说，美国人通过战争打出了全球的美元需求。打伊拉克战争之前，一桶石油38美元，打完之后接近150美元，一场战争把美元需求打高了近三倍。当全世界需要更多美元去购买石油时，除了产油国，最高兴的当然是美国政府。因为这样一来，美国政府就能以给全世界提供流动性的名义，开动印钞机，印刷更多的美元，而美国政府不是慈善家，不会将美元白白奉手相让，你必须拿产品交换，从而再一次加入实物换绿纸的游戏。此时美国政府的印钞行为可以说名正言顺，而用不着像金融危机的今天，在全世界没有需求的情况下明目张胆失增发美元。

如此这般，更多的美元流到其他国家，流到产油国，也流到需要购买石油的国家。这么多美元攥在这些国家手里能干什么呢？除了作为财富的符号让人开心外，就是变为废纸的前景让人担心，因为美元正以日新月异的速度贬值，月月在贬值，天天都在变成废纸，唯一的选择，就是美国政府早就为你准备好的选择：购买美国国债。

购买美国国债使巨量美元回流美国，也使美国成为全世界最大的债务国。那么，美国为什么需要让流向全世界的美元，再以购买美国国债方式回流美国呢？因为不担心经常项目长期处于逆差状态的美国，却担心短期资本项目出现逆差，换句话说，一个几乎没有储蓄率的美国，必须始终保持资本项目顺差，而这个顺差额度在2001年前后，大约是每年7000亿美元左右，也就是说，需要每天净流入美国20亿美元。因此，美国需要大量的世界资本回流美国，才能保持其正常经济生活的流动性，否则，大部分美国人刷卡透支的好日子就难以为继，因此，美国不怕经常项目逆差，惟恐资本项目逆差。为了保持资本项目顺差，美国不惜动用战争手段，去破坏别国、别的地区投资环境，像驱赶羊群一样，把美元驱赶回美国。所以说，表面上看，两次伊拉克战争都与石油有关，但实际上主要是与美元有关。因为只要在产油区打仗，油价就会上升，美元需求也就会随之上升。如此一来，美国人就可以开动印钞机，印更多的美元，从全球换回更多的实物财富，这就是其中的奥秘，只可意会不可言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