五．居安思危，应对挑战（4）

上层是超我，即能进行自我批判和道德控制的理想化的自我，是父母作为爱的角色和纪律的角色的赏罚权威的内化，包括两个方面：一方面是平常人们所说的良心，代表社会道德对个人的惩罚和规范作用，另一方面是理想自我，确定道德行为标准，其主要职责是指导自我以道德良心自居，限制、压抑本我的本能冲动，而按至善原则活动。

列宁说，共产党人是用特殊材料做成的。用心理学大师的语言形容，共产党人是全心全意为人民谋利益、自我实现社会价值的“超我”；在大公无私的党的率领下，人民对祖国无限热爱和流连忘返，对生态文明的高层次追求与日俱增。

改革开放30余年来，祖国处处呈现一派欣欣向荣，蒸蒸日上景象。生态观念家喻户晓，路人皆知，全国人人讲生态，个个话文明，同心同德，众志成城，发展绿色经济，建设绿色景观，运筹绿色社会，传承绿色文化。实现生态文明大同小异、大智小康。生态文明建设与全面建成小康社会有机融合。

社会形态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向小康社会，从农业经济向工业经济，田园社会向城市社会转型；经济过程从物质生产主导型物态产业向智能服务主导型生态产业，从粗放型链式经济向生态循环型经济，从设备和技术为主向知识和智慧为主转型；空间格局从大中城市集聚型向适度分散城乡一体新型城镇，拥堵型城市社会向生态统筹型社会转型；生活导向从以财富为中心向以健康为中心的和谐生活进化，多多益善的占有型消费向功效优化的适宜型消费，外显为主的摩登消费向内需为主的科学消费转型；文化价值从利己主义的物理型关爱向环境友好的生态型关爱，物质需求向精神生活与生态真善美追求转型，神本文化向人本文化，征服型物态文化向和谐型生态文化转型，彰显人民对建设富强、健康、文明美好未来的强烈愿望。

马克思在百科全书《资本论》中引用一句名言：“这里就是罗陀斯，就在这里跳跃吧；这里就有玫瑰花，就在这里欢舞吧。”融贯生态文明，锐意绿色发展，凝炼中国特色，推进小康全成，实现永续发展，给子孙后代留下天蓝地绿水净的美好家园，就是人民的奋斗目标。“路漫漫其修远兮，吾将上下而求索。”审时度势：中国城市与一些后工业化国家区县的最大差距就是生态文明差距。在以习总书记为核心的党中央领导下，到全面建成小康社会之年，人民生态文明素质必将百尺竿头更进一步，诚如世界大文豪歌德所唱：“辽阔的世界，宏伟的人生，长年累月，真诚勤奋，即安于守旧，又乐于迎新，人类前进一程又一程。”

5.7  生态文明建设的“和”内涵丰富多彩，谁解其中味？

包涵和政、和谐、和乐、和平、和气、和味、和心、和合等。和因义起，同由利生。琴瑟和谐，百物皆化。美美与共，和而不同。和睦相处，家国万兴，从孔夫子到孙中山憧憬的大同社会：“人尽其才，地尽其利，物尽其用，货畅其流，各尽所能，各得其所。”爱国主义政治家、史学家，近代中国“开眼看世界的第一人”林则除挥题对联：“海纳百川，有容乃大；壁立千仞，无欲则刚。”社会学家费孝通先生16字箴言：“各美其美，美人之美，美美与共，天下大同。”

“和”列为年度汉字榜首，属于中国素描。“和谐社会”是中国先秦时期争议激烈，影响深远的命题，如具有代表性的齐文化中“和合而谐”的理想追求、“隆礼重法”的纲纪原则、“令从民心”的施政方针、“富民裕民”的强国政策、“树人育才”的教育理念、“人与天调”的环保意识、“与民同乐”的亲民情结，体现先哲们对构建“和谐社会”的美好愿望和历史使命感。《乐记》说：“和，故百物皆化”；《荀子·天论》曰：“万物得和以生”；《礼记·中庸》云：“致中和，天地位焉，万物育焉”。孔子提倡“和为贵”；孟子推崇“天时不如地利，地利不如人和”；董仲舒赞美“和者，天地之所生成”；王充憧憬“瑞物皆起和气而生”；张载揭示“太和所谓道”；王夫之认为太和为“本然之体”等等。道家也从本原意义上阐发“和”意，如《老子·四十二章》：“道生一，一生二，二生三，三生万物。万物负阴以抱阳，中气以为和。”北宋宰相、改革家范仲淹《岳阳楼记》：“政通人和，百废俱兴，安居乐业。”

从“和”的角度理解，基于王如松院士的生态文化论，市场经济依靠竞生，社会主义强调共生，小农经济依赖再生，中国传统文化强调自生，但任何单一的运行机制都难以解决复杂的人类生态问题。如果说生态文明是神态，那么社会、经济、政治、文化、国防是形态。前者是纲，后者是常。环境为体，经济为用，社会为地，法制为天，生态为纲，文化为常，国防为屏，神形交融，纲贯穿常，合纵连横，万绿千红，千姿百态，五彩缤纷，潜移默化，风景这边独好。

因此，绿色GDP创新者胡鞍钢先生认为，未来小康社会测度指标不仅仅是GDP总量和增量，既包括自然生态的健康，水、土、气、生、矿生态因子和生态过程的健康状态和生态资源的积累，还包括生态服务，生态品质，生态足迹和生态安全等。社会生态的发展包括健康品质、文化素质、殷实程度以及平均期望寿命等。昔日人们关注的重点往往放在改善物质生活、遵循市场经济的竞生和自生规律，而今天首都人民的认识突破墨守成规，具有前瞻性，运用生态学的共生与再生观，滋润培育利他、爱他之心，大力提倡心态文明，雷锋精神重新返回社会。心态文明是人对待和处理其自然生态和人文生态关系的精神境界，包括温饱、功利、道德、信仰和天地境界。

5.8  从历史文化角度释义生态文明建设的“信”古今传承创新

 包涵信仰、信心、信念、信息、信用、信赖、信任、信守、信托、信步。执政党正值风信年华，楚楚动人，青春永葆，笃信好学，讲信修睦，有信有义，言而有信，自信不疑，真心诚意，言必信，行必果，深受人民追随与拥戴。在风华正茂、青春永葆的党的指引下，人民对社会主义怀有崇高信仰，对科学发展充满无限信心，对生态文明抱有美好信念。

《资治通鉴》：“夫信者，人君之大宝也。国保于民，民保于信。非信无以使民，非民无以守国。是故古之王者不欺四海，霸者不欺四邻，善为国者不欺其民，善为家者不欺其亲。昔齐桓公不背曹沫之盟，晋文公不贪伐原之利，魏文侯不弃虞人之期，秦孝公不废徙木之赏。此四君者，道非粹白，而商君尤称刻薄，又处战攻之世，天下趋于诈力，犹且不敢忘信以畜其民，况为四海治平之政者哉。”

在唐太宗打江山坐江山时代，李世民将魏征提出的“水能载舟，亦能覆舟，兼听则明，偏信则暗。居安思危，防微杜渐”作为座右铭，从谏如流，君臣团结缔造了举世闻名的“贞观之治”，无可置疑是一面可以“知兴替”、“知得失”的镜子，值得后人借鉴。魏征进谏的奏疏，语言、推断、理论，尤其关于“草创”、“守成”之难易等等，文风朴质，说理透彻，逻辑分明，被编成《魏郑公谏录》传世，《贞观政要》《旧唐书》《新唐书》均有转引，深刻影响宋代陆贽等人的文风，成为中国人文精神的优秀遗产。

宋、元、明、清以来，历代有所作为的帝王，富有抱负的政治家，无论处于任何地位，都奉为经典圭臬而予以继承，并发扬光大。比如宋仁宗朝的包拯深受魏征影响，经常向宋仁宗赵祯进谏。英年早逝的唐代诗人王湾《次北固山下》：“客路青山外，行舟绿水前。潮平两岸阔，风正一帆悬。海日生残夜，江春入旧年。乡书何处达？归雁洛阳边”。开元初年，宰相张说对这首诗描述的“潮平两岸阔，风正一帆悬”概念极度赞赏，无限钦羡，亲自题写悬挂于宰相政事堂，“每示能文，令为楷式”，作为学习典范。

17世纪末，中国古代皇帝史上坐江山最久的康熙提出家喻户晓，深入人心的“不修长城修民心”论：“守国之道，惟在修得民心，民心悦则邦本固，而边境自固。” 康熙一语道破国家长治久安概念。范仲淹以文言志：“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共产党宣言》：“无产阶级只有解放了全人类，最终才能解放自己。”90余年来，共产党与人民关系密不可分，血肉相联。“党的根基在于人民、血脉在于人民、力量在于人民”，正是这一治党治国概念，成就了共产党举世瞩目的历史功绩。无可置疑，构筑牢不可破的“民心长城”概念，前提就在于把人民放在心中最高位置，真心诚意，取信于民，人民才会把党放在心上；只有党把人民当亲人，人民才会把党当亲人”。

遵循王如松院士倡导的自生、共生、再生、竞生的生态规律，充分发挥天、地、人、环境复合生态功能，天人合一，道法自然，万绿千红，相辅相成。政治生态-民主、经济生态-产业、文化生态-软实力、社会生态-生活、国防生态-军事科技、自然生态-人口资源环境，六大生态建设并举，神形交融，欣欣向荣。

将开拓、适应、反馈、整合的创新精神根植于首都新型城市化、工业化、信息化和农业现代化“四化”同步发展进程中，城乡一体化，农田、农业、农村、农民“四农”生态现代化齐飞。形成种植业、加工业、物流业直至消费和废弃物再生以及环境保护和生态建设的生命周期良性循环，纵向闭合、横向联合、区域耦合、功能复合、软硬结合、人文亲和。

统一规划、设计、经营和管理，保持土地生物质生产能力，强化空气净化、污染物降解、气候调节、水文循环等各类生态服务功能，化解城市建设用地、耕地和生态服务用地矛盾，实现生态经济效率最大化，生态足迹影响最小化。打造“生态农业—生态工业—生态信息业—生态服务业”新型国民经济结构。建成人与自然、人与人、人与社会、消费与生产、物质与精神之间平衡协调的新社会，全面发展，生生不息，始终不渝，实现生产高效循环，生活低碳适宜，生态绿色美丽的可持续发展，万绿千红创新生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