改善党群关系重点在哪里（2）

其次，方法问题重要不重要呢？也很重要。改善党群关系仅仅靠态度还不够。因为我们今天碰到的群众利益往往是多元的。过去代表群众利益，只是个态度问题。群众不是抽象的，比如学校，一个教研部七八个人，我要代表教研部的利益，但问题是七八个人的利益要求很难一致，大家有长远利益，也有眼前利益；有局部利益还有个人利益。因此，代表群众利益不仅是个态度问题，还是个能力问题。所以，整合民意，是一件很不容易的事情。再比如打车软件的问题，对于这个问题，有些人愿意多花点钱不愿意把时间浪费在等待上，但我们的有关部门为了维护价格秩序马上出面干涉，结果打车软件被取缔了以后骂声一片，因为政府忽视了这部分群众的利益。还有最近炒得很热的汽车排污收费问题，在没有车的人看来，既然你享受了有车的便利，那么有车一族就应该为其他人绿化空间减少、空气污染付出相应的代价；但有车者看来，自己投入解决交通问题，不仅节省了时间以更充沛的精力投入工作之中，还为拉动内需做了贡献，如果人人都不买车，整个汽车工业就完蛋了。可见今天要想很好地代表民意也是一种能力。

当前改善党群关系之所以这么难，很大程度上是因为条件变了。我们党成立28年后取得了政权，以前没有过多地搞群众路线教育，因为情况不像今天这样复杂。当年如果不搞群众路线，就不可能生存，更不可能取得政权。但今天不走群众路线，就会出现“温水煮蛙”的情况。我们的党群关系已经很严重了，但很多人感觉这应该是大家的事情，与个人无关，个人感觉不到这种现实的危险。每一个个体没有感受到，所以今天改善党群关系就比较难。为此要强化领导者的执政意识，不能把执政当作是值班。

党群和谐要处理好几个关系。首先，我们既要领导群众，又不能做群众的“尾巴”。我们常说“不唯上、不唯书，只唯实”，其实也不能简单地“唯下”。就像作者在本书提到的，执政党与人民群众在相互依存的关系之外，也是各自具有相对独立性的主体。作为领导，群众的所有意见都听，完全按照群众的意见来办，那就是尾巴主义；但也不能强加于群众，既要克服“尾巴主义”更要防止“命令主义”。其次，我们既要引领群众也要善于做群众的学生，“问计于民”。作为领导者，绝不是因为他比人聪明，而是能够把大家的智慧集中起来，这就是领导者的智慧。如果总以为比别人聪明，坐在办公桌前哪儿也不去，那就只能像毛主席所说的“往往是幼稚而可笑的”。怎样做到“问计于民”？电梯里面聊几句，吃饭的时候聊几句，这种日常的交流才能听到真的东西。而开座谈会，大家讲的内容都是斟酌过的，不是原汁原味的，一不留神就不知道他想说什么。最后，要解决实际问题。有人说“种地不上税，上学全免费，所谓和谐好社会”，这就是他认为的“和谐好社会”。我们总是强调理论的问题，而这既是理论问题更是实践的问题。

当前，解决党群不和谐的问题还必须从感性上升到理性和制度层面。我们的媒体也要为这样的提升创造条件。在媒体中，我们不难看到领导下到基层的身影：比如走访几户特别贫困的老百姓，体察到群众的难处，情到深处，眼泪都出来了，赶紧掏出自己的工资留下，我们的老百姓看到这样的镜头就会竖起大拇指，发出这样的感慨，真是人民的好公仆、好领导啊。但与此同时。我们的基层领导往往就成为差领导，如果这些基层的领导也如法炮制，上级领导走访一户，他们可以走五户，留给每户的钱比上级领导还要多，那基层领导自然也会成为人民的“好县长”。但这样能解决问题吗？一个县里如此贫困的老百姓有20万，靠这样的办法丝毫解决不了问题。因此，为了党群和谐的根本改善和可持续，我们必须超越感性，上升到理性层面来踏踏实实地做，我们的媒体也要有等待务实的领导干部从基础做起的耐心和视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