应该提倡什么样的党内称呼

一、古代官员之间的相互称呼

中国是一个拥有五千年历史的文明古国，在人类社会的所有文明要素中，都有着自成一体的表现形式。无论是宏观角度的哲学、思维方式，还是微观角度的对具体事物的处理方式，都能体现出中国文化的特殊性。自古以来国家机器中成员的相互称谓，就是体现这种特殊性的典型事物。

中国自有历史记录以来，就出现了国家机器中成员的对话。在最早的编年体史书《左传》中，就出现了官员与平民的对话，此时大臣对国君的称呼，多为“君”，而大臣之间的称呼，则并不注重称呼官职，史料记载中，甚至连主语也常常省略。如《左传》中，曹刿向庄公论战，就没有一个平民称呼国君的尊称。而在《郑伯克段于鄢》中，君臣之间，群臣之间的对话，也没有出现用“官职”来称呼他人的事例。

在后世的史书中，官员之间的称呼开始固定化与模式化。以爵位相称开始普遍，再到明清，则演变成为更加虚化的“大人”。直到辛亥革命以后民国建立，这一称呼被废止，“同志”一词开始出现。但是更多的，依旧是以官职来进行称呼。

虽然在历史上，官员之间的称谓有这样一个流变的过程，但终究是阶级社会与等级制度的产物。直到中国共产党成立，“同志”这一称谓方才固定下来。

二、中国共产党党内称谓的解读

中国共产党自成立起对党内关系就有明确的意见，“一大”确定的党纲中就规定：“凡承认本党党纲和政策，并愿成为忠实的党员者，经党员一人介绍，不分性别，不分国籍，均可接收为党员，成为我们的同志”。 “十八大”党章第一章第二条提出“中国共产党党员是中国工人阶级的有共产主义觉悟的先锋战士。中国共产党党员必须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不惜牺牲个人的一切，为实现共产主义奋斗终生。”明确全体党员为实现共产主义而奋斗，这个目标是共识，全体党员在这一目标上和为人民服务的宗旨上，都是志同道合的。在这样的语境下，“同志”，成了党内成员相互间一个约定俗成的称呼。

但是，除此之外，同在党章第一章第二条提出“除了法律和政策规定范围内的个人利益和工作职权以外，所有共产党员都不得谋求任何私利和特权”，明确了党员除了工作职权其他无任何特权。因此，党内存在两种关系，一种是党员间的同志关系，第二种是，党员间的职务关系。

目前党内外称呼主要有两种称呼方式，一是同志相称，二是职务相称。依据党的章程来看，这两种方式都是党的组织原则的具体体现。

同志相称，体现的是党内团结性，党的最高理想是实现共产主义，全体党员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为实现共产主义而奋斗，这是共识，在为人民服务这个基础上所有党员都是平等的，是同志。同志相称，体现出的是民主集中制中的民主性，在这个道路上，党员有权向党提出意见和建议，也可以在坚决执行上级决定的前提下声明保留意见，行使选举权和表决权等。

职务相称，强调的是下级服从上级原则，体现出的是服从性，要求下级不折不扣的完成上级交代的任务，这是民主集中制里集中性的表现，是保持党战斗力的组织保障。

在党群关系上，前者的深层含义是党植根于人民，后者则是党领导人民。这两者体现出了矛盾两个方面的互根性，互为对方存在的依据，植根于人民是党力量的源泉，而正确的思想和铁的纪律则是确保党领导人民富有战斗力的保障。

社会主义的一个特有的优势就是集中力量办大事，在这种客观环境下，需要统一思想，而反映到政府机构上，则需要强调的是执行力的作用，这时以上、下级直达的方式传达并执行显然是最有效的。例如新中国成立之初，面对着百废待兴的新中国，面对着国内外反动势力的强大压力，我们必须在短时间内恢复国内秩序的正常，恢复生产。需要的是统一思想，团结协作，强调的是服从性，全党同心协力把党中央的决策不折不扣的落实到最基层，在工作关系上需要的是下级服从上级。这时党员间职务关系必须得到明确并强调，与此同时，当时党的最高领导人毛泽东同志仍然建议，党内一律用同志称呼，不要以职务相称。这体现的是实事求是的原则和批评和自我批评的精神，即客观条件决定了党在政策执行上必须有铁的纪律和严明的组织关系作保障，在强调职务关系的同时仍要时刻提醒自己，要戒骄戒躁时刻牢记党员间除了上、下级工作关系更多的是同志关系。

党员间职务相称和以同志相称之间，或者说是集中性和民主性之间是辩证统一的关系，这两者平衡于客观世界的环境和党的工作方向。过分强调同志关系有可能犯分散主义错误，过分强调职务关系则有可能犯官僚主义错误。

现阶段的现实情况是，国家权力机构及执行机构的成员多以职务相称，在地方上表现尤为明显。对于产生这种现象的原因，我们认为，在此前中国刚经历了改革开放这样一场具有历史意义的大变革，在这个过程中强调职务关系是符合适应客观需要的。社会主义引入市场经济，不仅发展了我国自身的经济力量，同时也造成了资产阶级自由化思潮的侵入。在这种情况下，邓小平同志提出坚持一个中心，两个基本点。其中，坚持四项基本原则这个基本点，就必须靠国家政权的力量才能够保证。但是，事情的发展并不以人的主观意志为转移，如果忽略了党内同志关系，而片面地强调职务关系，势必造成对民主集中制的破坏。上文有述，“同志相称”与“职务相称”实质上反映了民主与集中这一对矛盾的两个方面。矛盾的两个方面具有相互依存性，更具有相互斗争性。一个方面处于优势地位时，另一方面势必会显得弱势。毛泽东同志在《在中国共产党全国代表会议上的讲话·开幕词》中表示，要提倡党的集体领导，避免一言堂与分散主义两种倾向。过于强调职务相称，说明更偏向于“一言堂”，与社会主义民主法治建设是存在偏差的。

三、过分强调职务相称的弊端

第一，过分强调以职务相称会助长官僚主义与享乐主义。这一点首先体现的是社会价值取向上的变化。作为社会群体中的一员，人的生物性决定了个人会追求在这个群体中的地位，获得其他社会成员的认同。社会主义荣辱观认为应当以服务人民、团结互助、辛勤劳动、艰苦奋斗为荣，这应当是社会主义条件下个人成功的标志。而职务称呼的蔓延表现上是下级称呼某长、某书记以示对上级的尊重（承认其群体中的地位），上级对这一尊称理所当然地接受，体现的是上、下级之间均以权力和财富作为衡量个人是否成功的标志，这必然助长官僚主义作风。如果社会成员间攀比谁的个人权力大，谁的个人财富多，而不是比谁的社会责任重、谁的社会贡献大，谁的水平高，谁的技术强。那么这种比较的一个直接结果就是享乐主义的蔓延。因为享乐主义是财富多少的直接体现。这种把个人成功凌驾于集体之上的价值观，这对社会道德水平的提高是不利的，而实现道德高尚则是社会主义的两个根本目标之一，因此，这种现象的蔓延，对于完成社会主义的根本任务，是背道而驰的。

第二，过分强调以职务相称，不利于党自身的不断完善。中国共产党是实践型政党，中国的社会主义理论是马克思主义和中国实际相结合的产物，包含了毛泽东思想、邓小平理论、三个代表、科学发展观而形成的科学理体系，而“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提出则是中国社会主义理论基础建设的一个具有里程碑意义的事件。在这个过程中，需要的是针对不同时期遇到的问题，实现理论的不断发展，并在实践中不断地加以修改和完善，尤其是方法上的完善，使得中国共产党始终代表中国人民的利益，社会主义建设成果为全体中国人所共享。而职务称呼的蔓延，不利于政策的落实和实践中问题的反馈，这涉及工作对谁负责的问题，是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让人民满意，因为他们是我们的同志，还是对领导负责，让领导满意？这种工作服务对象上的不明确，直接导致了形式主义的产生，例如，党号召大力发展生产力不断提高人民的生活质量和水平，落实到地方，则可能成了GDP工程和面子工程，服务对象由让人民满意变成了创造客观表象，让领导满意，同时对实践中遇到的问题则避重就轻，能不谈尽量不谈，能少谈尽量少谈。从政策落实上到问题反馈上堵塞了党实现自身及时修正和完善的途径。

四、结语

综上所述，党内成员的相互称呼问题，表面上看仅仅是一个细节问题。然而一个细小的问题也可以通过各个环节的运作、发酵、放大，变成一个大问题。这一点见诸“蝴蝶效应”。

通过探讨，不难看出称呼方式这样一个小问题，如果毫不在意，任其发展，到最后同样有可能发展成一个关乎党和国家兴衰存亡的重大问题，不可不慎重对待。通过使用辩证唯物主义基本原理的分析，可以看出，“同志相称”与“职务相称”是一个问题的两个方面，当前阶段的问题在于，其中一个方面被过分强调了，因此，我们要发挥主观能动性，适当地避免这种过分的倾向，并且重新强调“同志相称”的重要性，并号召党内同志自觉践行这一号召，将已经倾斜的天平重新平衡过来。将毛泽东同志提出的避免“一言堂”与分散主义的主张进行再次的实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