隋亡唐兴：大国治理的历史智慧（2）

魏徵和马周以史为鉴，均明确主张存养百姓的极端重要性。在“存百姓”思想的指导下，唐太宗君臣在贞观年间勤于政事，居安思危，避免剥削压迫过甚，照顾广大老百姓的切身利益，注重缓和阶级矛盾和社会矛盾，出台实施了轻徭薄赋、与民休息的多项积极政策和措施。史载当时“省徭赋，不夺其时，使比屋之人，恣其耕稼”，有力推动了经济发展、民生改善和社会稳定，为唐王朝的长久统治奠定了坚实基础。　　　　 

其二，“若安天下，必须先正其身，未有身正而影曲，上治而下乱者”

这也是一个原则性的认识和总结，强调最高统治者“正其身”对于国家安危的重要性，即所谓“修身治国”的重要性，特别注重自身的品德修养和所作所为。这一认识和总结也来自于对隋炀帝亡国教训的总结。贞观初年，唐太宗对大臣们说，隋炀帝“奢侈自贤，身死匹夫之手，亦为可笑”。贞观二年（628年），唐太宗又对大臣们说，隋炀帝“奢华无道，遂致灭亡”，指出隋炀帝骄淫奢侈，刚愎自贤，结果是作为一国之君而身死匹夫之手，为天下人耻笑。贞观四年（630年），魏徵对唐太宗说：“隋炀帝志在无厌，惟好奢侈，所司每有供奉营造，小不称意，则有峻罚严刑。上之所好，下必有甚，竞为无限，遂至灭亡。此非书籍所传，亦陛下目所亲见。”贞观十一年（637年），魏徵又对唐太宗说：“炀帝恃其富强，不虞后患，穷奢极欲，使百姓困穷，以至身死人手，社稷为墟。”提醒唐太宗要以隋炀帝穷奢极欲以致亡国为警诫。史载，当时君臣们共同认识到了“若恣其骄奢，则危亡之期可立待也”！唐太宗还明确地说：“秦始皇平六国，隋炀帝富有四海，既骄且逸，一朝而败。吾亦何得自骄也？言念于此，不觉惕焉震惧！”

基于这种深刻认识，唐太宗君臣谨严自律，躬行节俭，力戒奢侈，杜绝骄纵，从多个方面采取了切实行动，以求“正自身”，带动营造了当时良好的政治风气和社会风气，减轻了对老百姓的剥削和压迫，使民众能够稳定、积极地劳作和生产生活，从而巩固了唐王朝的统治基础，史载贞观“二十年间，风俗简朴，衣无锦绣，财帛富饶，无饥寒之弊”，社会发展呈现出富裕和谐之良好局面。 

其三，“务弘仁义”者国祚长，“专任诈力”者国祚短

这是唐太宗君臣探讨更多朝代兴亡经验教训后所形成的又一原则性认识和总结。史载“贞观初，太宗从容谓侍臣曰：‘周武平纣之乱，以有天下，秦皇因周之衰，遂吞六国，其得天下不殊，祚运长短若此之相悬也？’尚书右仆射萧瑀进曰：‘纣为无道，天下苦之，故八百诸侯，不期而会。周室微，六国无罪，秦氏专任智力，蚕食诸侯。平定虽同，人情则异。’太宗曰：‘不然，周既克殷，务弘仁义；秦既得志，专任诈力。非但取之有异，抑亦守之不同。祚之修短，意在兹乎！’”这里，君臣们讨论了周朝和秦朝国祚长短的原因，唐太宗明确地指出，周朝得天下后“务弘仁义”，所以国祚长，而秦朝得天下后“专任诈力”，所以国祚短，国家政策的不同才是导致国祚长短相差悬殊的原因，提出了“务弘仁义”者国祚长，“专任诈力”者国祚短的重要认识和结论。

贞观六年（632年），唐太宗对这一重要认识和结论又作了一次清晰阐述，他对大臣们说：“朕闻周、秦初得天下，其事不异。然周则惟善是务，积功累德，所以能保八百之基。秦乃恣其奢淫，好行刑罚，不过二世而灭。岂非为善者福祚延长，为恶者享年不永？……朕每将此事以为鉴戒，常恐不逮，为人所笑。”唐太宗的这段话，还是比较了周朝和秦朝国祚长短的原因，认为周朝“能保八百之基”，是因为“惟善是务，积功累德”；秦朝所以“不过二世而灭”，是因为“恣其奢淫，好行刑罚”。唐太宗这次说的“惟善是务，积功累德”，是对以前说的“务弘仁义”的进一步说明；“恣其奢淫，好行刑罚”，是对以前说的“专任诈力”的进一步说明。这表明唐太宗的认识和结论更加具体、明确和丰富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