苏联亡党亡国的历史思考

20年前，雄踞世界第二强国地位的社会主义苏联，在没有抗争和挣扎的情况下，一夜之间颓然倒塌，顷刻瓦解。20年来，对于苏联亡党亡国的原因，众说纷纭，莫衷一是。应当肯定，苏联亡党亡国的原因是多方面的、综合的，有历史的和现实的、国内的和国外的各种因素的作用。但其中起决定作用的，是戈尔巴乔夫为首的苏共中央推行一条自我否定、自我丑化的机会主义路线，是苏共党内特权阶层在西方反共势力左右下主宰了这场历史剧变。正确地总结苏联亡党亡国的历史教训，对于我们巩固、完善和发展社会主义，坚持社会主义改革的正确方向，具有重要的启迪意义。

一

赫鲁晓夫在苏共二十大上的秘密报告，开启了歪曲和否定苏联历史的闸门。全盘否定斯大林，这绝不只是对一个历史人物的评价问题，而是涉及如何看待斯大林领导的近30年苏联社会主义的历史问题。毛泽东在1956年中共八大预备会议上的讲话，就针对赫鲁晓夫全盘否定斯大林的错误做法，明确指出：“任何一个民族，不可能不犯错误，何况苏联是世界上第一个社会主义国家，经历又那么长久，不发生错误是不可能的。苏联发生的错误，像斯大林的错误，它的位置是什么呢？是部分性质的，暂时性质的。”“苏联那个主流，那个主要方面，那个大多数，是正确的。俄国产生了列宁主义，经过十月革命变成了第一个社会主义国家。它建设了社会主义，打胜了法西斯，变成了一个强大的工业国。”[1]这样具体的、全面的分析，分清了事物的主流和支流，是符合历史实际的，也是有说服力的。这时毛泽东就明确指出：赫鲁晓夫作的这个秘密报告，无论在内容上或方法上，都有严重错误。他对此表示了深刻的忧虑。毛泽东清醒地意识到，如果社会主义的历史被否定，就会直接危害到现实的社会主义制度。后来事态的发展，证明了毛泽东的深邃的历史预见性。

戈尔巴乔夫的所谓“改革”，实际上是自觉的改制。他认定，已建立的社会主义制度存在着政治上、经济上和思想上的垄断，是“极权的”、“专横的”、“官僚专制的”社会主义，改革就是要“告别过去”，“形象地说，应该炸毁一切”，这就是要“根本改造社会大厦：从经济基础到上层建筑”。这就是说，他要从根本上改造社会主义制度，取而代之的是他所鼓吹的民主社会主义，即按照西方模式重新创立所谓新的社会制度。这位被称作“二十大的产儿”的戈尔巴乔夫，也因此直接继承了赫鲁晓夫的衣钵，并将它推向了极端，把否定社会主义历史作为实现改制的前提。戈尔巴乔夫及其同伙带头鼓吹怀疑一切、否定一切，共产党的领导、社会主义制度和革命领袖，无一不被诬蔑攻击，全盘否定。戈尔巴乔夫的得力助手、负责苏共意识形态的雅科夫列夫，在苏联解体后公开承认，他们否定革命，否定革命历史，就使得“合理的出路只有一个：放弃革命，走改良之路，痛苦的，缓慢的，在过去曾不止一次地遭到否定和扼杀的改良之路。”这里所谓的“改良之路”，就是复辟资本主义之路。这种情景，时任苏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书记处书记的利加乔夫在《戈尔巴乔夫之谜》的回忆录中作了这样的描述：从1987年秋天开始，在苏联的报刊上出现了一股愈演愈烈的歪曲和否定苏联历史的浪潮，“暴露文章犹如狂涛恶浪，席卷了舆论工具。极右报刊所描绘的不是多维的历史，不是成就与错误相互矛盾地交织在一起的历史，而只是阴暗的污点。根据那些文章判断，过去没有一点好东西，我们的父辈和祖辈在这块土地上毫无意义地受折磨，陷入苦海，时代的延续性被切断了……这种不公正的、恶意中伤的、不真实的歪曲报道惊扰和刺激了社会气氛。于是矛头开始对准了共产党、苏共，对准了党的历史（我再说一遍，这是艰难的，然而是光荣的历史），最终指向了人民，指向人民对历史的怀念。”[2]历史被糟蹋到如此地步，现实的社会制度也就失去了它的依据。导致人心涣散，信念破碎，最终使雄居世界第二强国、为人类进步作出重大贡献的社会主义苏联毁于一旦。“欲灭其国，必先去其史”这一历史定律，不幸又一次在我们的北方邻国得到应验。

否定社会主义历史，必然导致对马克思列宁主义科学理论的背离。1956年毛泽东在主持起草并经他修改后发表的《再论无产阶级专政的历史经验》这篇重要文章中，提出了修正主义的概念。其主要根据有两个：一是一些人对斯大林采取否定一切的态度，提出了“反对斯大林主义”的错误口号，“因而帮助了对于马克思列宁主义的修正主义思潮的发展”；二是“有人借口反对照抄苏联经验，而否认苏联的基本经验的国际意义，借口创造性地发展马克思列宁主义，而否认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普遍真理的意义”。文章特别指出：“在借口反对教条主义而修正马克思列宁主义的人们中间，有些人索性否认无产阶级专政和资产阶级专政之间的界限，否认社会主义制度和资本主义制度之间的界限，否认社会主义阵营和帝国主义阵营之间的界限。”随后，毛泽东在《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一文中，又提出了我们在批判教条主义的时候，必须同时注意对修正主义的批判。他说：“修正主义，或者右倾机会主义，是一种资产阶级思潮，它比教条主义有更大的危险性。修正主义者，右倾机会主义者，口头上也挂着马克思主义，他们也在那里攻击‘教条主义’。但是他们所攻击的正是马克思主义的最根本的东西。他们反对或者歪曲唯物论和辩证法，反对或者企图削弱人民民主专政和共产党的领导，反对或者企图削弱社会主义改造和社会主义建设。”[3]在这之后，毛泽东把警惕党内特别是党的高层领导出修正主义，作为防止资本主义制度复辟的一个战略思想，作为一个重大的理论问题和实际问题提出来。诚然，毛泽东由于对修正主义没有作出准确的定位，造成了在“文化大革命”的阶级斗争扩大化的错误；但是，这时他对国际上出现修正主义思潮的判断，是准确的、符合实际的，而苏东剧变的历史悲剧对此作了最好的注脚。

从赫鲁晓夫到戈尔巴乔夫的所做所为，可以使我们清楚地看到现代修正主义发生和发展的历史轨迹。赫鲁晓夫借口时代的变化，在反对教条主义、发展马克思主义的旗号下，修正列宁的帝国主义理论，否认阶级和阶级斗争的理论，否认无产阶级专政的必要性，认为无产阶级国家已变为“全民国家”，无产阶级政党已发展成为“全体人民的党”；同时极力鼓吹资产阶级人道主义，提出“一切为了人，为了人的幸福”和“人与人是朋友、同志和兄弟”的口号。随着反斯大林浪潮的推开，现代修正主义思潮迅速在国际共产主义运动中散布开来。随着时间的推移，深受苏共二十大影响的一代人开始步入苏联领导层，发挥了“二十大的产儿”的作用。戈尔巴乔夫写道：“赫鲁晓夫的经验没有白白丢掉。他以后的一代改革家并不是偶然地称自己为‘二十大的产儿’的”。“当命运最后把我与政治结合在一起时，当我们成为国家领导人，到那些赫鲁晓夫进行过活动的办公室办公时，他的经验对我开始具有特殊意义”。正因为这样，戈尔巴乔夫不仅在否定社会主义历史方面，而且也在否定马克思主义方面，同赫鲁晓夫一脉相承，完全接轨了。戈尔巴乔夫为改制而鼓吹的“人道的民主的社会主义”，直接继承了赫鲁晓夫的现代修正主义的那一套东西，而且更加自觉地用这一套理论来颠覆无产阶级专政的社会主义制度，用私有制代替公有制，全面复辟资本主义。对于这种演变，布热津斯基在《大失败》一书中以辛辣讽刺的手法，认为苏联共产党统治集团，“一直以一种历史脱衣舞的形式，一层一层地否定（或者是脱掉）他们过去的理论外衣”。正是戈尔巴乔夫的这一套主张和做法，使苏共在二十八大召开时就已经陷入了四分五裂、危机四伏的境地。如果说，戈尔巴乔夫在鼓吹民主化、公开性时，还不时打出马克思列宁主义作为他的遮羞布，那么到了二十八大就不再提以马克思列宁主义为指导，而要求人们摆脱对它的“教条主义的解释”，提出了意识形态多元化的主张，并宣布抛弃“意识形态垄断主义”，把所谓“全人类价值”和“共产主义理想”并列作为苏共纲领性目标的基础。戈尔巴乔夫等不但在舆论上、政治上把苏共推上了绝路，而且还违背苏联人民的意志，把解散苏联的错误做法强加给苏联人民。有材料表明，1991年3月间，苏联曾就是否赞成保持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联盟问题进行全民公决，结果是参加投票者的76％的人坚持保留苏联。在这之前，美国等西方国家的一些民意测验机构为了研究苏联改革的走向，对苏联进行过多次民意测验，结果高达80％的人都赞成坚持社会主义，这二者的数据几乎是相同的。而戈尔巴乔夫、叶利钦等悍然不顾人民的意愿，为复辟资本主义而强行解散苏联。上述可见，正是戈尔巴乔夫这样一条反马克思主义的修正主义、右倾机会主义指导路线，最终葬送了苏联社会主义事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