世界领导性国家的历史经验：超越民族主义（2）

由于领导性国家所支撑秩序的开放性，使得挑战者可以在其给定秩序中成长起来，于是领导国家可能会更迭。挑战者国家一定是先成为世界经济当中的一种领导性、构成性力量，在经济层面上有了一种世界主义品性。经济的成长通常会伴随着民族主义情绪的兴起，这是个关键的时候，如果该国在这个阶段上能够完成其精神层面的世界主义转向——我们可称之为精神解放——亦即在精神层面上完成对本国的超越，便有可能成为全面的领导性国家。如果它无法实现精神层面的自我超越，则最终可能在民族主义的激动之中，走向一种四面树敌的状态，甚至走向毁灭。实力与理想两个层面的世界主义转型，会伴行于该国制度的逐渐调整，从内政层面的民意整合机制的建立，到内政秩序与国际秩序的通贯性的形成，最终成为真正的新晋领导性国家。

海洋秩序与陆地秩序

谈论世界领导性国家，不能脱离开历史和地理抽象地谈论；把它还原在具体的历史过程中，实际上就是在谈论霸权史。近代世界争夺国际霸权的争斗起于地理大发现，穿插其间的有海上争霸和陆地争霸两条线索。海上争霸是塑造全球秩序的主线；陆地争霸则是塑造区域秩序的主线。这两种霸权不只是地缘不同，更在其生存原则上蕴含着深刻的差别。简单说，海洋霸主所建立的必须是个自由秩序；陆地霸主则不一定。

近代以来的海洋霸主曾经几次易位。最初的霸主是西班牙和葡萄牙，尤其是后者，它控制了最重要的东方海上航道达百年之久，通过远洋贸易获得了巨额财富。1493年，西葡两国为解决新发现地区的主权和航线归属等问题，在教皇的协调下，以所谓教皇子午线将包括陆地与海洋在内的整个地球做了两分，线西统归西班牙，线东统归葡萄牙，葡萄牙以此主张自己对于东方航线以及东方贸易的排他性主权。这种主张受到了新兴海洋国家的挑战，最终，荷兰成功地颠覆了葡萄牙的海洋霸权，并通过格劳修斯的著作《海洋自由论》为自己的颠覆行为进行了极为有力的辩护。

格劳修斯提出，不同于陆地，海洋由于无法被“实际占有”，从而在上面便不能设置主权，“大海不识主权者”，它只能作为全人类的“共有物”存在；同时，贸易的自由属于自然法，也不能被哪个国家所垄断。所以，教皇子午线对于地球所作的划分，以及葡萄牙因此所提出的主张，都是无效的。

格劳修斯揭示出海权的一个秘密，无法被排他性占有的海洋只能是自由的。法权上是如此，技术上来说也是如此，任何试图将海洋（公海）进行垄断封闭的努力，都只能落于失败。海面上无法设置隘口，无法设定边界，试图封闭海洋的国家只能依靠自己舰队不间断、无缝隙的巡航。但海洋过于广袤，这种巡航在技术上是不可能做到的。那么，试图封闭海洋的霸主国家，既会因无缝隙巡航之累难以维系，也会因为政策无法落实而威信丧尽，最后败下阵来。海权的另一个秘密在于，它只能是独霸的。陆地上可以设置防御阵地，从而会出现相持战，对峙双方相持不下划界而治；公海上无法设置防御阵地，从而也不存在相持战，一旦在公海上打起来便必定是歼灭战，歼灭掉敌方的远洋力量，将其还原为一个近海防御的力量。从而公海上便是独霸的结构，任何海上多强的结构都只能是个过渡阶段而不会是常态，但这种过渡阶段可能预示着某种霸权转移过程。海战对于国家财政能力的需求是相当高的，这带来一个结果，只有岛国才能够作为海洋霸主存在，因其无需再供养一支庞大的陆军，其在海军建设方面的财政自由度是最高的。

公海联通全球，这个独霸的海洋霸主也必定是个全球霸主国家；但是由于海洋的自由本性，这个国家对于海洋的垄断实则是对于海上安全秩序掌控权的垄断，而不会是对于海洋贸易航线与海外贸易权的垄断——对贸易权的垄断若存在，绝不会是因为政治原因（霸主国的海洋垄断），而只会是因为经济原因（霸主国超强的经济实力）。其若试图以政治或军事手段垄断航线与贸易，便会是对海洋霸主生存原则的违背，是自我否定。所以，霸主国反倒会促动自由贸易的发展，以便自己从中获得更大的利益；其对海洋安全的垄断（或说提供），实际上便成为一种全球公共品，可为所有国家共享。对海洋霸主来说，其生存线在于海洋安全，其财富线在于以本土的经济实力支撑起来的海外贸易，生存与财富在某种意义上可以合并为一条线。有了对这条线的掌握，其对于海外领土的实际占有并不成为必须，国家的财政自由度进一步提高。由于霸主所提供的是一个普遍开放的秩序规则，从法权上来说这便是一种平等的秩序，天然没有差序格局，因为任何差序格局的维系都需要霸主做出其无法承担的投入，与其生存原则相违背；虽然这并不妨碍在实际的经贸循环中会有一种差序格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