世界领导性国家的历史经验：超越民族主义（5）

但是威尔逊总统并没有找到一个合适的国际制度框架来作为其理想与实力的中介性要素。他所设计的国际联盟方案缺乏独立的行动力，被英法的意志所劫持，丧失了集体安全的精神；他殚精竭虑斡旋出来的《凡尔赛和约》，在推动民族自决原则上进退维谷，缺乏战后秩序的可行安排，更由于对德国过分苛刻以致丧失正当性。这些问题使得在国际上，威尔逊各种主张的道义真诚性大受质疑；在国内，国会又质疑威尔逊把美国引入旧世界的均势政治之中，遂拒绝批准《凡尔赛和约》。这一系列挫败，使得美国在精神上再转回到孤立主义，并未完成世界主义转向。

真正的转折点来自第二次世界大战。二战前期美国仍抱守孤立主义，但租借法案已经彰显出其作为“民主国家兵工厂”的巨大经济潜力；到正式参战后，美国的巨大生产能力马力全开，令其他所有国家相形见绌，战后初期美国的工业生产能力占了全球的一半强。战争也使得美国成为真正的海洋霸主。战后所建立的关贸总协定、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世界银行、联合国等等一系列国际制度，使得美国所欲想的、具有理想主义色彩的世界新秩序获得了可行的制度框架。不久后冷战爆发，美国面对的不再是搞均势政治的旧世界，而是另一个抱持普世主义精神、却与美国的理念尖锐对立的阵营，这又将清教徒的普世主义热情强烈地激发出来。美国的国际战略与国民的精神冲动于此形成共振，构成一个巨大的动员力量，内政外交于是联立起来。美国的世界主义转向就此完成，至于美国的国家利益如何蕴含在这个世界主义框架当中，也就不必多说了。

陆地霸主的自我超越：以德国为例

德国是列强当中的后来者，迟至1871年才完成统一。然而一旦完成统一，德国的发展便走上了快车道。它在军事实力上已然是欧陆第一强国，在经济上也颇有后来居上之势。德国引领了第二次工业革命，其重工业水平罕有其匹，成为欧陆第一强国，其经济力量具有了超国界的意义。凯恩斯曾在一本小册子《和约的经济后果》中评论道：“欧洲的经济体系是以德国为中心支柱建立起来的，德国以外的欧洲的繁荣主要依赖于德国的繁荣和德国的企业。……莱茵河以东的所有欧洲国家都并入了德国的工业轨道，它们的经济生活也相应地被调整了。”

德国的迅猛崛起仿佛兑现了此前大半个世纪德意志民族主义的承诺。中世纪以来的德意志更多地是个地理概念而非政治概念，它处在分裂破碎的状态当中，屡受外敌入侵，生灵迭遭涂炭。法国大革命开创了民族主义的时代，它在德国激起了深刻的民族主义思考。费希特在《对德意志民族的演讲》中吹响了令德意志民族精神觉醒的号角：“只有德意志人，只有这种本原的、不在任意组合中消失的人，才真正是一个民族，才有权期望做一个民族；只有这样的人才能对自己的民族有真正的和合理的爱。”德国浪漫派诸哲则到民间和传统中，寻找德意志的生命力所在，从中解读出德意志引领人类的可能性。破碎的德意志，就这样先在思想中成为了一个统一的实体，此亦可为大陆国家“精神引导物质”的一个例证。

德国的经济崛起，也并不是到统一后才开始，而是在19世纪30年代成立德意志关税同盟之际即已打下基础。德国政治经济学家弗里德里希·李斯特是关税同盟的重要推动者之一。李斯特批判斯密的经济学为一种空洞的学说，因为它只从个人与世界主义这两个角度出发，而忽视了国家这个中介。李斯特看到了斯密所主张的普遍自由贸易秩序，背后深藏着英国的国家利益；所以他反其道而行之，提出“国家为了民族的最高利益，不但有理由而且有责任对商业（它本身是无害的）也加以某种约束和限制。”这是民族主义的经济学表达，它向下一直影响到马克斯·韦伯早期的经济学思考，后者在《民族国家与经济政策》这篇演讲中提出，“民族国家无非是民族权力的世俗组织。在这种民族国家中，就像在其他民族国家中一样，经济政策的终极价值标准就是‘国家理由’。”

19世纪后期的德国通过民族主义的经济政策实现了崛起，拥有了超民族的影响力，但其所构造的经济圈却始终只能作为英国主导的全球经贸秩序下面的一个次级结构。第二次工业革命中的德国只是在工业运行状况上超过英国，但就附加值的产生而言，德国企业界为了实现相近的附加值增长，不得不以比英国快差不多三倍的速度扩大其工业产量。英国依凭自己对于全球资本和贸易秩序的掌控，轻轻松松地获取利润，令德国苦恼不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