世界领导性国家的历史经验：超越民族主义（3）

所以，这个全球帝国一定是个具有开放品性的自由帝国。它提供了具有普遍性的海上安全以及自由贸易秩序，在这个普遍秩序下具体的贸易过程，虽则各国有着同等的机会，但霸主国占据着最大份额，其国家利益便在此中获得了实现。海洋霸主的生存原则逼迫着它在实力、制度两个层面都必须具有世界主义品性；精神层面的世界主义转向便有了基本前提。在某种意义上可以说，海洋国家的世界主义转型，是物质引导精神。

陆地霸主则不一样。它始终面临着陆上强邻所带来的生存压力；由于陆战从原则上来说的相持特性，这种压力可以说是一种宿命。从而，陆地国家的生存线在于陆上安全，其财富线则端视其具体的经济结构，两条线无法像海洋国家一样大致合并，国家的财政自由度便受到压缩，无力再去海上争霸。这样陆地霸主国家便只能建立起一种以陆地为基础的区域秩序，这种秩序并不必然是开放的，也不必然是平等无差序的。陆地霸主在实力和制度两个层面上的世界主义转型不一定像海洋国家那样会自发出现；相反，它更加有可能将自己超国界的力量转化为一种放大版的民族主义，试图对周边国家进行压制，以邻国为代价来巩固自身的霸权。这种做法会激起邻国联合起来对抗它，甚至邻国会引来作为全球霸主的海洋国家来共同对抗、击败它。

陆地霸主若能在跌倒后有一种精神的世界主义转型，则此后其超国界的实力会使其转化为一个区域合作秩序的引导者，建立起超越本国之上的区域制度，从而成为区域性的领导国家。若是不能进行精神转型，则只能再次经历失败的痛苦。所以，与海洋国家相反，陆地国家的世界主义转型，很可能是精神引导物质。

下面我们在海、陆两线的历史中来具体地看一下霸主国家的自我超越是如何实现的。

海洋霸主的自我超越：从英国到美国

英国从18世纪中期开始直到20世纪初期，都是无疑义的海洋霸主。这个霸主是它从荷兰手里抢来的，后者在其鼎盛时期，商船吨位占了欧洲商船总吨位的四分之三，以此垄断了东西方海上贸易，积累了巨额财富。

英国为打破荷兰的海上贸易垄断地位，在1651年颁布了“航海条例”，规定只有英国或其殖民地所拥有、制造的船只可以运装英国殖民地的货物，其他国家的制造产品，必须经由英国本土，而不能直接运销殖民地。英国于此挑战的并不是作为抽象原则的海洋自由，而是自由的海洋上荷兰人对于商船的垄断地位。这种挑战带来了绵延的战争，英国既要与荷兰争斗，又要与同样觊觎海上霸主地位的法国争斗。最终，城邦规模的荷兰败给了国家规模的英国；在与法国的争斗中，英国的岛国地位又被证明是一种无法超越的先天优势，它可以资助陆上盟友对抗法国的陆地霸权，自己则放手在海外行动。最终在1756~1763年的七年战争中，英国彻底毁灭了法国的海上帝国，成为独霸的海上霸主。

英国得以击败法国，成立于1694年的英格兰银行的重要性不得不提。该银行成立后，便成为英国国债的最大买家，极大地便利了英国政府的战争筹款工作，使得综合国力相对较弱的英国，却能够比法国更容易地筹到战款，终于将后者拖垮。作为私人银行，必须考虑风险收益比的英格兰银行之所以敢于大量购买英国国债，很重要的一个原因在于英国的制度转型所带来的信用基础。1689年的光荣革命，在英国稳定地确立起议会与君主共治的结构，在英国人看来这也不是什么颠覆性的革命，只不过是恢复了“英格兰古老的自由”。革命后的议会掌握着财政权，国王掌握着行政权。在英国，发行国债的决策要通过议会批准，这就意味着发行出来的国债有着可靠的国家财政能力做担保；而在法国，由于君主专制制度，国债的发行只由君主决定，这意味着它只以君主本人的筹款能力为担保，风险远高于英国。英国自由的内政制度使得其国际战略得以顺畅展开，在此已经显示出其世界主义转型的潜力。

七年战争结束后没多久，英国便开始了工业革命。到19世纪中期，英国成为世界工厂，继军事之后，其经济也成为世界性的领导力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