世界领导性国家的历史经验：超越民族主义（4）

工业革命深刻地改变了英国的社会结构和财富分配结构。此前，土地阶层、商业阶层和金融阶层是英国社会中最有力量的群体。包括后两个阶层在内，这些人多半都有贵族身份，都是大地主，他们掌控议会，操控国家大政方针。“航海条例”正是在商业和金融阶层的联手下获得了通过，并一直延续下来；1815年，在土地阶层的推动下，英国又通过了“谷物法”，规定了国产谷物平均价达到或超过某种限度时方可进口，以保护农业经营者免受外国廉价谷物的竞争。这两部法律对于新兴的工业阶层都是不利的，航海条例所带来的航运垄断，提高了制造业对外贸易的物流成本；谷物法则提高了英国的谷物价格，进而提高了自由劳动力的成本。工业阶层亟欲改变不利条件，对他们来说最直接的办法就是进入议会，通过议会程序来推翻这两部法律。

于是，在工业阶层的不断抗争和努力下，1832年英国进行了议会改革，依人口分布变迁重划了选区，又重定了选举权的条件，使得工业阶层终于在议会中有了自己的代言人。第一次议会改革的口子一开，后续的改革就不那么困难了。1867年、1884年又经历了两次议会改革，使得议会内部的人员构成更能够反映英国社会的变迁，更能够聚合民意。在此过程中，1846年“谷物法”被废除，1849年“航海条例”被废除，到19世纪中期英国确立了单方面自由贸易政策，无论其他国家是否向英国实行自由贸易，英国都向它们实行自由贸易。英国的商业资本、金融资本也在悄悄转型，逐渐与工业资本合流，土地阶层不再垄断政治。资本的无界、流动性原则终于战胜了土地的有界、固定性原则，英国在制度层面的世界主义转型也完成了。

伴随着工业革命，一场精神革命也在英国发生，这就是起于18世纪中后期的苏格兰启蒙运动。其代表人物亚当·斯密写就皇皇巨著《国富论》，促成了英国在精神层面的世界主义转向。斯密在书中极力批评了通过殖民地贸易垄断制度来积累财富的做法，谴责这种制度破坏了英国产业部门间的自然均衡。在他看来，最终的均衡甚至不是一个国家内部的均衡，而是全球作为一个统一大市场的普遍均衡。所谓“看不见的手”，以全球范围内的比较优势为引导，依托于一个具有普遍开放性的自由制度，达致那种普遍均衡。如果人为设限，反倒会使得秩序紊乱。斯密更进一步提出，全球普遍市场的运行，最终会展开为一个世界历史过程。通过不断的商业交互与技术传播，包括对于亚洲非洲等地落后民族的传播，“使世界上各地的居民，有同等的勇气与实力。只有这样，才可引起相互的恐惧，从而威压一切独立国的专横，使它们能相互尊重彼此的权利。”这将带来人类对于自由的普遍享有。斯密的论证，使得后来英国所推行的自由贸易获得了高度的伦理正当性，其支撑的全球普遍秩序被承认为一个可欲的秩序。英国成为一个全方位的世界主义的领导性国家。

英国的国家利益在这一世界主义转型中获得了最大的实现。由于开始了工业革命，英国进口的是原材料和粮食，出口的是制成品。自由贸易可以降低制成品的成本，使其在国际市场上更具竞争力。这令英国积累了巨额财富，并成为国际金融中心。作为海洋霸主和国际金融中心，英国也有能力操控全球的金融和贸易规则。波兰尼在《大转型》中提出，19世纪后期到一战前，世界秩序是建立在政治、经济相互渗透互为支撑的四个机制之上的，分别是均势体系、国际金本位制、自我调节的市场以及自由主义国家。英国支撑起来的金本位是这四个制度中具有决定性意义的，而金本位的源泉和基体是自我调节的市场；金本位制是把国内市场体系扩大到国际领域的尝试；均势体系是金本位基础的上层建筑，并通过金本位来运转；自由主义国家则是自我调节的市场的结果。从此分析中我们可以看到英国国家利益与其世界主义取向的深刻关联。

到19世纪后期，发生了第二次工业革命，以电力、内燃机、化工等产业为主导。英国在这些领域没有优势，逐渐将制造业龙头的地位让给了美国和德国。但伦敦仍然是世界金融中心，掌控国际金本位，从而掌握着国际经贸秩序的根本；帝国海军仍然是世界海洋和平的保障。英国仍旧是世界霸主，美国和德国正是在英国给定的规则秩序内崛起的。

就地缘结构而言，可说美国是一个超级岛国，它也拥有成为海洋霸主的潜力。但美国本身又是个大陆规模的国家，庞大的内部市场使其经济有着相当的自给性；再加上其清教立国精神，拒绝旧大陆的均势政治，奉行孤立主义政策，力图构筑一种新的理想政治，迟迟不愿与外部世界发生政治联系。这就使得美国的经济力量一直未能为其带来相匹配的国际政治影响力。

转折点发生在第一次世界大战。大战使得美国一跃成为世界最大的债权国，拥有了世界上最大规模的黄金储备，其经济开始有了一种世界主义品性；美国的军队成为决定欧洲战场命运的力量；在凡尔赛和会上，威尔逊总统提出的民族自决和集体安全理念获得了普遍的赞许，美国一跃掌握了世界伦理的制高点，其在国家理想上遂也有了一种世界主义品性。吊诡的是，这种世界主义伦理，同样来源于清教精神。清教徒自视为上帝选民，孤芳自赏，在自己尚弱小时，宁愿孤立起来，以免被邪恶的旧世界所玷污；但是清教徒也有一种普世情结，希望把自己的价值推广到全世界，以消除旧世界的邪恶，一俟自己的力量足够，便会迸发出强烈的世界主义热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