世界领导性国家的历史经验：超越民族主义（6）

对德国来说，此时其最优策略是，利用其超国界的经济和军事影响力，在欧洲大陆领导建设一个平等、开放的区域秩序，形成一个超德意志的普遍性框架。此区域秩序由于其在世界经贸秩序中所占的巨大份额，将可以对英国主导的全球经贸秩序进行不声不响的改造，以和平的方式把英国所攫取的超额利润进行再分配。

然而德国若想能够做到这一点，前提是它的精神必须有一个世界主义转型，实现自我超越，超越过去赖以成功的民族主义政策。这种精神转型需要有两个条件，一是知识群体的精神解放，他们要能够公开地辩论并表达出这种转型的必要性，以及指出其方向。另一是国内制度的相应转型，通过宪政改革使得更多的人能够真正地参与到政治活动当中，在具体的政治实践中培养起国民的政治成熟度，使其有政治辨识力，以及使得具体的政策形成机制可以约束领导人的过分野心；而不是像俾斯麦的统治手段那样，以大量的社会福利法案来收买下层民众，将其选票掌握于自己的手中，以驯服议会，独握权柄。

历史现实是，转型所需的这两个条件在当时的德国都不具备。一俟俾斯麦下台，他的后继者没有能力像他那样“同时玩五个球”，欠缺政治成熟度的德意志便在民族主义狂热的激动下转向对“阳光下的地盘”的攫取。其在国际政治层面，组建了撕裂普遍空间秩序、以对抗性为目的的同盟体系；在国际经济层面，则努力构造着非普遍性的关税体系，以及诸多双边清算体系。这些努力的逻辑终点，是一个以德国为中心的等级国际结构。这令其周边国家恐惧不已，只好引来支撑着开放性体系的全球霸主国家与其对抗。最后，德意志两次走向自我毁灭。

德国的第二次自我毁灭更加彻底，也激起了德国人更为深刻的反思。战后成立的联邦德国，在冷战背景下，面对着两个必须同时实现的任务，一是要国家重建，二是要取得世界的信任。如果仍以民族主义观念来引导的话，则这两个任务彼此矛盾，结果会是哪一个都无法实现。

联邦德国首任总理阿登纳清晰地意识到这个问题，并大胆地提出了一个超德意志的欧洲框架，德国的重建必须以这个框架为前提。阿登纳就此引领德国开始了其精神层面的世界主义转型。他后来回忆道，“我知道，只有欧洲各国人民重新建立起一个集团，在这个集团中，每一国人民对欧洲的经济和文化、对西方各国的思想意识和发展，作出他们不可替代的特有的贡献，那么才有可能出现一个联合的欧洲。”阿登纳更进一步设想了以德国和法国作为“欧洲合众国”之引擎的欧洲一体化进程，以此使得欧洲有能力应对冷战的挑战，从而奠立欧洲特殊的历史地位。

阿登纳的远见带来了德国与欧洲的和解，启动了欧洲联合的进程。此后，德国不再是德国人的德国，而是欧洲人的德国，德意志在欧洲架构内重新定义了自身的意义。看似不可能的双重任务，就这样实现了。

同时我们也要看到，与德国的自我超越之精神转型并行的，是法国也出现了这种精神转型。二战行将结束之际，法国哲人科耶夫向戴高乐提交了一篇题为《法国国是纲要》的长文。提出，二战证明，一个民族国家再怎么优秀，也不可能有效维系自身的地位了。未来是帝国的时代，盎格鲁--撒克逊的新教帝国和苏维埃的东正教帝国将统领世界；法国若不能实现某种超越民族主义的精神转型，领导欧洲国家建立起一个拉丁天主教帝国，则法国和欧洲都将沦入二流甚至三流的境地。这篇文献在相当程度上为后来的欧洲联合奠立了伦理基础，科耶夫也成为法国参与欧洲联合的谈判代表。两个引擎国家同步实现世界主义转向，是欧洲联合能够成功的一个前提。大陆国家的世界主义转向是很难孤立完成的，它一定是在一个更大的结构当中实现。

更进一步，欧洲联合的理想不是二战后才出现的，它至少可以追溯到法国思想家圣皮埃尔在18世纪初所提出的欧洲联邦的主张。如果说欧洲联合是一个国家间契约的话，其致命问题在于一直找不到一个公认的第三方执行人，对违约施以惩戒，以作为契约会被执行的担保；如果各国面对违约可自力救济，则相当于没有联合；故而欧洲联合长期以来只能作为梦想存在。到了冷战时期，美国作为一个第三方执行人出现了，欧洲联合才成为现实。所以，可说陆地霸主实现转型后所推动建立的区域秩序，仍是全球霸主所给定的全球秩序下的次级结构。只不过，此时无论顶层结构还是次级结构，都已经是一种开放、自由的秩序了。便可相互渗透、进而形成一种融合关系，其间的等级界限便也消弭而去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