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改院：以改革促转型稳增长（3）

农业部农村经济研究中心主任宋洪远认为，在当前的增长形势下，农业需要转型。第一，资源问题的约束，比如土地占有量，我们是世界平均水平的38%，未来肯定是人增地减。第二，生产经营问题，比如要素成本包括生产成本和劳动力成本都在上升，如2007-2012年，农民工的工资翻了一倍多。搞规模经营关键是土地转让费，现在平均起来七八百块钱一亩，高的两千块钱一亩，这要有相当大的消化能力才能经营。第三，农产品质量安全，这里有客观因素的，比如水污染、土壤污染等，有流通环节的因素，比如加工、储运这些环节里面也能带来安全的问题，如何实现绿色增长是个大问题。

曹远征认为：第一，从全球情况来看，转型对中国来说非常重要，对世界各国都很重要，大家对中国经济抱有希望；第二，从转型上来看，全球向服务业转型，主要是生产性服务业，而我国服务业基本上还是生活性服务，如果不转型就会被边缘化；第三，从全球来看，贸易保护主义的趋势明显，但是要以积极的态度来开放。

宋立认为，我国的投资率之所以高，一是我国内生的工业化加快；二是全球化造成的。所以转型是供给型的调结构。我们可以构造新的优势，一是把资源放在资本密集型行业；二是对过剩的产能可以转移到其他国家去，对内生的工业化、城镇化，该投的还得继续投，现在是最好的时机，要充分募集社会资金。

经济成功转型要靠政府和市场联手。“调结构、转方式”靠什么？是不是靠政府主导或政府的力量就能够实现目标？彭森认为不应否定政府在转型过程中应该发挥主导作用，但是过度迷信政府的力量则很危险。回顾历史经验和教训，很多时候靠的是产业政策，对战略性新兴产业、重点企业进行扶持；一旦出现经济过热或者产能过剩的时候，又靠简单的上收审批权力，却一直忽视市场配置资源的基础性作用。比如，2009年四部委下发文件，抑制产能过剩和重复建设，实际上产能过剩愈演愈烈，钢铁和水泥的产能都是以亿吨级的规模在增加；2010年还出台过一个淘汰落后产能的规定，但也没有真正发挥作用；近年还搞了一些战略性新兴产业规划，结果出现了光伏和风电等产业的产能过剩问题。在“调结构、转方式”当中，既要政府发挥积极引导作用，同时更要通过改革创新发挥市场的作用。

王一鸣指出，潜在增长率不是固定不变的，其变化取决于改革。改革开放后潜在增长率三次大的上升都是跟改革关联的，都是因为改革带动了潜在生产率的提升，所以增长和改革是分不开的。从增长的角度需要解决的一个问题就是培育改革新的动力。转型也取决于改革，政府在以前的转型过程中作用过大，功能过强，扭曲了一些因素，现在需要简政放权。

经济转型直接依赖市场化改革的重大突破

破题收入分配改革。彭森指出，拉动内需、稳定增长首先要加快落实收入分配改革指导意见。通过收入分配改革理顺居民、企业、国家的关系，切实提高居民收入在国民收入中的比重。同时也应该尽快研究出台政策保障工资正常增长机制，真正改变社会消费预期，切实提高社会消费能力。

深化以资源要素价格为重点的市场化改革。王一鸣认为，培育改革新的动力，要继续推进市场化改革进程，最关键的是要素市场化，包括土地、劳动力、资金的市场化。这就需要土地制度、户籍制度和金融制度改革的推进。

彭森提出，要加快资源型产品价格的改革。如根据煤电价格联动机制，下调电价，推动煤电价格形成机制市场化。通过利率市场化进一步加强对货币资本市场的引导，包括可以扩大贷款利率下浮的限制，降低存贷利差，减少金融机构的政策性盈利，真正让利给实体经济，释放支持实体经济发展的信号，引导社会融资成本逐渐下降。同时，还要进一步加快民营资本进入金融业的步伐。

周天勇指出，如果没有就业，没有很好的工资增长，没有老百姓创业的富裕，想把民间消费拉起来单靠补贴是不行的。我国和日韩的城镇化的区别在哪儿？人家户籍是流动的，人是流动的，台湾的土地开始也不让卖，后来老百姓土地可以卖了，如果增值达到百分之百，国家征收40%的税，留60%给老百姓，就是让他们办小餐馆、小旅馆，让农民有钱。台湾的失业率很低，为什么？就是中小企业多。我们未来的增长动力点在哪？一是小微企业创业，使老百姓富裕起来，向消费拉动经济增长转变。第二，国际上经济增长速度掉下来，到底怎么办？比如英国和美国，一个靠科技创新、一个是减税。减费、减税上应当出重拳，出狠拳。科技创新需要在风险投资、知识产权、抵押贷款等这些制度上创新。现在关键的是微创业的准入，需要参照国外经验建立一个非登记准入政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