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场“口水战”升级为“摔婴案”，人性何在？
一名男子将女童重摔在地，随后驾车逃离现场，这是日前发生在北京街头的咄咄怪事。当人们“深度”挖掘当事人背后的泄愤行为逻辑时，是否应该冷静思考：极端事件背后，如何重拾人性？
就在长春“盗车杀婴”案终审宣判维持凶手死刑后，2013年7月23日，北京这名男子再次触碰社会红线，引发群体愤慨。媒体披露，该男子有犯罪前科。暂且不论当事人争执缘由从何而来，回归到人性本身，仅仅从这一事实出发，公众已无法接受。
一场“口水战”升级到毫无人性的暴力冲突，一个两岁大的女童惨遭毒手，极端事件背后，人性何在？法律自会严惩恶徒。但我们不得不拷问，社会越来越发展，为何某些人的人性却在一点点泯灭？为何总是有些人无法控制怨气却如动物般丧失理性？
从长春“盗车杀婴”到“北京摔童”，我始终相信，极端案例背后隐藏着社会个体的负面因子。人之初，性本善，如何使人心向善，应从挽救良知、维护道德底线做起。
孔子说过：“导之以政，齐之以刑，民免而无耻；导之以德，齐之以礼，有耻且格。”法治社会下要维护健康社会秩序，还需回归到人的良知和道德上来。而良知来源于我们每个个体的共同努力，道德则来源于自我的约束力。社会良知泯灭，人性丧失，其病因在于社会个体的正面影响力和社会的教化功能。
就社会个体而言，我们应该自己负责，做一个有良知的人，去影响周围的人；少说大话，多做实事；少一些暴力的泄愤，多一些理性的建言。因为“你怎么样，中国便怎样；你是什么，中国便是什么；你有光明，中国便不再黑暗。”
但愿我们真正从根本上唤醒人们从善的意识，重拾人性的真善美。社会不会一天就变好，但是有一群人在努力，总会慢慢好起来。
“摔孩子”的戾气从哪里沾染
这是一个让任何人听到，都会悲愤交加的事件。
从口角之争，演变为大打出手，再到伤童致死，也就一瞬间的工夫。事态升级之快到了让旁观者只有傻眼的份儿。
现在，已很难还原凶手施恶时的心理活动，至少从其毫不含糊的下摔动作里，人们没有看到丝毫犹豫和不忍。
从一名过路人转变为一名行凶者，究竟需要什么样的环境、脾气，性格，才能产生这种催化？根据目前所了解到的信息，嫌犯韩某曾因盗窃罪被判刑，今年刚刚刑满释放。这条信息似乎给了一个合情合理的暗示：怪不得如此残忍，原来是凶性未除！
然而，如果细细打量事件发生的气氛、场景，就会发现，这原本不过是一起司空见惯的街头拌嘴，即便对于一个恶贯满盈的人，也到不了要在大庭广众之下杀人的地步。如果非要对这样的恶行给出一个合理解释，也许“激情犯罪”会更贴近一些这种非蓄谋已久、散见于街头、发生在陌生人之间、以瞬间爆发为特征的过激行为。对此现象大家应该不会陌生：街头，因停车纷争、刮擦事故引起的暴力屡见不鲜；公交车上，因为踩了脚、挤了腰而厮打成一团的也不新鲜……
在这些场景中，每个当事者都显得很容易愤怒、很没有耐心、很不愿意原谅、很想以暴力解决问题。更值得关注的是，“随机的愤怒”跟一个人的日常行为模式可能关联不大。一个平时规规矩矩、性情平和的人，换个场合可能会被瞬间“引爆”。那究竟是什么让一个人瞬间变“魔鬼”？
对于当下人们的心理结构，有一个“垃圾人”的说法，是说紧张的生活给人灌输了很多负面情绪，这些情绪如果在机械化的工作场合没有宣泄通道，那就会转移到家庭、街头、等信号灯的路口……
其实，从马路上那些“车技差，脾气大”的车贴，差不多也能读到部分都市人的精神状况。说到这里，有人会“恍然大悟”：杀人是不是和心情有关？
根据北京海淀区检察院的一个统计数据，因交通纠纷而发生的刑事案件中，95%以上属于故意伤害事件，这其中就包括一些教育水平、文化修养、身份地位都不错的人。无疑，受社会戾气积累的感染，很多人一时头脑发热，干出了蠢事。
摔孩子的恶行，自然少不了法律的严惩。但杜绝戾气，更应该成为此后的生活常识：这不仅要求我们尽量保持一份好心情，从避祸考虑，还要随时准备一份容让的雅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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