切实执行十大政策（3）

要实施对敌斗争、发展生产与审查干部这三项工作，就要开展批评与自我批评，就是整顿三风的方法。去年的高干会议[10]分清楚了两条路线，克服了干部中存在的思想错误，但对我们的工作也有两种态度要分清。要学习马列主义的方法，有些同志自以为马列主义很多，其实一接触到实际工作，可以说连马列主义的气味都未闻到一点。马列主义的方法，基本的是分析的方法，要讲老实话，才能纠正错误，求得进步。如果自以为是，对整个工作不加分析，只讲成绩，怕讲缺点、错误，就无法使工作进步。工作是一个整体，如加以分析，指出其成绩和缺点，开展批评与自我批评，这是分析的方法。对工作还要做结论，即是说要综合。不作分析就无法综合，综合是分析的结果，分析是综合的手段，对事物要有解剖，才能总结。有些犯主观主义的同志，就不懂得分析的方法。去年高干会议、军政干部会议和一二○师小干部会等，都是实行了批评与自我批评，做了正确的分析，把统一的东西加以解剖，研究了各个侧面，才得出了正确的结论。又如财经问题，不作分析工作，问题是不能解决的。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都要做详细占有材料与详细分析的工作，何况我们呢？

对工作要有谦逊的态度，要认识到自己的不足，不要得浮肿病，不要以为自己是首长就了不得，要自觉不足。要同他人交换意见，诚意地听取对方的意见。要经常想到自己有缺点，有错误，有不足，这样才能有进步。

语言、文字、思想是反映客观实际的，但是，客观实际的规律要反映成观念形态的规律，需要有千百次的反复，才能比较正确。要反对主观主义，反对妄自尊大。我们看同志有一个标准，就是看他有无谦逊的态度。

马列主义的方法论，批评与自我批评是一条，反对自发论的思想是又一条。在去年高干会议以前，自发论的思想是很流行的，例如财政经济非常困难，就是不去想办法解决，而是让各种学说自流，让工作自流。在政治上组织上的自由主义也很多，不作批评，不作斗争，对工作不加严厉的督促等。我们共产党员不能有自由主义，要力争上游，反对消极倾向，要批评错误，以斗争求团结，要同人民打成一片，克服困难，改造世界，这才是马列主义。

以斗争求团结的原则，要运用到四个范畴。第一是无产阶级对资产阶级。要从斗争中把资产阶级提高到赞同抗日纲领的地位，无产阶级是可以领导资产阶级的。我们要按实际办事，不是按书本办事，而王明[11]则反对无产阶级领导资产阶级，说列宁没有讲过。第二是无产阶级对农民。这是与第一个范畴完全不同的范畴。农民是小生产者，是小资产阶级，是我们最可靠的同盟军，对农民要采取同志态度，以斗争求团结，把农民提高到接受共产党的纲领的水平。第三是在无产阶级自己队伍内。以斗争求团结，反对一切分裂无产阶级的落后思想，反对无产阶级队伍中的孟什维克思想。第四是在无产阶级先锋队的共产党内。要发展批评与自我批评，反对一切机会主义思想，以斗争求团结。

马列主义的方法有三条，一是理论同实际相联系，二是反对自发论，三是批评与自我批评。批评有两种，一种是正确的批评，结果是使党团结；一种是不正确的批评，如四中全会[12]、五中全会[13]的那种批评，结果是使党分裂。我们要发扬正确的批评，反对不正确的批评，这就是整风。要继续将歪风整掉，我相信，大家一定能团结一致地干，并且一定能干得好。

根据中央档案馆保存的讲话记录稿刊印。

注释：

[1]这是毛泽东在中共中央西北局高级干部会议上讲话的一部分。

[2]“一国三公”，比喻事权不统一，令人无所适从。语出《左传·僖公五年》：“［士蒍］退而赋曰：‘狐裘尨茸，一国三公，吾谁适从？’”三公，指春秋时晋献公和公子重耳、夷吾。毛泽东在这里引用这一典故，强调当时抗日根据地的党、政、军三方面应当有统一的领导，不要政出多门，工作上应当互相协调、配合。

[3]耕三余一，即耕种三年，余一年粮食。《礼记·王制》：“三年耕，必有一年之食；九年耕，必有三年之食。”抗日战争时期，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大生产运动中提出“耕三余一”的口号，号召农民积极生产，厉行节约，做到每家一年有四个月的余粮。

[4]“变工队”、“扎工队”，都是陕甘宁边区建立在个体经济基础上的农业劳动互助组织。“变工”即换工，是农民相互间调剂劳动力的方法，有人工换人工、畜工换畜工、人工换畜工等等。参加变工队的农民，各以自己的劳动力或畜力，轮流地给本队各家耕种，结算时，多出了人工或畜工的由少出了的补给工钱。“扎工队”一般是由土地不足的农民组成。参加扎工队的农民，除相互变工互助以外，主要是集体受雇于需要劳动力的人家。

[5]“伙种”，或称“朋伙种庄稼”，是一种变工形式。参加伙种的一般是人力、畜力、土地等生产条件相差不多的具有亲族或亲戚关系的两家农户，他们把全部人力、畜力、农具、土地合作起来，统一耕作，收成平均分配。有的“伙种”是共同开荒，收成平均分配。还有的“伙种”是共同租佃地主的土地，一同耕作，收成在完租后平均分配。

[6]“三三制”，见本卷第25页注[8]。

[7]聂荣臻，当时任中共中央晋察冀分局书记、八路军晋察冀军区司令员兼政治委员。

[8]周扬，当时任中共中央文化工作委员会主任兼鲁迅艺术文学院院长。陈伯达，当时任中共中央政治研究室副主任。范文澜，当时在中共中央宣传部工作。

[9]王震（一九○八――一九九二），湖南浏阳人。当时任八路军第一二○师第三五九旅旅长兼政治委员。

[10]指中共中央西北局一九四二年十月十九日至一九四三年一月十四日在延安召开的高级干部会议。

[11]王明，即陈绍禹（一九○四――一九七四），安徽金寨人。自一九三一年一月中共六届四中全会起，任中共中央委员、政治局委员，是第三次“左”倾路线的主要代表。一九三一年十一月到莫斯科担任中共驻共产国际代表。一九三七年十一月回国，随后任中共中央长江局书记。在抗日战争初期，他提出许多右倾投降主义的主张。他相信国民党超过相信共产党，不敢放手发动群众，不敢放手发展人民军队，不敢在日本占领地区扩大解放区，主张“一切经过统一战线”，将抗日战争的领导权送给国民党。由于毛泽东为代表的正确路线已经在全党占统治地位，王明的这些错误只在局部地区一度产生过影响。

[12]四中全会，指一九三一年一月七日在上海召开的中国共产党第六届中央委员会第四次全体会议。王明等人在共产国际及其代表米夫的支持下，通过这次会议取得了在中共中央的领导地位，开始了长达四年之久的“左”倾冒险主义在党内的统治。

[13]五中全会，指一九三四年一月中旬在江西瑞金召开的中国共产党第六届中央委员会第五次全体会议。这次会议错误地断定中国已存在“直接革命形势”，第五次反“围剿”“即是争取革命完全胜利的斗争”，使“左”倾错误发展到顶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