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方民主质量研究：理论构建与量化测评（2）

三、优质与劣质：民主质量的量化测评

作为一个经验性命题，民主质量研究本身需要大量的经验材料作为支撑，因此，缺少必要的可操作性评估标准和可量化数据则难以展现民主质量理论的合理性和适用性。在最新的一项量化研究中，奥地利学者戴维·坎贝尔及其研究团队关于民主质量全球排行的研究引起了学术界的广泛关注。为研究方便起见，坎贝尔首先对民主质量概念予以“操作化”，将民主质量等同于政治质量与社会质量之和，即民主质量=政治质量+社会质量。在该公式里，民主质量取决于政治质量与社会质量的加权，其中政治质量取决于自由和平等、法治等其他民主体制的属性，社会质量则主要表现为经济发展和社会秩序稳定等非政治领域的绩效。因此坎贝尔的公式就演绎为：民主质量=(自由+民主体制的其他属性)+(非政治领域的绩效)。[13]

在坎贝尔研究团队的课题设计里，民主质量量化测评的标本按照自由之家(Free House)的划分原则只选取了“自由”或“半自由”的国家和地区，在他看来只有这些国家和地区才符合民主的基本要素，因此可使得研究的对象性和目的性更为明确。他确定了测量民主质量的六个指标，分别是政治、性别、经济、知识、健康和环境。这六个指标是从其界定的民主质量概念中引申出来并与之相互对应的，政治、性别、经济、知识和健康涉及自由和平等的政治价值，性别、经济、知识、健康和环境则与民主的社会功能相联系。这些具体指标在各个维度中所占的权重各有不同，具体设计见表1。

坎贝尔运用了一系列数理分析来对民主质量进行测量，并尽量使用广为人知的政治和社会经济发展等综合性指标来衡量一个民主体制中的政治质量和社会质量，进而在此基础上衡量出民主的质量，这使得坎贝尔的研究相比于那些仅限于某个领域的单项研究更具有科学性和可操作性。对于民主质量的量化研究而言，最大的困难并不是量化指标体系的设立，而是原始数据的获取和处理，后者不仅需要大量的人力和物力来实施，而且需要数据来源国的支持和合作。值得称道的是，一些国家或国际性的政治和政策研究机构通过经常性的数据收集，已经积累了与民主质量研究相关的丰富的原始数据和文献。坎贝尔就充分利用了已有的数据和材料，基本上来自人类发展报告(HDR)、世界发展指数(WDI)、全球自由度排行(Freedom in The world)以及透明国际报告(TI)等国际研究机构。这些具体指标所占权重各有不同，其中政治性指标的权重相对偏大，这样分配的目的是为了确保对民主质量的测评不至于演化为单纯的公共政策的绩效评估。

坎贝尔通过其设计的指标体系对世界上共97个标本国家和地区的民主质量进行了测评，具体的测评办法是首先对每个单项指标打分，最后将所有分数汇总得出民主质量的最终排序，通过最终的民主质量排行可以直观地获知优质民主与劣质民主的各自所在。在六项指标得分基础上，他将各指标相加取平均值后，得出97个标本国家民主质量的总排行，排名前十的国家分别是瑞典、挪威、丹麦、芬兰、荷兰、瑞士、新西兰、德国、奥地利和比利时；排名后十位的国家分别是吉尔吉斯斯坦、约旦、布基纳法索、赞比亚、肯尼亚、布隆迪、冈比亚、埃塞俄比亚、尼日利亚和也门共和国。从坎贝尔的民主质量排行榜中，我们可以得到以下信息。

(1)优质民主国家在六项指标上皆表现优异。这些国家的民主体制多是在第三波民主化前就已经确立，相比新兴民主国家而言，它们的民主体制更为稳固有效，并在社会、经济、教育等非政治领域也有良好的治理绩效。非政治领域的治理绩效反过来又强化了民主的稳定性和有效性，使得优质民主国家的民主政治运行处于良性循环的状态。优质民主国家的典型代表就是北欧的斯堪的纳维亚半岛国家。

(2)对那些仅仅在非政治维度指标上得分较高的国家来说，尽管它们在社会经济方面有一定的成就，但在政治领域里依然存在威权、控制和腐败等现象，因而仍无法被认为是优质民主国家。这类国家的典型例子就是科威特和新加坡。因为只有充分体现基本的政治权利和公民自由，民主体制才具有评估的意义，这也正是坎贝尔的民主质量指标体系中政治维度权重最大的原因所在。

(3)那些排名靠后的劣质民主国家，普遍的问题并非源于民主体制本身的结构，而是非政治领域的绩效太低，无法提供民主体制有效运行的经济社会条件，这就导致民主体制的稳定性受到严重影响，这种恶性循环使得民主质量长期处于劣质的状态。这类国家不是来自资源匮乏、社会落后的非洲地区，就是从共产主义转型而来的新兴民主国家。对于这些国家来说，坎贝尔认为现在最主要的任务是尽快发展经济，建设社会，唯有如此，民主体制才可以得到进一步巩固。

通过对民主质量进行排行，可以非常明晰地看到，民主质量的优劣不仅取决于民主体制的稳定程度，还取决于民主体制的治理绩效，在某些特定的时期和阶段则主要取决于治理绩效。如果一国的民主体制相对稳定，但治理绩效差强人意，则不能称之为优质民主。反之亦然，一国的经济成就斐然，而体制的民主程度很低或是并不稳定，也依然被认为是劣质民主。坎贝尔的研究带给我们一个强烈的信息，即优质民主必须依赖于民主体制的稳定和有效运行，并且需要民主体制发挥良好的治理绩效。政治质量和社会质量任何方面存在缺陷和不足都说明民主质量堪忧，可能会使得民主体制在劣质民主的状态下摇摆不定，最终会威胁到民主体制的生存，最极端者甚至会导致民主政体的崩溃。

四、民主质量研究存在的问题与前景

从学术发展的历程看，民主质量研究总体上还处于前期阶段，依然存在一些规范性和经验性问题。例如，施密特就指出，民主质量的研究用不现实的标准衡量所有现存的民主政体，显得过于理想主义了，因为任何民主体制都存在一定程度的不公正、公民参与冷漠、政治不平等、官员自利等现象。而民主仅仅只是一个概念，用来表明一个可以达到却在实践中从未完全实现的规范目标，因此，民主质量本身就没有一个最好的标准可资对比。同时，由于成熟的民主国家与新兴民主国家在时空因素、社会结构、文化传统等方面都有巨大的差异，所以民主质量研究事实上也难以形成一个普适性的标准或指标来测评各国的民主质量。[14]此外，在确定测评指标和获取原始数据时，研究者本身也难免会带有自己的主观价值判断，这也会使研究结果的客观性和合理性大受影响。

从某种意义上说，民主质量研究是西方学者在民主巩固理论面临困境时在理论和方法方面主动进行的拓展和创新，这种变化既有现实目的方面的考量，也是学术研究深化的需要。尽管存在着诸多的问题和不足，民主质量研究还是受到政策层和学术界越来越多的关注。从政策层面讲，政策制定者需要了解新兴民主国家(特别是美国帮扶的那些国家)民主质量的优劣，探究这些国家民主体制的治理绩效，发现其存在的问题，从而有利于政策层作出适当的政策应对。同时，一些新兴民主国家也在为巩固民主体制而苦寻良方，它们对民主质量的研究也给予了积极关注和支持。现实的需要反过来又不断推动学术研究的进展，民主质量研究的前景正如普拉特纳(Marc F. Plattner)所期待的那样：“希望我们能够对民主质量的问题展开热烈的讨论，并努力找寻更科学合理的理论和方法评估一些国家的民主绩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