钱永祥：从思想到我们时代的思想状况（2）

　三、思想作为思想状况

思想活动具有这些特色，那么它的存在需要甚么条件？整体而言，思想活动必须寄身历史与社会的脉络，以公共互动的方式存在。因此，思想还具备着一种社会与公共的面向。

首先，在认知面，不言而喻，诠释、认同与批判，都需要超乎私人拥有的资源，至少需要语言、概念、价值等几方面的公共性资源。黑格尔之后(其实不劳维根斯坦或者其他二十世纪的哲学家)，我们已经知道，思想无法在像笛卡儿所想像的一个隔绝孤立心灵的内省冥想(“我思”)中产生，而是需要在具有特定内容的社会、文化、历史脉络里，才有成形的可能，因为唯有这些脉络，才能提供语言、概念、以及较为完整的价值参照系统，让思想取得面貌与内容。举例而言，即使“健身”这样一个似乎只以个人需求为指涉的概念，仍然需要以某些社会制度、社会价值观为背景才具有意义；而健身可以算做一项能做、该做的事情，也需要先肯定一些在健身活动中表达、落实的社会性的价值；至于健身究竟应该被赋予甚么程度的可欲和正当性，则要取决于它与其他被认可的价值，处于甚么样的关系之中。缺少了这些支撑，健身这个看似单纯的概念，根本没有意义可言。

其次，昔人尝在“私人困扰”(troubles)与“公共议题”(issues)、在“个人生命”(biography)与“历史过程”(history)之间有所分辨，强调二者的有机关连，避免历史遭纯粹个人化、也避免个人遭历史大势所吞噬。可是在今天，由于能量足以感动、凝聚无数个人的燎原信仰已经逐一熄灭，于是将思想问题化约为个别个人的心理挣扎，似乎已经成为现代文化的特长。往往，个人在生活中间面临旁徨失落，会求助于思想的指点，却未意识到，个人感到迷惘困惑，其实正反映着个人与外在、内在的宏观大秩序有所疏离和对立。探本究源，个人有所困扰之时，首先不能不追问，个人为甚么无法继续与一个超越个人的意义世界维持联系？为甚么公共生活丧失了足以供个人安身立命的能力，迫使个人要退守一己的贫乏资源？在思想史层面言，既然问题出在公共性的意义源头已告枯竭，思想工作要想要对症下药，就必须先对思想的公共性格有所认知。

第三，在政治面，既然思想涉及了意义的提供、认同的建立、以及批判的可能这几个领域，那么由于它们的重要与敏感，思想工作便难以避免与相异观点冲突，也很难躲开政治势力的介入。既然思想塑造社会成员的认同、影响他们眼里的世界与言行、甚至还直接涉及体制的正当性，相异的思想取向，便不免要竞争和交锋；而政治势力也会希望掌握与控制思想。思想涉及了意识型态与世界观，涉及了以“应然”加诸社会群体，便不可能自说自话，而会在社会群体之间形成观点的竞逐。在这个意义上，思想工作势必卷入公共性的讨论、争议、甚至于斗争。昔人不惮于强调思想的“党派性”；我们或许可以换个说法：思想处在社会之中，因此思想是在经营关于集体生活的诠释与批判，自然呈现了集体性的自我认识与向往。其间差异，通常会以社会性的、集体性的争斗的型态表现出来。

从思想与社会之间这种本质上的紧密关系，我们可以看到，人是如何在历史与社会的既定条件之下展开认识与行动，而同时又对这些条件施加诠释与批判、改造。由于这些既定条件属于宏观的社会层次，所以要谈思想，要认识自身与改造环境，往往需要将一个时代、一个社会的思想看成一个“状况”，用宏观的角度来进行观察，才能展现思想本身的运作与运动。在过去，哲学家注意到了思想的这种整体性格，曾经提出了“客观精神”的概念，企图将一个时代、一个文化传统的思想表现，看做某种超个人的人格主体之思维的“外化”。“时代精神”或者“时代的思想状况”等说法，即应此认识而生。其实，思想主体的社会性与反思能力，并不需要拟人的形上学预设，即可以加以描述。借用“思想状况”这样的概念，便足以突出思想的这种社会与历史面向。

　四、思想状况与台湾近代史上的三大运动

根据上面的说法，在台湾的时空里谈思想，便不能不认真地追问：在台湾，“思想状况”是甚么面貌？台湾知识分子经营意义、界定身分、从事批判的时候，动用的是甚么样的概念与价值的资源？这些概念以及价值，是如何在台湾的历史与社会脉络里成形、作用的？既然这些概念与价值塑造了台湾社会有关意义、自我、以及未来选项的图像，对它们不时加以厘清、检讨，岂不是思想者的职责所在？尤其重要的是必须追问：我们所使用的各个概念与价值，妥当性与局限性应该如何判断？这些问题都很真实。在台湾，思想与思想史的工作应该着眼于此。

在此，我想提出一个建议：要回答上述这些问题，检讨台湾思想的“状况”，有必要先回到社会本身的运动，而不是只看个别思想者有意识的总结。由于社会的大规模动态既是思想状况的产物，又必然冲撞、塑造现有的思想状况，因此，从社会本身的运动着眼，思想状况更能以其整体的面貌呈现。此外，运动本身，一方面能够凝聚、表达社会上相当普遍的感受与向往，二方面能形成广泛的传播与感染，三方面更可望积累形成较为精致的论述，最后终于铸成一个时代的主流思想。这个过程，说明了我们应该从社会动态追溯思想状况的主要原因。

几十年来，推动台湾社会变迁、意识变化的动力，大体集中在三个主要的面向上：经济方面的成长发展、政治方面从党国体制转成民主国家、以及国族认同集体身分的重新界定。当然，在这三者之外，台湾还萌发过其他以社会为本位、由社会力推动的追求，例如妇女运动、环保意识、各种宗教性的集结等等。但是上述三个方面的能量要来得更为庞大浩瀚，各自造成了台湾的社会变迁与意识变动，推陈出新之余，几乎在所有的人与事身上，都留下了烙印，无论你在这三股巨流中居于甚么位置。这些动力各有其独特的内容与逻辑，一方面推动社会走向一个特定的方向，另一方面也在一定程度上构成了局限。就我们的关心而言，这三方面的动力，共同导致了台湾的思想状况走入较为偏枯的困境，不能不稍做检讨。

台湾的经济发展偏于资本主义性格的发展主义，论者已经很多，其详情无须赘述。这种由国家推动的后进式发展具有支配性格，一个结果就是经济性的关系与经济理性、经济价值，会逾越经济领域的界线，侵蚀原本属于政治、文化、伦理、知识生产等属于其他领域的价值与关系，以“现代化”为名，在社会生活里取得了支配性的优势。利润化、效益化、行政化、管理化的扑天盖地而来，便是明显的徵候。在昔日戒严体制之下，这种情况曾被誉为具有中和威权支配的积极意义，受到赞许。而由于经济发展与官僚效率构成了体制正当性的主要来源，旧政权也安然容纳了现代化架构下的“自由化”这种彷佛异质的价值。到了民主化的阶段，经济势力的侵略性更高，尤其是适逢全球新自由主义的巨潮勃兴，经济理性也愈形独立与扩散。“现代性”与资本主义式的“现代化”，遂化约成同义词。经济效益与行政效率的诉求，垄断了多数有关规范的思考，其他型式的理性与价值，遭受了挑战甚至淹没。

民主化在台湾社会演变中所发挥的动能，更不能小觑。针对党国威权体制而生，民主运动曾经凝聚了台湾社会前所未见的大量理想主义，也引领出了各种反抗意识和社会价值的追求。多种进步运动与民主运动的共生关系，从它们在1980年代后期兴盛一时，即可为明证。即使在政治民主化的范围之内，台湾民主运动也包含着自由主义与社会公平的基本诉求与向往，举凡个人的自由与平等、体制的公平正义、宪政分权、较广义的诸项人权、政治与社会的界线、历史记忆的维系矫正、以及多元与宽容等等，其内容的丰富在中文世界堪称向所未见。不过，一项运动，不免会遭到它所针对的对象所制约。在反威权的大纛号召之下，民主过程以及自由主义的各项价值，逐渐遭化约为反抗旧权威和建立新体制的工具。这些基本的诉求一旦遭到工具化，便不得不随政治需要而浮沈蜕变；加上这些诉求本身，原本并不完全是台湾历史记忆的有机部分，于是选举动员、夺取政权等目标，俨然成为民主想像的全部内容。民主概念的这种枯竭，使得原先与它相连的进步理想和诉求，逐渐失去了依附。

身分认同的摸索与塑造，原本是特属于现代性主体原则的典型议题，在个人、在群体，都可以为价值的想像与内在感性的表达，提供庞大的解放能量，不仅是个人抱负与文化生活的原料，也是社会多元与社会团结的契机所系。在党国旧政权的时代，这方面的挣扎摸索，曾受到政治力量的高度挤压。可是一旦解严，认同的议题却又遭新起的政治力量接收，国族认同成为身分议题的母题。问题在于，让国族主义去垄断认同议题，会造成多方面的限制。它所使用的范畴要区分内外、敌我，它所肯定的价值是特定的归属，它建立的社会团结系于某种由政治力量所塑造的集体想像、甚至某种原始、自然的脐带。另一方面，性质异于国族的价值与社会关系、以及超越国族的价值与社会关系，在国族主义的论述里势必居于次要、从属的地位。由于国族论述的强制特性，加上它对于其他论述的排斥，“我是谁”的追问，不再是一种容许自我去自由进行的发现、创造或者追求的历程，而沦为一种向政治共同体的回归与献身。时至今日，台湾社会的多元化程度不能不说可观，可是身分认同却仍然趋于单调和浅薄，无能发展成多元的文化景观与生命型态，部分原因即在此。

总的来说，台湾社会几十年来的主要发展方向，倾向于由政治力所主导的现代化──追求现代的资本主义经济、现代的国家机器、以及现代民族国家的国族认同。不错，历史条件使然，这三项工作乃是任何一个社会都要面对的课题，而台湾数十年的摸索颠踬，所获得的成果也颇为可观。不过在意识的层面上，由上述三个方面的强大动力所酝酿、凝聚出来的“思想”，也自然向工具的理性和价值的非理性倾斜。这种思想所涵盖的概念与价值虽然属于现代，却只及于现代性之中的支配一面，疏忽了现代性之中属于反思的文化面，从而批判的现代精神，遂告残缺不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