钱永祥:从思想到我们时代的思想状况(3)

钱永祥:从思想到我们时代的思想状况(3)

  五、“启蒙、人文、激进和前卫”

这种说法是不是太过于简化,以致于对历史历程不够公平呢?不错,须要承认,台湾这几十年积累的历史经验,乃是今人手里的珍贵资产。但是正视历史,尊重已经铸成的得失,才是思想工作的出发点。不能否认,如上面的描述已经指出的,正是在思想的领域中,我们曾经错过关键性的反思契机。结果,在台湾现有的思想传承里,除了上述的现代化与现代国家化之外,几乎找不到其他较为完整的观点与价值观,足以作为立足点,一本“现代”的精神,去检讨几十年来的主流体制和主流意识。

德国人谈“我们时代的思想状况”时的问题意识,可以取为对比,说明我们的现代运动缺少、错过了甚么。

哈伯玛斯编辑《“当代思想状况”关键词》[3]一书时,宣称战后德国知识界的主流思想──也即是“纳粹政权对立一面的传统”──在于,“坚定地认定启蒙主义、人文主义、市民阶级的激进思想、以及十九世纪美学与政治两方面的前卫主义”。他承认这个立场已经在1970年代末期溃败,可是他仍然发起文集的写作编纂,希望站在这种立场上,对新出现的保守主义局面提出回应,藉以测试这种“知识左派”的现状。我们能不能说,一套模糊的“启蒙主义、人文主义、市民阶级的激进思想、以及美学与政治两方面的前卫派”意识,几十年来在台湾也曾经以其他的名字、以各种形式萌芽甚至有所进展?但是由于国际局势和国内政治的大形势设限、由于接不上前一个阶段的台湾历史与中国历史、由于文化活动的急遽产业化、情趣化与休闲化、更由于知识分子与文化人缺乏自觉和独立的性格(其实也就是对于“启蒙、人文、激进和前卫”的体会与坚持还不足),偶然的骚动并没有累积成有形的传统。确实,姑且不论日本殖民时代留下多少余绪,即使五十年来的简陋经营,也曾经见到过自由主义、社会主义、文学与艺术的现代主义、激进的人道思想等等方面的迹象。可是近十余年来,这一切似乎都没有发挥过应有的酵母传承功能。

如果某种可以类比于“启蒙主义、人文主义、市民阶级的激进思想、以及美学与政治两方面的前卫派”的思路,在台湾一度代表一种追求向往,那么重新挖掘这些观点在台湾的系谱,说出这套价值的根据与蕴含,就是很有意义的思想工作了。这些或可泛称为“启蒙现代性”的倾向,对于台湾的发展经验,是不是提出过具有实质意义的诠释与批判?就提供生活的意义、建构身分认同、以及形成批判的动力这三方面来说,这套价值有没有潜力开启新的路向?当然,就今天的思想气候来判断,更多的人会不满这套价值太自由主义、太西方、沾染了太多“现代性”;他们宁取其他意义下的现代性(例如新威权主义、新自由主义)、或传统性的道德共同体(例如新儒家)、有人对于“文化”抱持浪漫的崇拜(例如本土论、多元文化主义)、或者另辟蹊径选择后现代的、后殖民的“反西方”现代性。但这些选项也一样有责任,在台湾的历史与社会脉络里,展示该一观点具有提供意义、形成批判、与展望前景的力道。令人沮丧的是,到目前为止,上述各种倾向(包括那种所谓的启蒙倾向),都没有对这些问题提供明确的答覆。台湾知识分子对于“思想”的疏忽麻痹,在这片空白上看得最清楚。

坦然以道,笔者在这个问题上已经有了成见。这种成见,来自对于“思想”这种活动的理解和寄望。让我们考虑一下:思想工作之所以可能、并且取得自主性,不必受到传统的、宗教的、形上的、政治的价值预设所制约,完成自许的实践和反思批判功能,不正是仰仗于“启蒙主义、人文主义、市民阶级的激进思想、以及美学与政治两方面的前卫派”能够成为明确的领路价值吗?不错,其他的价值观点,多少都为思想工作设定了一个终极的原点,能够启发与促成各种关于意义、自我、以及理据的说法。但是,这类观点所经营出来的意义空间,往往在封闭与虚无的两极之间摇摆,其意义的来源带有威权的地位,结果实践与批判两重目标,都会遭受压抑。如果如此,我们似乎不能不对启蒙、人文、激进与前卫的可能,继续抱着希望。

 六、期许一个跨越畛域的论坛

不过,个人的偏好,不能以思想的名义强说期望。必须承认,在今天的时空环境里,要说明“启蒙主义、人文主义、市民阶级的激进思想、以及美学与政治两方面的前卫派”究竟具有甚么内容,进而证明其价值,是很艰钜的工作。何况,即便在德国,哈伯玛斯的论断也曾被认为是党派之见,“左派自由主义”之外的立场并不予以认同。回到台湾,除掉1960与1970年代之交的某些思潮之外,上述标签的适用性尤其极为有限。不过,今天从事这样的诘问工作,目标并不在于争夺历史的诠释权,或者巩固莫名的道德优越感,而是想知道,启蒙、人文、激进与前卫,是不是还(如我所愿)蓄积着进步的资源?如果这些理念并不属于台湾历史,那么曾经启发与感动台湾知识分子的,又是甚么理念呢?在今天,由于台湾社会已经累积了一定的历史经验,在内部就一定会形成极为不同的历史诠释和未来展望,对于现状的评价也会大异其趣。各种历史记忆会发展出迥异的思想,在意义、身分认同、以及批判工作的内容上各持己见,乃是很自然的事。可是,这些“思想”是甚么?在迥异的思想立场之间,仍然必须分得出高下长短,无论是知识性的高下长短,或者道德性的高下长短。但我们有没有兴趣来着手于此?

在我看来,这件工作虽然可能引起台湾独统、蓝绿、左右各方的兴趣,却不应自限在台湾此时此地的环境里。一方面,历史情境已经大有变迁,随着帝国主义╱民族解放、社会主义╱资本主义、极权体制╱民主体制、保守主义╱自由主义等等历史性的对比架构日益松散模糊,在今日,思想状况势必要放在与二十世纪历史有所不同──亦即超越独统、蓝绿、左右──的座标上来界定。另一方面,百年以来各地华人社会的多样经验和尝试,形成了更为丰富的积累,其攻错价值并不次于习见的西方资源,并且在中文的语境中开采利用更形方便,尤其值得借监。不能不问:台湾环境所呈现的思想状况,若是放入华人乃至于更广的文化交往脉络中,是不是还能够保持其泰然的完整?更广的交往脉络,是不是才能考验出来,我们的意义、认同与批判的资源,其实是相当捉襟见肘的?

华人社群的历史经验,其实包含了好些方面。大陆中国百年来的反帝、反资本主义、追求阶级翻转的运动,虽然挫败牺牲惨重,但是作为教训和作为理想,仍具有正面意义,不应该简单的全盘否定。台湾勤于西化、现代化,过程中诚然多有曲折,但是也有很多宝贵的经验与收获,包括维护传统、落实民主、以及国家权威面前的公平;港澳在殖民与回归的双重压力之下,既保存下来华人社群、文化的传承,又能够和其他族群形成相当成功的共存关系;到了新加坡与马来西亚这边,身为移民社会,在帝国主义以及异民族为主的架构之下,维持了西化与华人的双重身分。这些经验:社会主义的经验、现代化的经验、被殖民的经验、移民的经验,都是非常独特丰富的。此外,所有的华人社群,固然一方面遭冷战格局所隔绝,另一方面却都有着自己一套在冷战架构之下与西方交往的经验,所换得的视野也颇见异趣。必须强调,今天要建立起普遍性的价值,如果不是跨国家而且分享文化、历史、地位的接近性的话,是很难成功的。民主化、社会公义、文化共存:这些理念,不管在任何社会里面,都会认为是应该建立的共识,可是在每一个个别的社会里面,因为它的国际角色、历史背景、地理环境的限制,在这些方面所能做的都有它的限制性。今天将大陆、新马、港澳、台湾各自拥有的片面经验并列、汇集在一起,则可望形成比较丰富的系统,作为在华文世界里追求一套超越价值的基础。

让台湾的思想状况进入这种跨越政治畛域的空间,跟其他“状况”对话,或许才可望提炼出具有进步潜力的价值理念,为眼前时代的思想工作,找到下一个路口与源头。

*本文原载于《思想》第1期《思想的求索》。

责任编辑:叶其英校对:总编室最后修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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