马克思主义著作在中国的百年翻译与传播（2）

一、马克思主义观点、著作片断或章节的翻译与传播

从具体过程看，中国人首次知道马克思、恩格斯的名字是在1899年通过欧美等国基督教传教者在上海的出版机构《万国公报》，中国人初次听说马克思是社会主义的创始人则是在1902年通过出逃日本的改良派首领梁启超主编的《新民丛报》获得的。中国人最初对马克思主义学说尤其是社会主义学说的宣传，首功在民主革命的先驱即以孙中山为代表的同盟会革命者和国民党人。

从1903年开始至1921年中国共产党成立前后的20余年，可视为马克思主义的最初传播时期，参加孙中山组织领导的反抗清王朝的同盟会革命志士，以及无政府共产主义者等是这一时期的传播主体，其传播来源地主要是日本。在这一时期，同盟会以及由它演化而来的国民党的理论家们的作用最大，他们之中较著名的有追随孙中山左右的朱执信、廖仲恺、宋教仁、马君武、胡汉民、戴季陶等人。这些革命者较早介绍一些马克思主义的思想观点或理论片断，并试图将马克思主义及其哲学借用来解释和分析中国社会，开初是想借用马克思主义的阶级斗争理论号召人们推翻清王朝的统治，后来则是用来抨击北洋军阀的专制政治。

1919年以前，汉译马克思主义著作短篇或片断，主要刊登在报刊杂志上，它们主要有：恩格斯的《〈共产党宣言〉1888年英文版序言》(民鸣译，译名为《共产党宣言序言》，日本东京《天义报》1908年1月第15卷)，《共产党宣言》第1章(民鸣译，日本东京《天义报》1908年2-5月第16-19卷)，恩格斯的《社会主义从空想到科学的发展》第1、2节和第3节的一部分(施仁荣译，译名为《理想社会主义与实行社会主义》，上海《新世界》半月刊1912年5-7月)，《共产党宣言》摘译(舍译，北京《每周评论》1919年4月第16期)，马克思的《雇佣劳动与资本》(食力译，译名为《劳动与资本》，北京《晨报》1919年5月9日至6月11日)，《共产党宣言》第一章(李泽彰译，译名为《马克斯和昂格斯共产党宣言》，北京《国民》杂志1919年11月第2卷第1号)，等等。

在1919年五四运动前后，国民党人仍然热衷于宣传马克思主义学说，他们以《星期评论》、《建设》等刊物作为鼓吹革命、宣传马克思主义的喉舌，国民党中央机关报《民国日报》的副刊《觉悟》更是用较大版面介绍和传播马克思主义的理论观点。直到1925年国共合作开始前后，国民党人中学习、研究和宣传马克思主义的人士大有人在。

20世纪20年代上期，孙中山在共产国际及中国共产党的帮助下，顺应时代潮流，重新解释三民主义，实行联俄、联共、扶助农工的三大政策。以孙中山为代表的国民党人对马克思主义、对共产主义的赞同和以俄为师的主张，对共产主义者进一步传播马克思主义和向往俄国革命起到了有力的促进作用。中国共产党虽然是一个比国民党更年轻的政党，在1921年才成立，但它在国民党右派背叛孙中山的革命事业后担负起时代重任，扮演了继续推动马克思主义在中国广泛传播和具体运用的主角。他们继承孙中山的遗志，把马克思列宁主义应用于中国人民的革命事业，经过长年奋斗取得了巨大的成功。当然，早在五四运动和中国共产党成立这段时间内，中国的共产主义者就开始关注马克思主义学说并有意识地将之与中国的共产主义运动联系起来。在中国早期的共产主义者中，李大钊、陈独秀、李达、高语罕、李汉俊、杨匏安、瞿秋白、蔡和森等是传播马克思主义的代表性人物。从历史进程看，继国民党人之后，中国早期共产主义者是马克思主义的传播的主导者，其促进作用更为巨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