马克思主义著作在中国的百年翻译与传播（4）

政治经济学著作或著作摘译主要有：马克思的《工钱劳动与资本》(袁让译，1921年12月广州人民出版社)，马克思的《绝对的剩余价值研究》(邝摩汉编译，北京《今日》杂志1922年3月15日第1卷第2号)，马克思的《价值价格与利润》(李季[郭沫若]译，1922年10月商务印书馆)等。

政治学或社会主义著作主要有：恩格斯的《科学的社会主义》(郑次川节译，1920年8月上海群益书社、上海伊文思图书公司)，马克思的《哥达纲领批评》(熊得山译，北京《今日》杂志1922年5月15日第1卷第4号)，马克思、恩格斯合著的《民主革命与工人》(即《中央委员会告共产主义者同盟书》，葵译，北京《政治生活》1924年8月24日第14期)，《马克思与列宁之农业政策》(刘书宝编译，1928年3月上海太平洋书店)，恩格斯的《农民问题》(即《法德农民问题》，陆一远摘译，1928年5月上海远东图书公司)等。

上述情况表明，20世纪20年代汉译的马克思、恩格斯的一些重要著作大多是摘译本。

20世纪30年代出版的马克思主义著作包括文选类著作，既有全译本，也有摘译本。其中哲学著作有：马克思、恩格斯等著的《辩证法经典》(其中包括《关于费尔巴哈的提纲》、《德意志意识形态》、《哲学的贫困》、《反杜林论》等的摘译，程始仁编译，1930年4月上海亚东图书馆)，恩格斯的《费尔巴哈与古典哲学底终末》(向省吾译，1930年4月上海江南书店)，《马克思、恩格斯关于唯物论的片断》(向省吾译，1930年4月上海江南书店)，恩格斯的《从猿到人》(成篙译，1930年9月上海泰东图书局)，恩格斯的《反杜林论》(吴黎平译，1930年11月上海江南书店)，恩格斯的《自然辩证法》(杜畏之译，1932年8月上海神州国光社)，马克思的《黑格尔哲学批判》(柳若水译，1935年3月上海辛垦书店)，恩格斯的《费尔巴哈论》(张仲实译，1937年12月上海生活书店)，马克思、恩格斯合著的《德意志意识形态》(郭沫若译，1938年11月上海言行出版社)，恩格斯的《家族、私有财产及国家起源》(1938年6月明华出版社)等。

政治经济学著作系列主要有：马克思的《资本论》第一卷第一分册(陈启修译，1930年3月上海昆仑书店)，马克思的《经济学批判》(即《政治经济学批判》，刘曼译，1930年3月上海乐群书店)，马克思的《政治经济学批判》(郭沫若译，1931年12月上海神州国光社)，马克思的《资本论》第一卷第二分册(即《资本论》第1卷第2、3篇，潘冬舟译，1932年8月北平东亚书局)，马克思的《资本论》第1-3卷(郭大力、王亚南译，1938年8-9月上海读书生活出版社)，马克思恩格斯的《资本论通信集》(郭大力译，1939年4月上海读书生活出版社)等。

政治学或社会主义著作及综合性著作主要有：《马克思论文选译》(其中有《哥达纲领批判》、《政治经济学批评导言》、《六月革命》等，李一氓译，1930年2月上海社会科学研究会)，《马克斯主义的基础》(包括《共产主义原理》、《共产党宣言》等，潘鸿文编，1930年3月上海社会科学研究社)，马克思的《拿破仑第三政变记》(包括：《路易·波拿巴的雾月十八日》等，陈仲涛译，1930年5月上海南强书店)，《马克思论出版底自由与检查》(洛扬译，上海《萌芽》月刊1930年5月1日第1卷第5期)，恩格斯的《革命与反革命》(即《德国的革命和反革命》，刘镜圆译，1930年5月上海新生命书局)，《马·恩论中国》(包括《古代东方底特点与中国》、《资本论》等著作的片断摘译，方乃宜译，1938年3月武汉中国出版社)，马克思的《论犹太人问题》(郭和译，1939年1月上海亚东图书馆)，马克思的《法兰西内战》(郭和译，1939年4月15日上海海潮社)，以及《马恩科学的文学论》(欧阳凡海编译，1939年11月上海读书生活出版社)等。

相对来说，20世纪40年代出版的马克思主义著作要少一些，但也有若干新的译著，如《马恩列斯论经济问题》(1948年8月香港新民主出版社)，马克思的《剩余价值学说史》(考茨基编，郭大力译，1949年5月上海实践出版社)，恩格斯的《共产主义原理》(林若译，1949年7月上海民间出版社)，《马克思恩格斯书信选》(林超真译，1949年9月上海亚东图书馆)等。

特别值得指出的是，从20世纪20年代下期土地革命战争开始，共产党领导下的革命根据地在非常艰苦的岁月中极为重视马克思主义著作的出版。中央苏区出版的重要著作主要有：《共产党宣言》(附有《雇佣劳动与资本》，由中央苏区马克思主义研究会1934年2月出版)，列宁的《国家与革命》(中央出版局1932年4月出版)、《三个国际》(中央出版局1932年4月出版，阐述了1864年9月成立的第一国际即国际工人协会、1889年7月成立的第二国际、1919年8月成立的第三国际即共产国际这三个国际，共产党组织的兴起、发展和基本情况，揭示了革命必然向前发展最终取得胜利的规律)、《无产阶级革命与叛徒考茨基》(1932年7月14日《红色中华》第27期上刊登的新书启事中有此书目)、《第一国际到第三国际》(中央出版局1932年7月出版)、《社会民主派在民主革命中的两策略》(中央出版局1932年7月出版，同时以《两个策略》为书名出版)、《“左”派幼稚病》(中央出版局1932年7月出版)。[2]302-303,[3]91此外，一些刊物也刊登了马克思、恩格斯的著作，如《斗争》1934年7月21日第68期刊登了马克思的《中国革命与欧洲革命》、恩格斯的《波斯和中国》等著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