马克思主义著作在中国的百年翻译与传播（3）

由于开初中国共产党并没有统一的组织，早期共产主义者中包括各等派别与人物。例如，受十月革命的影响、与李大钊有过交往的胡鄂公等人，1921年联络湖北青年在北京成立马克思主义研究会，1922年2月又组织共产主义同志会，并创办《今日》杂志宣传马克思列宁主义。《今日》先后刊载有《公妻说的辟谬》、《社会主义未来国》、《社会主义与人口论》、《无产阶级对于政治应有的态度》、《马克思学说与无产阶级革命的关系》、《无产阶级与文学》、《相对的剩余价值研究》、《唯物的中国史观》、《劳动问题与妇女问题》、《土地国有制度》、《劳动哲学》、《马克思著作史》等文章。该杂志还首次翻译发表了马克思的《哥达纲领批判》，及《资本论》中的有关篇章，恩格斯的《家庭、私有制和国家的起源》的第4章，还有列宁的《俄国现时经济的地位》、布哈林的《俄苏维埃的新经济组织》等著作。

与此同时，中国社会知识界诸多进步人士亦在不同程度上宣传、传播马克思主义及其哲学。例如，北京《晨报》记者陈溥贤从日本回国后，以渊泉等为笔名在《晨报》副刊上译介了大量马克思主义的文献。

从总的状况来看，在1919年以前，先进的中国知识分子对马克思主义的传播主要是翻译介绍一些著作短篇、片断和个别理论，还没有出现完整的马克思主义汉译著作。中国的马克思主义追随者接触的马克思主义文献主要来自日本，并通过译述式的写作来撰写理论文章。包括陈独秀、李大钊在内，早期共产主义者对马克思主义学说的理解和解释注重的是马克思主义的剩余价值、唯物史观、阶级斗争、劳工专政等几个主要方面。

二、马克思主义单篇著作摘编或单篇著作的翻译与传播

从1920年开始，马克思主义著作才以完整的形式在中国翻译出版。最为显著的或划时代的标志是，在中国共产党发起组织之一的上海党组织支持、帮助下，1920年8月陈望道翻译的《共产党宣言》第一个汉文版全译本以“社会主义研究社”名义出版，这是中国首次以单行本形式出版的马克思主义经典著作。中国共产党成立全国的统一组织后，更加重视马克思主义著作的翻译出版工作。其表现是，它新成立了自己的出版机构人民出版社，并计划以“马克思全书”等形式系统地出版马克思、恩格斯著作以及列宁等人的著作。后来，它又陆续成立了上海书店、华兴书局、湖风书局等，这些书店主要是发行中共的出版物，翻译出版马列主义的著作，撰写宣传马列主义的作品。当时，宣传马克思主义学说成了一种时代文化潮流，上海则开风气之先，纷纷开设了一些文化出版机构如大江书铺、上海出版公司、上海杂志公司、万叶书店、文化生活出版社、北新书局、亚东图书馆、光明书局、作家书屋、良友图书公司、晨光出版公司、海燕书店、群益出版社、新亚书店、新月书店等，这些书店出版过不少马克思主义著作或宣传马克思主义及其哲学的书籍。在20世纪30年代，追求进步的知识分子创办了一些较有名的书店，如邹韬奋创办了生活书店(1932年)，钱俊瑞创办了新知书店(1935年)，李公朴创办了读书出版社(1936年)等，这些书店传播马克思主义先进文化成效较为显著。

自1920年《共产党宣言》汉译本问世以后，马克思、恩格斯、列宁及斯大林的许多著作的汉译本源源不断地出版发行。尽管1927年“四一二”反革命政变后马克思、恩格斯等人著作被严格禁止，但共产党人的出版机构和进步出版商的出版活动仍在秘密进行。例如，中国共产党1929年成立的地下出版机构华兴书局，出版的著作有《共产党宣言》(华岗译)，马克思的《雇佣劳动与资本》，恩格斯的《共产主义原理》，《马克思论文选译》第一集，《马克斯主义的基础》(编辑)，列宁的《国家与革命》、《革命与考茨基》、《两个策略》、《二月革命到十月革命》、《三个国际》、《“左派”幼稚病》，布哈林的《资本主义之解剖》，萨诺普夫的《苏维埃宪法浅说》以及《苏联红军史》等。

在共产党人出版马克思主义著作的同时，一些进步出版商也出版了不少马克思列宁主义著作。“据不完全统计，从20世纪初到1949年9月，我国翻译出版马列著作约有530多种。”[1]46现根据中共中央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著作编译局马恩室收集资料、整理编写的《马克思恩格斯著作在中国的传播》(人民出版社1983年版)、王东等撰写的《马列著作在中国出版简史》(福建人民出版社2009年版)等书及其他相关著作，将20世纪上半叶我国出版的许多种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等人的著作，依据其翻译出版的年代作一简要介绍：

20世纪20年代出版的重要哲学著作或著作摘译主要有：《马克思底资本论自叙》(费觉天译，北京《国民》杂志1920年10月第2卷第3号)，《英哲尔士论家庭的起源》(恽代英节译，上海《东方杂志》1920年10月第17卷第19-20号)，恩格斯的《国家的起源》(熊得山节译，北京《今日》杂志1923年8月26日第3卷第2号)，马克思的《哲学的贫困底拔粹》(李铁声摘译，上海《思想》月刊1928年9-10月第2-3期)，《恩格尔斯在马克思墓前的演辞》(厉译，《出路》1928年10月20日第1期)，恩格斯的《马克斯主义的人种由来说》(其中有《劳动在从猿到人转变过程中的作用》，陆一远译，1928年11月上海春潮书局)，恩格斯的《家族、私有财产及国家之起源》(李膺扬译，1929年6月上海新生命书局)，马克思的《哲学之贫困》(杜竹君译，1929年10月上海水沫书店)，恩格斯的《宗教·哲学·社会主义》(其中包括《费儿巴赫与德国古典哲学的末日》序、附录《马克思的费儿巴赫论纲要》即《关于费尔巴哈提纲》等，林超真译，1929年10月上海沪滨书局)，恩格斯的《费尔巴哈论》(其中包括《关于费尔巴哈的提纲》、《自然辩证法》札记和论断、《神圣家族》、《卡尔·马克思〈政治经济学批判〉》等摘译，彭嘉生译，1929年12月上海南强书局)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