粮食安全视角下的农业经营问题（3）

（二）大户退出种植环节

土地流转后的规模经营呈现“非粮化”，主要原因是种粮效益远远低于经济作物的效益。邓大才认为农地流转的根本动因在于土地产出收益[3]296，同样大户经营也服从于土地产出收益原则，小农经营面临的种粮低效问题并未因规模经营而得以改善，主粮种植的低收效结构仍是大户经营必须正视的前提。市场规律的决定使得大户要么采取“非粮化”策略，要么退出低效的种植环节。黄村的大户经营面临同样的困境，大户种植主粮的利润空间较低，其生产方式并不比小农经营更为先进。当前小农经营也早已实现了生物化学和机械化手段，相比之下大户经营需要支出地租、雇佣工资及风险基金等额外成本；而从产量和价格来讲，也并不比小农更具优势。黄村种植大户在“收入—成本”核算后，种植环节亩均收入只达到200--300元/年，这显然不能满足大户的投资预期；频发发生旱涝灾害、农资涨价会使得大户的盈利空间会更小，因此种植环节效益过低使得大户逐渐开始寻求改变，“非粮化”是策略之一，第二是退出种植环节。

种植环节的自然灾害和市场波动是种植者普遍面临的风险结构。大户能退出种植环节并离风险，是通过产业链转换而形成对种植环节的控制，进入收益率较高的加工与销售环节，占据优势产业链。黄村的种植大户均是城镇工商业资本，依赖其种业公司、销售网络来控制上下游产业链，既能获得较高附加值，也能转嫁风险。黄村的种植大户退出种植却未退出村庄，正是因为他们已经成为专门的加工、营销企业，扩展了并占据了更具效益的产业环节，这种意义上讲，这些大户目前已不是“种植大户”，而成为市场意义上的“龙头企业”。

（三）土地分级承包

种植大户的退出，通过土地分级承包来减少规模。侯安杰的经营模式也采取了“甩手承包”的方式，“大包头”转给“小包头”，侯还要从中赚取额外红利[3]251。“甩手承包”在黄村表现为分级承包，土地流转过程中大部分土地首先流转给作为中介和担保的徐书记，因此实际的流转大户为徐岩书记。而徐书记并未自己经营，而是作为中介，将土地分包给李余、许开、齐泰等大户，他们是承包大户，也曾是种植大户。而目前李余、齐泰及李良都已经开始逐渐将土地再次分包给其他人，实际的种植者目前已有十几人，他们既不是流转大户，也不是承包大户，而是分级承包的最末端，是真正的种植者。

黄村村民将土地承包给村书记徐岩，徐岩将土地转包给李余、齐泰等种植大户。种植大户李余承包了2000亩地，在承包之初就将其中1100亩转手承包了出去，其中张奉承包400亩、贾甬与雷元共包500亩，徐介承包200亩。这几家二级承包户种植良种一年之后，并没有好的收入，次年又开始再次转包，其中徐奉将手中的340亩承包给周挥140亩、欧韦200亩，其余60亩自己经营；贾甬雷元也将手中180亩转包给黄村村民徐力。目前，作为大户的李余承包的土地经历了三级承包。而另一大户齐泰也将手中400多亩分包给马民200亩、王虎200亩，黄村被称为“种粮大户”的李余与齐泰均成了土地出租者。土地分级承包之后，目前的经营者大多维持在不足200亩的规模，依靠不断完善的生产服务体系，该规模暂时得到了稳定，但地权结构却发生了本质性转变。

短短三年，黄村的大户已经普遍开始将土地出手，层级分包源于种植环节的低利润，大户作为种植者并不划算，因此急于将耕地再次发包。新接手的种植者一般都不会具有太大规模，他们中除部分改换为中药材、花木和果树经营外，其他还在从事良种种植，收获的良种出售给李余和齐泰的种业公司。末级承包者成为了真正意义上的种植者和粮农，他们承包了约近200亩的耕地，采取家庭经营 。

三、大户经营的未预后果

土地流转与扶植大户政策取向虽以提高生产效益、保障粮食安全为主要目的，但政策实践产生了未预结局（unintended consequence），在社会行动理论中，“未预结局”通常指某一干预所导致的后果属于行动者没有预想到的、有时甚至构成与行动初衷背道而驰的结果。大规模土地流转形成的经营大户出现“非粮化”“离农化”和分级承包现象，违背了政策初衷，成为威胁国家粮食安全的严重问题。

（一）小农经营的挤出效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