粮食安全视角下的农业经营问题（5）

老人农业

老人农业是通过家庭劳动力的年龄分工，将老人这一辅助劳动力重新纳入农业生产力领域，扩大劳动的“自我开发程度”[10]53来实现家庭生计配置，这种分工结构维持着小农家庭“半工半耕”的生计格局；老年人成为务农的主力，也成为“空心化”村庄的主体。中老年农民劳动的机会成本很低，从事粮食生产使他们经济上能自给自足，降低生活成本，且在家乡的熟人社会生活，安全感高。老人农业固然因低成本优势而具有了生产效率，更重要的是当前农业依赖的是机械化与生物化学技术，围绕农业生产服务体系也不断增加，体力已不是主要因素，而种田经验越加重要，这构成了“老人农业”的物质基础。当前中国粮食“九连增”成绩正是在年轻人大量外出造成的“半工半耕”背景下，由辅助的老人农业来承担了粮食生产任务。

妇女种田

劳动力大量外出造成了庞大的留守妇女群体，她们成为了村庄生产和生活的主体。朱启臻发现农业劳动力女性化和老龄化趋势严重，由此导致的农业出现粗放经营、复种指数降低和撂荒的现象[11]；笔者调查的湖北汉川农村，农民在人均不足2亩的水田中开展稻作种植，村庄除少部分举家外出打工者将土地自发流转出去之外，其他农户均以老人和妇女为主要农业劳动者。留守妇女的经营逻辑与老人农业相同，因家务和体质等原因无法外出务工，因而成为家庭生计的辅助劳力，承担起了务农的职责。当务农成为辅助性生计来源并能够轻易完成的时候，妇女种田模式就能维持主粮种植。

候鸟式经营

农民如候鸟迁徙般游走于城市与农村之间，农忙时节回乡种地，农忙之后立即返城务工，这种称为“候鸟式农业”的经营模式也非常普遍。皖北黄村在流转之前以小麦、玉米为内容，由于小麦玉米具有集中的农忙时期，外出务工农民需要每年定期回乡两次、每次约半月来完成农作任务，大部分时间都在城市经济部门务工获取收入。“候鸟式农业”排除了抛荒的可能性，维持着“去劳动力化”的主粮种植，同时不可避免地呈现粗放式特征。

自发流转的“中农”

土地自发流转主要是通过村社内部的经营权流转来实现土地的相对集中化经营，江汉平原等稻作区非常普遍，农民自行议定地租和流转期限；不愿种地、不依赖土地的外出户低价流转土地，形成了适度规模经营的“中农”群体[12]。杨华研究的“中农阶层”已占农户比重的15％--20％，这部分农民原有6-8亩土地，通过自发流转土地而形成15-40亩不等的规模[5]。中农经营都是通过夫妻二人在家务农，两个劳动力加一台拖拉机，就能将这些田地精耕细作地种好，中农经营获得了中等水平的收入。更重要的是，中农群体不仅成为稳定的生产主体，更成为具有乡村治理意义的“中间阶层”。

中等规模经营者

主要指前文中所描述的土地分级承包后形成的末级承包者，他们经过多层承包之后流转得土地经营权，依赖家庭经营，不雇佣其他劳动力，以此维持了50-200亩左右的适度规模经营。相对于外来大户，他们更能安守主粮种植的阵地，与自发流转形成的“中农”不同，他们更要面对层级化的经营权承包体制，受到土地食利者阶层的额外索取，负担的地租成本也相对较高。同样，他们也接受不到国家的扶助资源，完全依靠家庭劳作，其经营逻辑类似于家庭农场。

以上经营类型构成了目前最主要的主粮种植形式，可以看到以家庭为基础的经营形态仍是粮食生产和供给的主体。小农家庭特有的家庭分工机制以及小农村社的土地流转模式构成了主粮经营的重要类型。在农村劳动力不断流出并造成“半工半耕”家庭的结构下，小农家庭的主动调适催生了多样化的经营模式，正是在规模化尚未普遍、小农经营尚未解体的背景下，由小农家庭与村社自主探索的粮食种植模式维系了粮食产量的“九连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