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海自贸区率先试什么?
上海自贸试验区的先行先试,吸引了国内外高度关注。这里涉及到四个基本问题:
一是上海自贸试验区的改革模式是继续沿着过去35年区域差异、产业差异、财权事权下沉的模式向前迈出一小步呢,还是为探索新35年高标准改革、高标准开放和高标准发展的新模式而向前迈出一大步呢?上海自由贸易试验区的改革方案应是后者。
二是上海自贸试验区的开放模式是继续沿着海关特殊监管区域(FTZ)模式向前迈出一小步呢,还是沿着未来35年中国成为全球负责任大国、高收入大国、法治和生态文明大国所需要的新体制机制、发展战略和结构探索向前迈出一大步呢?上海自贸试验区开放重点是国际化而不仅仅是自由化。纽约、伦敦的自由化程度明显低于香港、新加坡,但其国际化影响力远高于后者。上海应对标纽约、伦敦这样的全球性国际大都市,而不是香港、新加坡这样的自由港城市。
三是上海自贸试验区的发展模式是继续朝扩大区域、城乡和居民发展差距的方式向前迈出一小步呢,还是沿着未来35年中国对外统筹协调向发达经济体、新兴经济体开放和转型中经济开放,对内带动东中西、城乡、居民共同发展的方向迈出一大步呢?上海自贸区不应局限于28.78平方公里,也不应仅仅局限于海关特殊监管区域,而应当成为应对TPP、TTIP变局,为中国新一论高标准改革开放探索积累经验的FTA试验区。
四是当前各地都开始探索不同的负面清单管理和准入前国民待遇方案,下一步是各地继续各搞一套,还是分步骤推进共同的负面清单管理和准入前国民待遇方案;是继续“摸石头过河”向前发展,还是积极探索建立与国际高标准制度规范对接的现代治理结构和规范,探索符合中国具体国情和发展阶段的、中国特色的新模式?这是需回答的问题。
改革开放的方向:高标准、讲规范、有秩序
高标准开放应当包括:一是探索建立高标准的商流、物流、人流、信息流、资金流的国际化、自由化和便利化;二是高标准的投资自由化和便利化,包括试行准入前国民待遇和负面清单管理;三是高标准的服务业对内改革和对外开放,使中国有条件的城市和地区成为亚太高增值服务的净提供者。
高标准改革应当包括:一是积极推动竞争中性改革,打破各种垄断和不合理的干预,建立具有中国特色并与国际高标准制度规范接轨的,公平、规范、透明的现代治理体制和法治;二是推动劳工标准、环境标准和知识产权保护标准,政府担当增强维护市场秩序、社会秩序、生态秩序的责任和执行能力;三是推动政府采购、自主创新、产业政策、金融、财税、要素和衍生品市场化改革。
高标准发展应当包括:一是努力实现包容性、平衡性、可持续发展;二是加快建设生产和贸易供应链、金融供应链、基础设施供应链、政府服务供应链和人才供应链,努力降低交易成本和制度成本,提升上下游、产供销、内外贸互联互通效率;三是带动东部与西部地区开放开发的制度和发展合作,率先推动向西开放。
新一轮改革的主题词是“规范”而不是继续“转轨”。制度规范最少有三个层面的要求:
一是要建立法的规范,也就是法治。这需要在法制层面建立对权力结构和社会行为的强制性约束,这将是几千年中华文明的一个大的制度进步。
二是建立公平非歧视性的制度规范。除少数涉及国家安全、敏感领域和幼稚产业外,绝大部分经济社会领域都应该是公平、开放,非歧视的,并不会因为是国企、民营企业或外企就会得到一些例外的优惠政策。
三是透明的制度规范。这就要求全民能够广泛参与并监督,公正、公平、非歧视的制度规范得以真正贯彻执行。为此,就要制定并遵从一套法和道德的程序,所有人和组织都要受到一视同仁的制度规范和约束。政府职能转变,要增强维护市场秩序、社会秩序、生态秩序的能力和公平正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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