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亚洲协调”机制能否平衡大国战略诉求（2）

澳大利亚的国际制度倡议

澳大利亚面临着一系列与中国完全不同的挑战。无论在实现其区域性目标中遇到什么困难，中国无疑是该区域(亚太)的一部分，澳大利亚却并非如此。从历史上看，澳大利亚的决策者在处理同“亚洲”的关系时往往举棋不定，认识混乱。确实，在澳大利亚短暂历史的大部分时期里，亚洲更多地代表着威胁而非机遇。看似矛盾的是，澳大利亚和这一区域却有一个共同点，即历史因素及其对当代关系的塑造。比如，在解释东北亚地区“发育不良”(stunted)的区域主义时，17 我们习惯于思考中日遗留问题的长远影响，但我们也须认识到，亚洲以外国家的态度和关系同样是由特定的历史过程所塑造的。

再拿澳大利亚来说，对战略脆弱性的先天忧虑是其外交政策的主要驱动力。18 用国际关系学的术语来讲，即对“被抛弃”(abandonment)的惧怕总是压倒对“被牵连”(entrapment)的担心。19 一代又一代的澳大利亚决策者极力发展同前总理罗伯特·孟席斯(Robert Menzies)所说的“强大伙伴”(great and powerful friends)之间的亲密战略关系，至今依然如此。二战中期，澳大利亚迅速而务实地将其主要依靠对象从英国转向美国，此后，对美关系便一直是澳大利亚外交的重中之重。结果，澳大利亚朝野两党都极其重视并乐于维持澳美同盟关系，这在世界各国中相当少见。20 奥巴马总统说得好，百年来，凡有美国参加的历次冲突里，澳大利亚一直与美国并肩作战。澳大利亚曾参加了越南战争、两次伊拉克战争和阿富汗战争。无论人们如何看待澳大利亚参战背后的战略逻辑或需要，根深蒂固的传统忧虑或许能解释为什么澳大利亚的决策者乐于为地缘政治安全付出如此高昂的代价。

澳美战略同盟关系的坚实基础及其重要意义值得一提，原因如下：首先，以美国为中心的“辐射型”同盟体系在亚太地区的长期存在必然会制约其他体系或战略在这一区域的发展。这在冷战时期表现得最为突出，当时，由于意识形态和战略上的分化，东亚甚至亚太地区未出现任何形式的区域主义。21 可以想像的是，这一时期的中澳两国联系极少，而且是在互不了解和意识形态桎梏的迷雾中看待彼此。还应注意的是，1973年澳大利亚前总理高夫·惠特兰(Gough Whitlam)踏上访华的“破冰之旅”，恢复同中国的邦交，这实际上乃是步美国总统尼克松之后尘。即使是二战后最为“激进”的澳大利亚领导人，也不会冒然走在美国外交的前头。

于是，半个多世纪以来，澳大利亚在制定外交政策时始终保持紧跟华盛顿。然而，即使是澳大利亚保守派总理也开始意识到，在澳大利亚的北边，亚洲的迅速工业化不仅改变着亚洲自身，也改变着澳大利亚与亚洲的关系。人们目前关注的是，中澳经济关系以及中国的飞速发展对澳大利亚经济的巨大影响，但这一幕由来已久。早在1966年～1967年，日本便已成为澳大利亚最大的贸易伙伴，澳资源驱动型增长引发了一股“资源热潮”(resource boom)，而一场始料可及的“资源泡沫”也随之而来。虽然如此，东北亚和东南亚地区所谓“四小龙”经济的迅速崛起，极大地改变了澳大利亚在这一区域的立场。这确实使鲍勃·霍克(Bob Hawke)、保罗·基廷(Paul Keating)等新一代领导人认识到，若想确保澳大利亚的前途，就必须成为这一区域的一部分。22

从制度创新和区域内部关系的角度来看，这一时期澳大利亚最重要的贡献便是亚太经济合作组织。关于该组织的论著颇丰，本文在此不再累述，23 但须对正在变得无关紧要(笔者以为此乃意料之中)的亚太经济合作组织谈谈几点拙见。首先，亚太经济合作组织所体现的区域构想过于庞杂和模糊，以至于难以形成凝聚力，更不必说对组织及其宗旨的认同了;其次，亚太经济合作组织的议程不可能激发其亚洲成员国对“批发式”贸易自由化的兴趣，毕竟世界贸易组织的存在，使得亚洲经济合作组织的这一职能显得有些多余;其三，亚太经济合作组织采取了以自愿和共识为原则的“东盟模式”，这意味着它所能做的仅仅是敦促和疏导，缺乏许多成员国所希望的强制力;其四，在各种经济危机面前，亚太经济合作组织始终未能发挥任何作用，它也无力处理中美经济关系以及围绕所谓中国“操纵”(manipulation)货币而产生的矛盾;最后，亚太经济合作组织不得不与仿效它而建立的类似组织相互竞争，回首过去，亚太经济合作组织的主要意义可能在于，它凸显出澳大利亚决策者在影响亚太地区过程中所存在的困难。

澳大利亚近期在亚太地区所倡导的制度创新也面临着同样的命运。鉴于“东盟10+3”等东亚组织必然将澳大利亚排斥在外，陆克文(Kevin Rudd)主张推动建立一个完全由澳大利亚倡导的“亚太共同体”(Asia-Pacific Community)。在陆克文看来，该计划的意义不仅在于将澳大利亚包括在内，而且也包括美国。此举的目的首先是要确保澳大利亚不被任何潜在的重要区域决策组织所排斥，其次则是确保该组织不由中国所主导。这体现出近期澳大利亚外交政策一贯的陆克文色彩。在对华问题上，陆克文自称“无情的现实派”(brutal realist)。他意欲使美国从战略上锁定亚太地区，这是对澳大利亚外交政策中精明圆滑的传统风格的延续。24 因此，值得注意的一个看似矛盾的现象是，在这位会说中文普通话、深谙中国事务的“亚洲通”上台后，中澳双边关系反而恶化了。

有许多评论者认为，“亚太共同体”之所以未能实现，是因为在争取那些小心维护其在区域性组织的领导权、高度敏感的东南亚国家领导人方面所下的功夫还不够，这种看法可能言过其实了。不过，也有人认为，“东亚峰会”就是陆克文的“亚太共同体”，只是名称不同而已，因此这是澳大利亚外交的胜利。25 但毋庸置疑的是，“东亚峰会”由于美国的重视才得以蓬勃发展，这正是澳大利亚决策者极力保护的成果。当然，美国的利益调整及其在中国周边地区的“制度性存在”绝不是中国乐于看到的结果——尤其是“东亚峰会”的成立是以“东盟10+3”为代价的。26 澳大利亚对美国及其重返亚太的热情支持在历史上早有先例，但如今却发生在中国崛起而美国相对衰落的大变局形势下。问题是，澳大利亚的策略还有意义吗?特别是在中国经济重要性日益增长的情况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