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亚洲协调”机制能否平衡大国战略诉求

“亚洲协调”机制能否平衡大国战略诉求

——相互依赖时代的中国、美国与澳大利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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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中美关系是当今世界上最为重要的双边关系。中美关系的发展对亚太地区影响最大,而局势变化所带来的机遇与威胁令澳大利亚感触最深。澳大利亚是一个典型的亚太国家,对战略脆弱性的先天忧虑是其外交政策的主要驱动力。在澳大利亚短暂历史的大部分时期里,亚洲更多地代表着威胁而非机遇。事实上,澳大利亚长期以来对美国坚定不移的支持对两国均为不利。怀特的“亚洲协调”构想对全球经济甚至国际力量对比的结构转型作出了一种貌似合理的回应,但在澳大利亚难以得到响应,更不用说在美国或中国。

关键词 中澳关系 中美关系 亚太共同体 亚洲协调

众所周知,中美关系是当今世界上最为重要的双边关系。无论从战略意义和地缘政治对抗的可能性来看,抑或从两国之间经济依赖的广泛性和政治风险性来看,①中美关系的发展将对双方产生重大的影响。对国际体系内的其他国家尤其是中小国家来说,这同样具有极其重要的意义。中美关系的发展对亚太地区影响最大,而局势变化所带来的机遇与威胁令澳大利亚感触最深。一边是“中国崛起”所带来的经济机遇,另一边是长期以来对美国的战略依赖,澳大利亚的决策者在寻找平衡两者之道,这不仅可以帮助澳大利亚决定自身的命运,还可使整个“亚太地区”的力量对比更加明朗。从理论层面来说,“相互依赖理论”(或曰“相互依存论”)有可能产生自由主义者所期望的良性影响吗?②还是如现实主义者告诫我们的,做好可能爆发冲突的准备才是应对瞬息变化的战略形势的明智之举?

为了回答上述问题,我们得评估各种区域性组织推动合作的能力。为此,我们主要聚焦于中、澳两国的政策与立场。两国均与现有的国际秩序休戚相关,而且从日益重要的双边关系中获益良多。这里的关键问题是:由中、澳双方共同主张的区域性组织是否内部融洽,运作有效,且能在一个新老大国日益对抗的不稳定区域发挥出建设性的作用?为此,我们首先要简单回顾区域内部关系所发生的历史、地理背景。在笔者看来,单是区域的界定就已够麻烦了,更不必说理清其内部复杂的多维关系。对中、美而言,亚太地区是两国外交政策着力和角逐的关键区域,这一基本现实由于近期美国的“转向(亚洲)”或“重返亚洲”而愈发明显。③在这一背景下,澳大利亚是一个典型的亚太国家,至少想要成为一个典型的亚太国家。事实上,澳大利亚采取了积极有力的外交政策,④并努力以自己的方式来促进亚太地区的发展与共识。但在这方面,澳大利亚有时并未得到中国或美国的帮助。

澳大利亚的情况凸显出所谓“中等国家”⑤在平衡经济利益和潜在的战略冲突时所可能受到的制约。⑥澳大利亚这种国家能够影响大国和整个国际体系的传统方式之一是建立并加入多边组织。奉行“多边主义”确实被认为是中等国家的一大标志,⑦这也正是近年来澳大利亚外交辞令的核心内容。亚太地区的各种多边组织越来越多,且相互竞争,各显神通,意欲成为区域内最重要的组织。这些区域性组织是否能应对瞬息变化的地缘政治形势,目前不得而知。如若不能,那或许证明了狭隘的国家利益较之区域性组织更为重要。对澳大利亚等中小国家来说,这使决策者不得不面对传统的战略忠诚与新的经济现实之间的选择。因此,在考察澳大利亚应对之策的具体成因之前,我们先得撇开澳大利亚,谈谈中国与美国为影响该区域发展所展开的对抗。

区域的界定:“亚洲”在何处

自19世纪成为潜在的太平洋大国(potential Pacific power)以来,美国便积极致力于影响亚太地区的发展。该地区的别称有“环太平洋地区”、“太平洋亚洲地区”和最近流行的“印度洋—太平洋地区”,以及更狭义但也更实用的“东亚地区”。⑧称谓的多样性反映出区域认同的变化性与争议性。这一问题并非仅仅属于词典编撰家或话语理论研究者的兴趣范畴。相反,区域认同或区域称谓乃是现实世界中制度调整和发展的基础——“金砖国家”的异军突起便是一个鲜明的例子。⑨

理念和认同会产生实质性的影响,这在一定程度上可以解释制度创新在“亚太地区”层出不穷的原因:新的制度划出了区域的范畴,并决定了哪些国家将能订立协议并从中获益。重要的是,近期的“东亚峰会”、东盟、“东盟10+3”国家集团等大多是由东亚国家发起。美国居然对这些倡议普遍表示冷淡。美国的态度并不矛盾:它尽管是二战后国际体系的主要缔造者,但并不喜欢过多地卷入那些影响和控制力有限的国际组织中。世界银行、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世界贸易组织对美国才有巨大的吸引力,因为它们往往有助于巩固并加强一种能够反映美国自由主义价值观和规则喜好的(国际)体系。⑩

尤为引人注目的是,美国之所以有兴趣参与亚洲的区域制度构建,全面调整战略重心,在很大程度上是因为一个坚定自信、影响广泛而且实力强大的中国的崛起。11 美国决定重视至今仍处于边缘甚至多余地位的东亚峰会,这意味着东亚峰会有可能成为区域发展进程的中心角色。12 在某种层面上,此举可被视为(美国)构建自由主义制度以及试图解决“集体行动困境”(collective action problems)的反映。但此举也可被解读为(美国)抛弃了传统模式的地缘政治策略,不再寻求限制中国对这一本与美国无关区域的主导权。因此,中国对这一区域的看法与美国或澳大利亚截然不同。

中国是东亚国家,美国和澳大利亚却不是,这一事实必然也一直影响着中国精英们的思维。就中国的领导人和大部分民众而言,中国历来就是东亚地区的中心。13 对中国国内日益喧嚣的众多“网民”来说,昔日臣属国(如越南)不但挑衅中国的领土主权,而且还与美国建立更为亲密的战略关系,尤其令人恼火。无论是对是错,许多中国民众和意见领袖确实认为,越南、菲律宾在利用(美国)转向(亚洲)来迫使中国让步。14 每当中国解决南海领土争端的政策遭遇重大波折时,这种考虑就会变得尤为突出。中国的政策不再是此前大获成功的“魅力攻势”,试图让邻国相信中国的善意以及“和平崛起”可能带来的好处,而是突然变得更加坚决起来,甚至说更具攻击性。15

无论我们如何评判这些变化,不可忽视的是日益喧嚣的民众在其中的推动作用。部分民众认为政府在捍卫国家利益方面显得过于软弱,并对此大加抨击。在这种令人感到焦虑不安的政治和战略形势下,澳大利亚这样的国家必须尽量处理好可能难以兼顾的轻重缓急。前总理朱莉亚·吉拉德领导的澳大利亚政府,虽然极力强调“亚洲世纪”所可能带来的经济利益,但也宣称:战略形势的变化并不意味着澳大利亚会改变依靠美国保护的传统政策。16 结果,和这一区域的其他国家领导人一样,澳大利亚的决策者也必须对其国内政策和国外政策作出复杂的调整。因此,谈谈这两个方面是很有必要的。

责任编辑:叶其英校对:李天翼最后修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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