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亚洲协调”机制能否平衡大国战略诉求（4）

　权衡轻重缓急

澳大利亚等所谓“中等国家”应该如何权衡经济与战略两者的轻重缓急呢?经济相互依赖的内在推动力会改变并限制国家领导人的政策选择吗?我们很难从一个国家——尤其是历史不长却很独特的澳大利亚——的经验中推断出问题的答案，但澳大利亚的情况表明，传统的忠诚和观念出现了一些变化。即便是在一个战争的可能性越来越小的时代，43 澳大利亚依然以传统的(国家)安全为重。由于中国对邻国大展“魅力攻势”，澳大利亚仍旧无法彻底消除对中国崛起的紧张心理——近来南海局势则使澳大利亚的担心无从缓和。44

然而，和这一区域的大多数国家一样，无论澳大利亚的决策者喜欢或不喜欢，中国如今是澳大利亚最大的出口市场。更令人惊讶的是，中国也是澳大利亚商品出口的重要目的国，澳大利亚所生产的各类产品中有近一半销往中国。45 这使(政府)对国内经济的调控变得越来越难，尤其是澳大利亚的绝大部分矿业实际上由外资所控制——这一经济现实尚未被中、澳双方所意识到。45 可以肯定的是，由资源推升澳元所导致的“双速经济”正在使澳大利亚制造业和服务业逐渐失去竞争力。47 澳大利亚经济结构的这一剧烈变化也影响着国内政治，导致了受益于经济繁荣的产业和地区与未受益于经济繁荣的产业与地区之间的分歧。

值得注意的是，即使美国利用其经济优势和战略优势与澳大利亚达成一项对后者极其不利的双边贸易协定，48 也不会受到非议，更不会影响整个美澳战略关系。相反，澳大利亚正越来越多地担心中国经济的影响及其对澳大利亚经济和传统的(国家)安全可能带来的威胁。在这种形势下，澳大利亚政府在担心之余也提高了警惕，甚至对中国投资采取了歧视性政策。出于对中国政府通过国有企业在能源和食品行业的战略性投资施加影响的担忧，澳大利亚外国投资审查委员会对中国投资项目进行了干预，以确保其符合“国家利益”。50

因此，尽管中澳在经济上的相互依赖日益加深，但这并不必然转换为一种友好或者说亲密的政治关系。确实，两国之间的外交联系空前广泛，以致于澳大利亚资源最丰富、最依赖贸易的西澳州州长宣称，本州与北京的关系比与堪培拉的关系更重要。51 兴旺的能源贸易使我们看到，同中国的“国家资本主义”打交道也并非毫无办法。但是，中国经济影响力和存在的迅速扩大的确使澳大利亚对长期安全的深层次的内在忧虑有增无减。

这一基本战略现实的最明显表现是美国在澳大利亚北部驻军。虽然澳大利亚极力宣称此处仅仅是美军换防设施，而非美国军事基地，但这仍足以显示澳大利亚的战略思维和对美的忠诚。对澳大利亚来说，澳美双边战略互信仍是重中之重。从中国的角度看，此举是美国“重返亚洲”战略的关键一步。52 澳大利亚则被视为美国遏制中国的热心伙伴，这一看法又因拟建立的“跨太平洋伙伴关系”(trans Pacific Partnership)而进一步加强。从表面上看，“跨太平洋伙伴关系”是一个致力于推动贸易自由化的组织，但中国却在很大程度上将其看作进一步孤立中国、扩大美国在亚太地区影响力的机制。53 正如贾格迪什·巴格沃蒂(Jagdish Bhagwati)所指出，“跨太平洋伙伴关系”带有强烈的政治性和歧视性，它包括各种与贸易无关的议程，如劳工标准、资本管制等。这些议程不容讨价还价，令中国根本无法接受。54

正因为此，中国的决策者在这一势态变化中感觉受到了侵害。从中国的角度来看，美国似乎正利用其依然强大的经济优势在中国的敏感区域内为所欲为。许多美国人会认为，此举是“软遏制”(containment-lite)的重要、有效的组成部分，但要注意的是，它煽动起中国国内愤怒的民族主义情绪，并损害了这一区域一些最重要的双边经济关系。55 此举对中澳关系的发展也毫无益处。 在中国看来，“跨太平洋伙伴关系”就好像是一群嫌疑惯犯聚在一起，想要阻挠被中国视为合理的目标和理想。简而言之，中国确实担心美国及其盟友可能对其实施遏制。56 这一问题在任何时候都存在，但在一个区域矛盾严峻而现有制度框架无力应对的时期，它尤其令人担心。

从外向内看问题

我们主要聚焦于澳大利亚，因为澳大利亚的经历突出反映了许多周边国家所面临的困难。与澳大利亚一样，亚洲小国必须在相互竞争的经济需要和战略需要之间协商出一条道路。就此而言，澳大利亚还算幸运，因为它不必非得在中、美之间作出近乎可怕的选择，尽管历史表明它总是倒向美国一方。不过，若从近期趋势来推断，中国不仅必将在本世纪20年代前后取代美国成为世界最大经济体，而且其经济实力和战略影响力亦会随之增强。57

在美国，许多颇有影响的评论家都认为，国际关系是一场在无政府主义体制中争夺主导权的零和博弈。在中国，也有许多人持同样的直观看法，这一看法随着越来越多的中国学者赴美国名校攻读博士学位而得到进一步加强。58 不过，冷战的戛然而止和中国在全球政治经济舞台上的重新闪亮登场使我们看到：零和博弈的模型虽然从理论上说得通，但实际上往往做不到。这或许是一个值得庆祝的理由。正如太多的中国人和美国人都相信，中国国力的崛起和美国霸权的明显衰落不一定导致必然的冲突。59

作为当今世界强国和发展最快的国家，中国的国际地位势必影响到其领导人看待世界的方式。这是一种历史的使命感，抑或是尚未抚平的愤懑不悦，但要记住，我们也可以从其他角度来看问题。从外向内看问题，可能会有所不同。事实上，澳大利亚长期以来对美国坚定不移的支持可以说对两国均为不利。澳大利亚的决策者未能发挥“调解人”(honest broker)或“亚洲之桥”(Bridge to Asia)的作用，总是放弃思维和行动的独立性来交换所谓的安全利益——参加20世纪的每一场大的战争并为此买单，还不断出现在21世纪最漫长的战争(指阿富汗战争)中。在自愿性的同盟中，一个较为冷淡的伙伴会促使美国更认真地思考其处理伊拉克战争和阿富汗战争的方式。

当然，放马后炮是很容易的。不过，在如何使亚太地区的各种关系得以理清甚至制度化，从而避免某些人视为必然的冲突的问题上，还是有一些创造性的观点。在一篇对拙文给予了极大帮助的文章中，澳大利亚分析家休·怀特(Hugh White)建议：美国和中国都应成为“亚洲协调”(Concert of Asia)机制的一部分。60 与19世纪的“欧洲协调”(Concert of Europe)一样，“亚洲协调”将站在中美之间的相对立场上，建立一种处理大变局时代的大国竞争和矛盾的机制。它还可以提供一个应对蔓延于这一区域的某些“非传统”安全问题的平台。这样的建议无疑令许多美国人和忠于美澳同盟的澳大利亚人瞠目结舌。怀特的观点尽管对全球经济甚至国际力量对比的结构转型作出了一种貌似合理的回应，但在澳大利亚饱却受攻击。

如果“亚洲协调”的构想或者某种更具协作性、更为制度化地解决区域事务的方式在澳大利亚都难以得到响应，那么这在美国或中国则是更不可能的。但是，建立一种减少对抗、具有制度约束力的亚太区域机制，并非只有澳大利亚这样的“中等国家”能从中受益。尽管存在失策和误解，中澳关系告诉我们，即使是看似最不可能的合作伙伴，相互依赖也能带来益处。如果中澳关系未曾受新兴的中国与衰落的美国之间难分胜负的竞争所左右的话，那么中澳关系的现状会更好。以可持续的方式来进行调整，符合各方利益。（译者：郑州大学历史学院讲师侯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