温铁军：中国发展经验的前后两个30年（2）

回顾中国整个20世纪前50年的三次土地革命战争，最终结果是平均分配土地，实现的是农民几千年的基本诉求——“耕者有其田”，从而导致社会的底座不是赤贫而是“小资”，甚至把联合国给定的人均收入每天达到1.25美元作为贫困线的标准，在中国都不适用，尽管他可能每天没有一美元的收入，但他有地、有房子，不用去付房租，不用去付地租，就是稳定的、能够自食其力的小农家庭。所有东亚社会，农民作为小土地所有者，只要财产关系稳定，就不再会出现农民为了追求他的基本诉求“耕者有其田”而发生大规模的革命。这个下层社会就是小有产者，或者叫“小资”，其高度的利益分散性使得他们几乎不能集中表达利益诉求，也形不成自觉阶级。

这些年的改革开放，在“小资”的基础之上成长起来的则是“中资”，或者叫做中等收入人群，占人口接近或者超过30%。那中产阶级是否代表下层社会的利益呢？不代表；能否集中表达自己的利益呢？不能；中产阶级是不是一个自觉的阶级呢？当然不是。正常的所谓西方世界的中产阶级之所以作为社会中坚，是因为中产阶级是这个社会的纳税主体。以美国为例，美国70%以上的税收来自于所谓直接税，也就是说以富人为主的利益群体所缴纳的收入税或者财产税里支撑着社会分配，因此他是利益相关者。而我国92%的税收来源于间接税，是大众交的税；我们根据自己的财产和收入去交税，占的比例是7%，而其中完全由个人直接承担责任去交的税，只占不到1%，所以从这个角度来说，我们连起码的责任担当或者利益担当还没做到，因此这个表达不仅是高度分散，并且还因为不是利益担当者，引不起下层社会的认可，跟下层社会的基本诉求也不能一致。

我们还得看本质，这个本质中最有意思的是什么？是上层，这个上层的大资本不到10%。大资本是高度政治化，因为中央政府是一个无限责任政府，它所控制的大型国有企业就得跟它分担责任，于是无限责任政府和必须执行国家意志的国企之间有直接的利益相关性。这个无限责任政府更多地依靠国有资本来体现它的政治性，比如向新农村建设投入资金。

二、中国发展经验的前后两个30年

中国自建国以来的六十年间，已经发生了8次经济危机，而这些危机均与国家工业化阶段性特征有关：在“城乡”二元对立的基本体制矛盾约束下，工业化、城镇化以及整个体制的改革所产生的制度成本均向“三农”转嫁，因而城市的产业资本就可以实现“软着陆”，原有体制得以维持；而不能直接向农村转嫁的危机，就导致产业资本在城市“硬着陆”，引发政府财税金融、乃至整个经济体制的重大变革。

（一）第一个30年：完成内向型工业化原始积累

1、在1950-60年代，中国“第一次外资”因苏联1957年援助投资中止而发生1959-61和1968-70两次危机。

建国初我们唯一有的一个外国投资就是苏联，因此我们的全部上层建筑、政治体系、教育体系乃至军事体系都是仿照苏联的，叫做“全盘苏化”。到了要偿还这个投资的时候，中国经历了两次因高负债带来的危机，两次危机都向农村转嫁。第一次危机：1957年苏联停止投资，1958年我们就搞了“上山下乡”。第二次危机：1966年还完苏联投资，接着就遭遇了因过度负债必须还债而造成的第二次危机，因此出现了从1967-1969三年的知青下乡，向农村转嫁这批劳动力的就业压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