以马克思主义引领当代中国文化发展

由中国社会科学杂志社主办、华中师范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承办的“第十二届马克思哲学论坛”于2012年9月22日—23日在湖北武汉举行。来自北京大学、清华大学、中国人民大学、中共中央编译局、中央党校、中国社会科学院哲学所、中国政法大学、复旦大学、南京大学、南开大学、武汉大学、华中师范大学等学术科研机构及《中国社会科学》等十余家期刊杂志社的130余位专家、学者出席了本届论坛。此次研讨会的主题是“马克思的文化观与当代中国文化发展”，与会代表围绕主题从文化理论的发掘与视野的开拓、文化发展的情境与现时态、文化实践路径的创新与反思等多个维度进行了热烈的讨论和争鸣。

一、文化理论的发掘与视野的开拓

在中国当代，文化研究一直是哲学领域的热点话题与主要话题，尤其是2011年《中共中央关于深化文化体制改革，推动社会主义文化大发展大繁荣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颁布以来，文化研究更是进入一个“深入化”、“广泛化”、“大众化”的阶段。要推动当代中国社会主义新文化的大发展、大繁荣，就必须坚持马克思主义的引领，从马克思的历史观与文化观的视角来研究文化理论，在文化研究中贯彻马克思主义历史观与文化观的思想。

在文化的本性或本质问题的理解上，不少学者发表了自己的观点。江苏师范大学任平教授认为：“文化的本性的理解应该源于马克思主义的实践观，也就是说对文化的讨论不应当仅仅是把它看作是社会结构理论的一部分，而应当首先从马克思的实践观角度去深化、拓展和转化，因为实践观是马克思主义的根本观点和原创的原点。”正是基于马克思的实践观的理解，不少学者认为，文化在本质上是实践的，是人的社会实践活动的产物，其核心表现为精神、价值观等非物质形式。例如，中国政法大学李德顺教授认为，“文化的实质即人化”，并进一步认为文化的“形体”是包括以主体为“原点”，由四个层面构成，按两大环节运行的系统，而其中的“灵魂”是价值和价值观念体系，按照这样的逻辑才能认识文化的本质和特性等理论问题。再如，中共中央党校韩庆祥教授认为，“文化的核心是价值观，价值观的形成固化对人具有引领作用”。南开大学阎孟伟教授认为，社会文化在“实质上必然都是内涵于人们的实践活动之中，并在实践结果中变成现实的人类意识、意志和目的的，是凝聚在人类产物中的人类精神”。

在文化理论研究方面，如何把握与认识当代中国现有的文化形态与文化形式，以及如何看待它们之间的关系，也是与会学者、专家们十分关注的一个研究领域。在关于文化形态或文化形式方面，武汉大学陶德麟教授将我们当前面临的文化概括为“一是中国传统文化；二是马克思主义文化；三是其他外域文化”，并提出对待中国传统文化要批判地继承，而“批判地继承为什么可能？需要从学理上澄清”；他还认为马克思主义成为我国革命和建设的指导思想“不是偶然的，而是历史的”，当然，在马克思主义的宣传教育中必须“遵循文化发展的规律和思想的规律”；最后，他指出“对吸收外域文化的重要性还要充分地估计”，“对外域文化的吸收和借鉴也必须有科学的分析”。在关于如何对待中国传统文化方面，南京大学刘怀玉教授提出要“全方位地和历史地反思中国化马克思主义的传统文化基础问题”。华中科技大学韩东屏教授则主张对于中国传统文化应该进行“方法的检讨与更新”，要对传统文化进行分类评估，原因在于传统文化中的语言、宗教、科学、技术、哲学、艺术和规则这七大部分是难以用一个统一的模式去评价的。也正是因为如此，在对待传统文化方面，我们需要在理论上要有新的突破，在研究视野上要有新的拓展。

除了文化的范畴，有些学者也比较重视马克思的文化观与马克思的其他理论之间的关系研究。黑龙江大学刘振怡教授以阿尔都塞“偶然相遇的唯物主义”思想为视角，认为马克思“文化哲学解释模式的唯物史观有助于社会历史观摆脱宏观的和抽象的特征，成为抽象与具体相融合、具有历史丰富性和文化丰富性的社会历史理论”。华南师范大学刘同舫教授则认为要重视马克思文化解放的立场，因为“作为一种代表未来文化的主体力量——无产阶级和人民大众，需要在文化解放的过程中建构起自身的主体意识，克服资本主义市民社会的弊病，使文化解放与政治解放、经济解放相统一”。

二、文化发展的情境与现时态

在当代世界格局中，文化霸权主义与文化保守主义日益冲突，多元文化并存，多种价值观激荡，各种文化形态的竞争日趋加剧。这一切都给当代中国文化发展增添了不少变数，构成了当代中国文化发展的困境，而要走出困境，马克思主义的解决思路无疑是最有效的。

对于中国文化建设与发展的当代困境、特征趋势及现代性等问题，众多学者展开了深层次的思考和探讨。中国社会科学院哲学研究所孙伟平研究员认为，“文化多样性是人类社会的一种客观存在。不同文化之间的交流与融合、碰撞与冲突，是各种文化共存、发展的基本条件和基本途径”。因而，在全球普遍交往中，要倡导文化之间的尊重、包容和自身发展。

复旦大学吴晓明教授认为，实际上中国自近代以来，关于文化的各种各样的观点始终逃不开“古今中西”这样一些问题，从这方面来讲，中国大体上是在经历一个文化结合的锻炼。当前，随着社会物质文明建设的巨大发展，文化建设显示出极强的重要性和紧迫性。然而，在文化建设的设计方面，主观的设计层出不穷，缺乏对当今中国的社会现实的深刻把握与理解。因此，我们讨论当今中国文化建设问题与困境，必须首先把握当今中国的社会现实，也就是说把握本质性的东西和把握在展开过程当中表现为必然性的东西。

江苏师范大学任平教授则认为，资本的创新深刻地变革了资本的要素和形态，并出现了以信息化、文化化、多元化、分散化、符号化、消费化为趋势的“新历史图景”。陕西师范大学袁祖社教授认为，我们时代的“文化真实”是“遭遇权力的腐蚀、各种主流的、非主流的意识形态对文化合理化诉求的钳制，以及利益对文化的引诱和绑架等，使得文化无法自持，终至以异化的形式陷入可悲的‘堕落’境地”。

北京大学杨学功教授认为，“现代化的本质应当是适应现代世界发展而不断革新……中国的知识分子必须在批判中去‘接续’传统，在解除‘种族中心的困局’中认识世界”。中国社会科学院哲学研究所崔唯航副研究员认为，要立足于对时代主题的深刻理解、对中国问题的深刻把握和对马克思主义哲学“改变世界”之根本旨趣的坚持和固守，才能在文化多样化情境中建构具有中国特色、中国风格、中国气派的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当代形态。

三、文化实践路径的创新与反思

实践品质是马克思主义的重要特征，文化理论的追思和争鸣，其归宿必然是文化实践问题。如何推动文化实践的发展，如何建构当代中国特色的文化形态，如何在文化的国际竞争中占据重要一席是此次论坛讨论的焦点问题。

中央编译局衣俊卿教授指出，中国文化软实力建设的三个重要维度是“以丰富文化资源为依托推进文化整合”、“以普遍推进为氛围、以核心领域为重点”、“以宏观倡导为引领，以文化建设的微观践行为途径”，并强调应当把体制机制文化、现代企业文化、社会公共文化、国际交往文化作为文化软实力架构的重点建设领域。

孙伟平研究员认为，在跨文化的对话和合作中，既要强调主体之间的相互尊重、包容和沟通，也要“维护自身的文化主权”，在坚持对外开放与反对文化霸权主义之间保持适当的张力。北京大学丰子义教授认为，“实践作为各种社会矛盾不断产生和解决的过程，是文化发展的根本动力”，在文化发展中既要强调文化自觉、“主体意识”或“自我意识”，又要用理智的、客观的心态看待民族文化。

南开大学王南湜教授借鉴李泽厚有关“宗教性道德”和“社会性道德”的讨论，提出将人类精神文化分为理想性文化与实用性文化两个层面，认为以此为思维方式方可推动民族传统文化的复兴。中山大学刘森林教授以德国发展过程中的虚无主义问题为启示和教训，认为中国文化在建构和发展中要防止“过度世俗化”、保持“文化的适度超越性”。

袁祖社教授认为马克思文化哲学艰巨的历史使命是“关注当代人的‘自我实践’与‘心灵成长秩序’”。中共中央党校许全兴教授认为毛泽东的文化观是以实践为基础的辩证的历史的唯物主义文化观，其深刻的文化理论和丰富的文化实践对当前社会主义文化建设依然具有重要的借鉴意义。陕西师范大学雷龙乾教授则以中国社会现代化转型危机为依据，提出要从建构“优良社会生态”(即能够最大限度创造社会福利、幸福体验和发展信心的社会关系形态)看发展路向。

总而言之，“第十二届马克思哲学论坛”对马克思的文化观以及当代中国文化建设问题的研究与讨论，不仅为马克思哲学的新发展提供了新的思路与拓展领域，而且对于中国文化的大发展、大繁荣来说，意义也十分重大。在当前，振兴发展中华文化，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新文化，需要有一种正确的理论指导。中国近现代以来一百多年的文化现代化建设实践与事实告诉我们，只有坚持马克思的历史观与文化观的正确指导，我们才能找到一条符合中国实际、符合社会历史前进方向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新文化建设道路。因此，在当前，要推动中国文化的大发展、大繁荣，就必须秉承马克思的历史观与文化观，以马克思主义来引领具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新文化建设，从而实现中华文化的振兴与强大。

（作者单位：戴圣鹏，华中师范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熊富标，华中师范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