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培养‘又红又专’的人才”

今年10月6日是清华大学原校长蒋南翔的百岁生日（“生平”所载9月7日是农历），一股责任的力量驱使我一定要为蒋校长写一点纪念的文字。在我当学生的时候，亲耳聆听他的报告和演讲，他是我心中可敬的校长。在我走上社会参加工作之后，特别是在他的晚年，我有幸多次面见校长，他的谆谆教诲，令我终生难忘。在他永远地离开我们之后，我又有幸参与了编辑他的“纪念文集”，曾为文集的出版外出约稿调研，并为其写了“编后”。

校长是青年人的良师。他1952年12月到清华任校长，在他担任校长6年后的1958年秋季，我进入清华大学水利系读书，从此成为他的一名学生。作为学生，我们都爱听蒋校长的报告，言之有物，针对性强，无套话、废话，最令人印象深刻的是简短，每次只讲一个问题，一般不超过30分钟，在你还想听的时候，报告结束了。记得在1961年5月4日的晚上，学校在西大操场举办了五四青年节纪念晚会，大家散落地聚集在操场上，蒋校长在体育场的看台上做报告。他讲了“红”与“专”的关系问题。他鲜明地指出，只红不专、只专不红、先专后红、先红后专等等说法是不对的，要走“又红又专”的道路，他以往天安门走作比喻。他说，从清华到天安门，天安门是目标，是方向。方向是头等重要的，是政治。去天安门只能朝东南方向走，不能往北走，那样就走到清河去了。但光方向对头还到不了天安门，必须实地走才行，否则方向再对，不走还是永远到不了天安门。而且走路的时间比辨方向的时间要多一些，这就有一个学好业务的问题，是专的问题，所以红专要结合，要又红又专。他也讲到要继承老清华对功课严格要求的传统。这次讲话对于我，不只是在学校读书的时候，在以后的工作中也一直指引着我坚定地走“又红又专”的道路。他的讲话之所以有力量，首先是内容正确，有道理，能以理服人；其次是针对性强，针对工作的实际或思想状况的实际；第三是他从不居高临下教训人，而是作为一位长者在耐心地开导年轻人，循循善诱。

走“又红又专”道路，培养“又红又专”的人才是蒋校长终其一生所坚持的，在他整个教育思想中占有极其重要的地位。直到他的晚年，我还不止一次地听到他强调这一点。那是在1987年4月23日下午，他去世的一年前，我和清华的另两位同志去他住的北京医院看望他。他对我们说：“‘又红又专’的口号是对的。现在有只看重业务的倾向，评教授、副教授只看业务，对于教师的评价不能光看业务，不看思想。‘又红又专’的口号有的学校不敢提了。”这使我联想到清华20世纪五、六十年代的许多毕业生在国家建设的诸多领域和岗位上发挥了骨干中坚的作用，这不应该看成是一种偶然的现象，除了工作岗位的锻炼，与他们在清华读书时受的教育，与当时学校党委和蒋校长始终坚持“又红又专”这一培养方针都是分不开的。

蒋校长是青年人的良师，不仅体现在他任清华校长期间，在他离开清华，离开教育部，担任中共中央党校第一副校长期间，直至他生命的最后几年，他一直关注着青年工作，特别是青年大学生的健康成长。1985年，当时我担任清华大学党委副书记，分管学生工作。在那一年10月至12月两个多月的时间里，我与蒋校长直接接触就有10余次，当面聆听教诲，受益良多。他推心置腹，语重心长。谈得比较多的是如何引导青年树立共产主义远大理想，相信社会主义和共产党；加强对于青年的爱国主义教育，热爱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社会主义新中国。强调要坚持毛泽东同志提出、邓小平同志进一步阐述的“又红又专”的要求。他还引述邓小平同志的话说：“专并不等于红，但是红一定要专”。

1986年1月，蒋校长在主持全国省级党校校长座谈会期间，突发心脏病住进北京医院。此后的时间他大部分是在医院中度过的，直至1988年5月3日去世。在他同病魔做顽强搏斗的同时，他还把大量心血倾注到高等教育、倾注到清华、倾注到年轻一代人的身上。

20世纪80年代，高校中一度出现了不稳定的情况，从80年冬天部分高校学生中的“竞选”风潮，到后来的上街游行。这中间，有的是大学生要表达爱国情感，提出“勿忘国耻，振兴中华”，也有的是要表达对不良社会现象如腐败、不正之风的不满等，这些是积极健康的一面。但同时也有不够健康的一面，现象的背后反映出的是部分大学生对于共产党的不信任，对于社会主义失去信心。原因是复杂的、多种多样的，包括文化大革命所造成的严重后果，动摇了不少青年对于共产党和社会主义的信任、信心；资产阶级自由化思潮、“全盘西化”的错误思潮对青年的不良影响以及国内外敌对势力的煽风点火；我们一度在青年工作的指导思想上出现偏差，如邓小平同志所说：“我们最大的失误在教育，对年轻娃娃、青年学生教育不够。……许多思想工作没有做，好多话没有讲清楚。”（《邓小平文选》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第327页）面对这样的情况，怎样通过加强大学生的思想政治工作，既保护年轻人的爱国热情，又能实施正确引导，使之不走偏方向，使他们得以健康地成长，是当时高校面临的严肃而又紧迫的课题。

蒋校长惦记着高等学校，惦记着清华，惦记着年轻的一代人。1985年10月17日清早，他将李传信同志（时任清华大学党委书记）和我叫去。7点15分，我和传信同志就到了校长北太平庄附近的家里。他尚未用餐，桌上摆放着两小碟咸菜，一个馒头，一小碗稀饭。他边吃边谈。这一次谈话，他重点谈学生工作，从80年“竞选”谈到前不久高校中发生的学生上街游行等事。他说，事情的发生不是偶然的，他在当教育部长时就和某大学的党委书记谈到过，波兰闹事是团结工会起的头，我国如果闹事，很可能从大学生那里起头。这次清华学生虽然没有上街，但也不要大意，现在不出事，也有可能以后出事。要谨慎，话不要讲满，要多说我们自己也有问题。有许多情况，别的学校存在的，清华也同样存在。他还十分严肃地谈到共青团工作。他说，80年有的大学团员占学生总数的93％。但“竞选”时宣称自己不是党员，家庭社会关系中也没有共产党员的人受到鼓掌欢迎，而共产党员候选人却都落选了，这怎么行，共青团员没有发挥作用。他还指出，有的报刊宣传不利于对青年的教育，是“自伐骑木”。对青年要进行集体主义教育，要划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的线，这条线很重要，要坚持社会主义方向。在谈话最后，他特别强调指出，许多被实践检验是正确的东西，不要随便地抛弃，抛弃就是破坏。

1985年正值“一二·九”运动50周年，中央指定时任中共中央顾问委员会委员的蒋南翔同志主持筹备“一二·九”运动50周年的纪念活动。组织当年参加“一二·九”运动的一些老同志与年轻的大学生座谈是若干纪念活动中一次规模较大且很重要的活动。为了准备这次座谈会，10月22日（星期二）下午，在中南海召开了准备工作座谈会，会议由蒋南翔同志主持，一直开到下午6点。第二次筹备会议是11月20日上午，照例在中南海举行，仍然是南翔同志主持。11月24日，是个星期天，座谈会正式开始，地点在人民大会堂。座谈会开了不止一天，开始是分组座谈，最后一次开大会总结。有80多位当年领导和参加过“一二·九”运动的老同志、首都16所高校120位同学教师出席。在纪念“一二·九”运动50周年期间，除了上述活动，蒋校长还直接参加了清华大学的三次纪念活动：第一次是11月2日下午在工字厅东厅召开的与学生的座谈会；第二次是12月7日下午在大礼堂召开的全校纪念“一二·九”大会；第三次是12月8日在主楼接待厅和主楼后的青年广场，召开“青年广场”名牌揭幕仪式，蒋校长为名牌揭幕。恕我用这许多繁芜的语言记叙上面的这些活动。因为这些活动是在校长的晚年，在他身体状况不好的情况下进行的，很能够说明蒋校长为教育事业、为清华、为年轻一代是怎样呕心沥血、顽强地工作的。

蒋校长，他是清华的忠诚的儿子；同时，他又像父亲对待孩子一样始终关爱着清华。他曾在清华园这片土地上读书，又在这片土地上从学生运动开始投身革命。他是新清华的首任校长，为清华大学呕心沥血、极尽操劳。还是在这片土地上，在非正常的年代，他受到不公正待遇，挨批斗、被“劳改”，直至送进监牢，但他却“身虽囚，心如旧”，坚持真理，一生情愿作人民的牛。在“拨乱反正”之后，他不计旧怨，不改初衷，依然眷顾着他所熟悉的这片土地，经常呵护，时时提醒，生怕她出错、栽跟头，希望她为国分忧，担负更多的责任，直到他不得不离开这片土地。

蒋南翔同志对清华始终寄予厚望。他在1960年任教育部副部长后，仍然兼任清华大学校长和党委书记，直到1966年文化大革命爆发。在前面提到的1987年4月23日的谈话中，他还谈到，现在清华大学在高等学校中要意识到自己的责任，清华有基础，有条件，要做中流砥柱，要坚持马克思主义，有错误修正错误。他还谈到，清华要把研究马列主义和自然科学结合起来，要研究系统论、控制论。他说，清华要留一些过去培养的人。我们党现在理论队伍人少，水平也不够高。现在一些人对马列主义没研究，对实际状况也没研究，做了资产阶级的俘虏。他还谈了学哲学的重要性等。谈话已经过去26年了，历史已经作出了结论。他重视教育，关心清华，不是为了小团体的利益，更不是为一己私利，是为国家的前途着想，为年轻一代的健康成长操心。他的这些思想是富有远见的。

不跟风，实事求是，坚持真理，做事要经得起历史的检验，蒋校长自己是这样做的，也是他经常告诫我们的。给我印象深刻的是1983年1月28日晚上，他在清华主楼接待厅的讲话。那是为纪念清华辅导员制度30周年举行的一次茶话会，除了辅导员、班主任代表参加，蒋南翔、艾知生等老领导也都到会并讲了话。蒋校长讲了昌平沙河上朝宗桥的故事。明朝皇帝为了解决因修建皇陵后造成交通不便的问题，派了两位大臣，在沙河上一南一北建两座桥，赵朝宗负责北桥，另一人负责南桥，南桥修建偷工减料，用现在的话讲就是修了一个豆腐渣工程，当然很快便完工，到皇帝面前“争宠”。而赵朝宗修北桥，用好材料，精心施工，不抢工期。当然完工较迟，花钱也比南桥多，为此受奸臣诬陷，被午门斩首，修南桥的奸臣却受到封赏。几年后的一个夏天，京北大水，南桥冲垮，北桥却屹立不动，皇帝至此才恍然大悟，令人在北桥桥头竖石碑刻上“朝宗桥”三字，以示纪念。现在沙河上的朝宗桥就是四百多年前的北桥。蒋校长以此生动的历史故事为例告诫我们，无论做什么事情都要对人民负责，对国家负责，对党负责，要能经得起历史的检验，他的话至今仍萦绕在耳。

蒋校长离开我们已经有25个年头了，记住他的话，学习他的精神和作风，就是对他最好的纪念。

（作者：北京电影学院原党委书记、院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