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传统政治哲学的道德理想主义 （3）

对官员、读书人道德修养的强调在儒家思想中居于关键地位。“君子之仕也，行其义也。”40自孔子创立儒家学说之始，读书人就被儒家赋予了推行仁道于天下的重任。德国学者马克斯·韦伯认为，中国的统治阶层“现在和过去，整整两千年以来，始终是士”。41儒家对这个群体道德修养的要求成为其德治理论的中心内容。这个群体道德修养的基点是弘道，所谓“人能弘道，非道弘人”。42孔子所讲的道，就是“安百姓”的利民之道。由此出发，读书人就需要高度重视道德修养，“士不可以不弘毅，任重而道远。仁以为己任，不亦重乎？死而后已，不亦远乎？”43读书人要做官，修己是根本，在修养自己的基础上，妥善处理与君主和民众的关系。所有儒学思想家都从人性与修养关系角度构筑起人性学说，而且不论其对于人性判断如何，儒家一贯主张人性存在着修养和教化的可能性，从而把道德置于社会生活秩序的中心地位。

中国传统道德文化思想的科学评价

中华民族以崇尚道德而称誉于世，在漫长的历史岁月里，人们在认识和改造自然的同时，也不断认识和改造自身，认识和调节人与人之间、个人与社会之间的各种关系，形成了中华民族优秀的道德传统。道德文化思想是中华民族的先哲们留给我们的重要精神遗产，它作为儒家学派的思想精髓，对春秋战国以来的封建统治以及社会经济发展发挥了不可磨灭的重要作用。正因如此，我们才有必要对传统道德文化思想作认真的比较分析和科学评价，为建设社会主义和谐社会提供有价值的理论支撑。

以儒家为代表的道德文化学说是一个历史性的社会意识。在浩瀚的历史文化典籍中，在大量的民间故事中，记载和描述了中华民族美好的理想与追求、高尚的道德情操和伦理理念。先秦是儒家学说肇始并基本成型的关键时期，孔子、孟子周游列国，游说诸侯，不辞劳苦，倡导仁政。但是他们都无功而返，没有哪个统治者采纳他们的治国思想。之所以出现这种情况，从根本上讲，是由于儒家思想不适应当时生产力和社会发展的客观需要。“当时儒家思想不被用是完全符合历史发展的规律的”，44在当时的历史条件下，“礼崩乐坏”，奴隶制度行将灭亡，封建制度呼之欲出，新兴地主阶级雄心勃勃地要夺取政权。对他们来说，“克己复礼”的孔孟之道远不如法家的思想来得实在。事实上，秦王嬴政也正是因为采用了严刑峻法，从而彻底地打碎了奴隶制国家，建立了中国历史上第一个中央集权封建专制帝国。

儒家道德文化思想真正成为占统治地位的意识形态是在西汉时期，尤其是汉武帝统治时期。法家思想在秦朝被统治者推向极端，成为统治民众的思想来源，暴政破坏了社会秩序，破坏了生产力的发展。秦迅速灭亡的历史给西汉统治者留下了深刻的教训，因而，他们对重视民众力量的儒家思想采取了接纳的态度，奉行德主刑辅的治国思想，缓解统治者与民众的矛盾，以求其统治的长治久安。因为儒家思想符合中国小农经济的需要，它才能够成为中国古代社会居于主流地位的思想形态。

儒家思想与中国古代宗法性社会结构结为一体。中国古代社会是以血缘为纽带的宗法社会。宗法社会结构的基础是小农经济。在小农经济条件下，家庭是基本生产单位，家长是管理者，单个家庭又归属于一个家族，家族是社会制度的基层单位，宗法制度是在中国古代历史中自然形成的。夏、商、周三代，都是从氏族转变为政治国家，宗族与国家联系十分密切。个人在政治国家中的地位与其在宗族当中的地位是一体的，政治国家与血亲宗族两套系统合二为一，在政治上导致的一个结果就是政治关系分成两个侧面，“其一是奴隶主阶级对于奴隶阶级的压迫与被压迫的关系，其二是奴隶主阶级内部的家族、宗族和亲戚之间的关系”。45为了达到维持社会生活秩序的目的，统治者采取“礼”调整统治阶级内部的关系，采取“刑”调整统治阶级与被统治阶级的关系。“礼治”的核心内容是幼从长，疏让亲，卑从尊。孔子提出“君君，臣臣，父父，子子”四种伦理关系，孟子提出“父子有亲，君臣有义，夫妇有别，长幼有序、朋友有信”五种伦理关系，以及汉代董仲舒提出“三纲五常”，都是对中国古代宗法社会现实的反映和对这种关系的自觉维持。儒家伦理思想与中国古代宗法社会结构之间的呼应，促使儒家思想成为主流意识形态。

中国古代的德治作为社会政治的一种手段，是从上到下、从国到家、从长到幼实行的一种系统的道德教育。通过这样的教育，使人们按照“应当”即社会的伦理道德规范去处理社会关系和对待自己的言行，力图收到刑罚不用而国泰民安的效果。

儒家学说具有超越时代思想价值的魅力。孔子的德治思想就是主张统治者应该靠“德行教化”的作用来实行统治，其内容包括两个方面：一是对劳动人民施加小恩小惠进行怀柔；二是用统治阶级的道德进行教化，使劳动人民就范。当统治者的“以德服人”不能奏效时，孔子又主张“以力服人”。他说：“政宽则民慢，慢则纠之以猛。猛则民残，残则施之以宽。宽以济猛，猛以济宽，政是以和。”46孔子所提倡的“德治”并不是不要法的职能，而是主张“宽猛相济”，“德”与“刑”交替使用。同时，孔子还提出了“举贤才”的主张，并把它作为管理政事的一项基本原则，认为只有“贤者”当政，国家才能治理好，后人把这种主张称作“贤人政治”或“人治”。尽管孔子的“人治”思想具有英雄创造历史的唯心史观，但也有积极的一面。他说：“政者，正也。子帅以正，孰敢不正。”47“不能正其身，如正人何？”48按照儒家的思路，天下正当的统治者是德行高尚的人，德行是继承人的唯一标准。当然，儒家学说的民本思想并非民主精神，“民本思想的根本缺失，即在于对君主专制的承认和契合”。49孔子以“圣”称呼统治者为最高境界，而这个“圣”的标准就是“博施于民而能济众”。50儒家思想民本精神的集中表现在于主张“人民的利益是国家和社会的价值主体”。51儒家思想在成为中国古代专制政治主流意识形态的同时，与封建专制制度之间也存在着对立紧张的关系。“优秀的文化传统与封建主义的历史局限性成了一个尖锐的对照。”52这种对立紧张关系，主要表现为儒家学说的民本主义特质。

从上述分析来看，儒家的道德文化思想（后经融合法家思想）统治了封建中国两千多年。统治者最终选择了儒家思想作为官方意识形态，是因为儒家思想适应了新兴的经济基础，能够促进社会生产力的发展，能够为统治阶级的统治提供正当性的论证。道德文化思想不仅要求民众要遵守仁义道德等社会规范，更重要的是它认为民众是否遵守道德规范要靠榜样和感化，尤其值得注意的是，儒家强调道德教化的作用，而慎重对待刑杀手段，通过对德行高尚与否标准的设立体现民众意志，是儒家民本思想的明显表现。这也是我们在探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民主政治条件下道德文化建设问题时，需要借鉴和弘扬中国优秀传统道德文化思想的原因所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