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颐武：中国社会应有语言素养自觉

时下，北京中高考改革“英语降分、语文升分”的举措引发热议。外语学习的“疯狂浪潮”是否褪去仍有待观察。然而我们需要思考的问题是这种“弱化英语、强化国学”的举措仅仅是教育教学方面的革新还是折射出中国人自晚清以来的主体性焦虑？汉语和英语之间是否存在难以跨越的语言鸿沟与国别壁垒？在诗歌式微的时代，公共语言使用的素养又当如何提升？带着这些问题，时代周报采访了著名评论家、北京大学中文系博士生导师张颐武教授。

把学外语和本土文化传承对立起来没有意义

时代周报：最近，北京中高考改革“英语降分、语文升分”，这一降一升引发了全社会的热议和联想，有人说这是一种倒退，有人说这折射了当代文化观念的转变，你对此怎么看？

张颐武：我觉得这个事情不宜也不必上升到中西文明这个高度，它还是一个技术性的问题，把学外语和本土文化的传承、中华文化的发扬这样的问题对比起来，其实是一个没有意义的事情。弘扬中华文化，或者建立我们的文化自信，这和学英语之间不是一个互相对立的关系，不是说学了英语，弘扬上就差了，或者说弘扬文化就要少学英语，这两者之间也没有一个因果关系。

学习英语，在一百多年来我们中华民族的奋斗中间，实际上占有一个非常重要的位置，一直是中国现代文化里面非常重要的一个部分。当年，从严复和林琴南开始大家做翻译，比如，林琴南不懂英文都要做翻译，就说明当时对外部世界是多么渴望。在学习英语的过程中间也出现了很多优秀的学者，比如说中西兼通的钱钟书先生，他是外语系出身的，这并没有妨碍他对中华文化的了解，反而有助于发挥跨文化的力量。所以，英语学习并不是一个坏的事情，我觉得社会应该有一个明确的共识。

时代周报：歌德说过一句话：“不知别国语言者，对自己的语言便也一无所知。”

张颐武：当然了，跨文化的理解必须要有多语言的能力、跨语言的能力。学英语这个事情没有什么值得争议的，因为每个人都知道英语是世界性的语言，现在就是技术性的问题比较多。第一，中国人学得好多年还是“哑巴”英语，应考能力很强，但还不太能用，在交际时只能说一些最简单的话，稍微复杂一点的用起来就比较难。这是我们要提高的，学了很多年效果不是很好，效率不是很高。当然，日本也出现这种情况，学习的热情很高，但学习效果不是很明显，张嘴的能力比较弱。第二，学英语搞成了一门心思只是学“英语”，其他的文化上的修养还不够，自己的母语的情况很低迷，这种情况也的确存在。

但是，这些都不宜上升到文化冲突这样的高度去解决，因为它本身不是一个文化冲突的问题，还是一个技术性的问题。

我觉得现在英语学得不好，效率不高大家有很多怨言，而且学生也有很多苦恼，包括学不好造成的苦恼，这个也是存在的。中国人学外语，有西班牙语、法语、德语等各种不同的小语种，最大众的还是学英语。中国人目前的整个英语水平还是相当高了，尤其是年轻人，我看二十多岁的学生，有些人英语好得不得了了。

时代周报：总的来说，中国人对英语的学习是非常重视的，甚至是到了狂热的程度，最典型的是李阳的“疯狂英语”，因为从个人发展的角度来说，学好英语意味着更多的机会、更好的工作，甚至是更高的地位。

张颐武：对，培训也比较多，因为国际交流需要它，需求量真的很大。所以，现在学英语还是人生中非常方便的一个事情，一个很有用的工具。所以我认为，因为英语学习的效果比较低迷，最近出现的试图通过改革达到实际的交际能力的提高，运用方式的提高，是一件好事情。

我倒觉得，这个事情现在应多做技术性的探讨，怎么样对学生、对整个社会发展更有利、更方便，一些地方的英语考试的分数调整，其实是一些局部的探讨。我觉得既不宜说这个事情完全不可行，也不宜说这个是未来的大趋势，两方面都不要这么极端，大家在尝试中间做探讨就好了。需要更多的改革，改得更实用、更好，不是仅仅为了考试，改得更有应用型，对交流、互动更有用，这个我觉得是需要的。第二个就是考试的改革怎么样能更灵活？有弹性？因为北京的改革还比较有弹性，一次失败了还有第二次。

时代周报：之所以出现这种“弱化英语、强化国学”的主张，这背后是不是反映出中国人自晚清以来的主体性焦虑。